明代太學中的差遣歷事法

題記：本文節自拙著《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差遣、歷事做法的變動，與明中央政府對監生數量的控制密切相關。而對監生數量的控制，又與明中央政府部門的人員變動有關。所以太學的差遣、歷事方法，不僅僅關涉對太學生能力的訓練，而且也反映出其他的一些問題。今刊於此，願與同好者共商之。

差遣和歷事，嚴格地說來，並不提供監生的真正出路，它只不過是監生在獲得正式的做官資格前的預備工作。其中差遣是國家臨時有事，差派監生協助辦理；歷事是國學選派學生到京城各衙門處理一定的事務，屬於「掛職鍛煉」。二者是互不相同的兩件事。

1、差遣歷事的變化

派遣監生辦事或歷事，在明初就開始了。據記載：洪武七年十一月，賜諸司歷事監生文綺衣；洪武八年七月，又詔國子生於諸司歷事有未娶者，賜錢婚聘。[i] 以此可見，國子生歷事的做法，在洪武七年以前就已經不是個別的事例了。《明太祖實錄》卷九四稱：

上以儒生專習書史，未諳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為猾吏所侮，乃命於諸司習吏事。

從這條材料看，選用國子生到中央各部門歷練政事，其實是為了讓他們熟悉未來工作中的某些事務，以防止將來真正做官時，因不熟悉工作要領而被下屬所欺。因此，歷事的做法，雖然客觀上提高了國子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但在更多的方面，卻是與國家意圖通過未來的官僚進行統治的思想密不可分。

與這種歷事有所不同，明初也還派遣一些國學學生外出辦事。如洪武九年浙江水災，乃派遣國子生田齡等往查看。洪武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徵收商稅未達到額定數量，乃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前往核實。[ii]此外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遣國子生鐘必興等14人巡視山東流民。[iii]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國子監生解奎等43人於在京各衛講說《武臣大誥》。[iv]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遣監生潘文等170人，偕歷事官王克敬等分往各布政司，考校諸司案牘。[v]洪武二十七年八月，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vi] 凡此之類，在《明太祖實錄》和《南雍志》中還可以找出一些。這類派遣，一般時間很短，事完後回監繼續肄業。

洪武二十九年六月，命吏部選國子生年30以上者，分撥在京各衙門歷練政事，每月給米一石。[vii]歷事三個月後，由所在部門進行考核，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懶等引奏。凡勤謹者，送吏部上選簿，仍令歷事，等到有官闕時，以次取用；考核平常的人，再歷；才力不及者，送監讀書；奸懶者充吏。建文二年，修訂《監生歷事考核法》，規定：歷事各衙門者，以一年為期，由所在部門考核，分上、中、下三等引奏。上等者，不拘官格予以任用。中等、下等者，再歷事一年，若再考上等，則依上等用；若考核為中等，則不拘品級，隨材任用；考下等者，回監讀書。

據記載，當時各衙門歷事監生，主要是協助該部門處理政務，所以責任較重。這類工作，後來被稱為「正歷」。與此略有不同的是派往內府及各衙門辦事、寫本等差，主要工作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稽算數目」，所以後來稱此為「雜歷」，這類學生通常稱為辦事監生。雜歷一般半年輪換一次。歷事監生在歷事結束後上選簿，通稱聽選監生。洪武年間，聽選監生一般在三個月後就可以授官。永樂初年，因官闕減少，歷事監生有一年以後仍未授官的。永樂二年，有內府辦事監生，半年後就得到官職，於是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奏請將內府辦事監生，在辦事結束後，仍回監進學，依次歷事出身。這個建議，得到了明成祖的批准。所以辦事監生，通常是不能直接停選的。

北京建立後，南京的事務相對減少，這一點，在監生歷事上也有突出反映。明宣宗即位時，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就因此而裁減了歷事監生50人。於是在宣德元年五月，監生秦和等47人就因各衙門裁減歷事人數而返回太學。

裁減歷事人數，本來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但它卻給國子監的學生出路帶來了重大影響。由於國子監生的直接出路並不多，所以歷事聽選乃是他們走上仕途的主要希望，而歷事人數的減少，無疑給希求借助歷事出身的學生當頭一棒。因此，到宣德初年，南京國子監中的監生，就已經有人年老不堪任用了。

為此，宣德二年十月，巡按監察御史何文淵請求查勘兩監監生入監年月，循次相兼取撥。這一建議，最後以選取南監200人轉入北監而告終。宣德三年，在南監司業陳敬宗的建議下，各衙門的辦事辦事半年後，即需回監肄業。次年二月，行在禮部奏請訂立辦事、歷事人員的資格、期限，規定凡在京各衙門需要書寫奏本、算計數目的人員，則照舊送撥；若辦事和差使出外，則優先考慮在監年久的學生，其他人則依次撥用。而當時已經數次沙汰年老的監生，所以這一建議，多少對那些年齡漸長的學生是有益處的。

宣德九年十一月，明宣宗再令清理文職貼黃的監生，凡入監十年以上者，均照歷事出身。這條命令，開始將作為長差的清黃，納入與歷事同等的出路當中。宣德十年正月明英宗即位後，凡事皆從節省，所以兩京監生除收鈔及清理軍伍貼黃者外，其餘均放回原籍讀書。這年七月，明英宗亦令清理軍制軍職貼黃監生，照清理文職貼黃監生例出身，又賦予清理軍職貼黃以與歷事同等的待遇。正統元年，因清黃完畢，但武官誥命多未寫給，所以行在兵部又奏請在南北二監中，選取擅長書法的監生88人送行在。並規定三年滿日，比照歷事監生出身。自此之後，寫誥也就成了監生獲得差遣的內容之一。

監生撥歷，通常以入監年月為先後順序。既然如此，則先入監者自然近水樓台。亦因如此，那些無志於學的人往往鑽此空子。為堵塞漏洞，正統三年，南監祭酒陳敬宗奏准以實坐班月日淺深為次撥歷，凡給假回家而違限不復監的，自給假之日起，全作虛曠處理。正統五年，作為對前條命令的進一步補充，規定：三法司寫本、分巡一年出身者，在應該歷事的監生內取用；兵部、戶部、清軍、寫誥、天財庫辦事三年出身者，於入監五年的監生內取用。印綬監清黃、續黃三年、仍歷事二年共五年出身者，於入監三年的監生內取用。

以坐班時間長短而定撥歷順序，雖然可以補救以入監先後循序撥歷的弊病，但如何計算坐班的時日，卻是一個大問題。原因就是，在那以前，凡是省親、丁憂等返回家鄉的，這一段時間仍作坐班月日。而這一點，又使人有空可鑽。為此，正統七年，北監祭酒李時勉奏請將省親、丁憂月日俱不作坐班。故此之後，凡省親、丁憂、送子、養病、送喪等給假者，在家的日子，均作虛曠。但凡事各有利弊，省親、丁憂，人倫大節，若作虛曠，顯然不孚眾情，於是正統八年，又將前項措施改為：凡未超假者，均不作虛曠；托故超期者，即便有地方上出具的證明，也不准不作虛曠。[viii]

以坐班時間長短而定撥歷順序，到景泰年間又經歷了一次考驗。由於將大批學生放回家鄉依親，在監監生人少，所以坐堂的學生中，已經難尋年深的監生。於是景泰四年，在北監祭酒王恂的請求下，令監生坐堂五年者，辦事、歷事二年出身；坐堂四年者，辦事、歷事三年出身；坐堂三年者，辦事、歷事四年出身；坐堂一年二年者，只令辦事，不許歷事出身。實際上，凡通過辦事、歷事出身者，包括坐堂、辦事、歷事時間在內，前後至少需要七年。

與此同時，由於在監監生人少，所以歷事時間無法太短，否則監生人數就不夠撥歷。故此，景泰四年，又修改了監生歷事、辦事的時間：正歷一年三個月，寫本一年，長差三年。[ix] 把正歷由原來的三個月而增加到一年三個月，實際上是把原來每年可以撥歷出身的人數，減少了4/5。以此可見，當時在監監生的人數，應是極其有限的。

也就在這一年，為規範撥歷，令北京國子監刊置格眼紅單，每季給予學生，親自填寫年齡、籍貫及入監、復監年月，並寫明實坐班時日、復監路上所用日期。復監所用的時間，算作實際坐班的時間之內，不作虛曠。依據此單，按前後順序撥歷。[x]

雖然前後救弊措施層出不窮，但卻沒有一個沒有空隙。天順二年，為確切把握監生在監、在家情況，為撥歷提供依據，令國子監六堂各置通知文簿一扇，附寫監生年甲、籍貫並到監日期，後遇丁憂、省祭等項，亦各附寫。如有患病等項事情，則寫清虛曠若干月日、實坐堂若干月日，憑此查考撥歷。[xi]天順三年，針對監生中在家丁憂，往往父母連續去世，其丁憂因未超期，所以依然作坐堂月日，故復監之後，往往可以先獲撥歷，以致眾人不平。為此，又令丁憂復班監生，坐堂或辦事半年，方許撥歷。

天順六年，由於監生人數大增，為疏通壅滯，乃令減歷。凡歷事監生三個月考勤後，再歷九個月，前後共一年，比景泰四年所定少了三個月；寫本者亦以一年為滿。照此計算，正歷減少了三個月，即把原來每年撥歷出身的人數，增加了1/4。[xii]

天順八年明憲宗即位，鑒於監生積滯數多，乃下令再減歷數，把正歷減作六個月，寫本減為八個月，長差減為一年六個月。[xiii]以正歷計算，則無異於將原來每年撥歷出身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到了成化六年，由於在監監生人數再度下降，而整頓教學、提高教育質量的問題也被提出，於是在吏部的建議下，明憲宗令將天順八年和成化元年放回依親的監生行取復監，而將成化三年以後監生，不管新收、舊管，一律坐堂肄業。而撥歷一事，則正歷、寫本照依天順六年事例進行。成化七年，又將正歷減少了兩個月。之後在成化十一年，又臨時將正歷改作六個月，寫本改作八個月，而凡例該一年半的，則一律改作一年。[xiv]

經過了成化年間二十餘年的調整，到弘治初年，在監的國子監生人數又開始「入不敷出」。弘治八年五月，北監祭酒林瀚增開科、貢，並變動撥曆法。於是禮部定議：從弘治九年始，正歷監生在三個月考勤後，仍需再歷一年，總共一年三個月；其餘寫本為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匠均三年。[xv]

歷事時間的延長，也等於坐監監生坐堂肄業時間的延長，因而上述修改，多少也可以改善國子監的教學質量。故禮部的上奏中，就以「庶諸生坐監稍久，各司差撥不缺，不惟監學舊制可復，而仕途亦不至壅滯」，作為這次更動撥曆法的基本理由。而這種想法，顯然也是當時國學教育所需要考慮的問題。弘治十一年，令監生依親、水程（路程），俱不計算在實坐堂時間之內，而撥歷只依據食糧月日的長短循序取撥。[xvi]由於「食糧」（監生支取饌糧）的日月只依據監生坐不坐監決定，所以以食糧日期作為撥歷的依據，其實是把監生實際肄業的時間，當作了他們獲得撥歷的前提。顯而易見，到弘治年間，國子監對內部教學質量的整頓，實在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辦事、歷事的辦法，在此後還有其他一些變化。弘治十二年，令監生內府雜差，按照歷事事例，一年滿日上選。弘治十四年，奏准監生六科辦事，照歷事例一年滿日上選。這種做法，其實是將本來只屬於辦事範圍的事項，納入歷事的範圍之中，從而使得監生的歷事出身又有所寬鬆。

弘治十五年，大約是因為監生人數又逐漸回升，又令監生正歷一年三個月者，減三個月；長差三年者，減一年。若監生願意依親，則照舊放還。[xvii]正德五年秋，令正歷減四月，雜歷減兩月，長差減六個月。正德八年，又因坐班人寡，不敷差撥，令照弘治十五年事例，照舊歷滿，方與起送撥補。

但坐班人少的現象，並沒有很快消失。嘉靖十年，在禮部尚書李時的奏請下，明世宗下令凡歷事三個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匠三年。並要求以後入監的學生，「遵照祖宗監規，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果有才學超越異常的，取自上裁擢用」。於是減去正、雜歷名額135名，添正歷為15個月、雜歷12個月，而長差則增至36個月。[xviii]

減額、添歷的做法，比較有效地限制了坐堂監生的減少。而在此同時，明世宗又在嘉靖十四年重開納銀入監事例。所以到嘉靖十五年，在監監生的人數有開始增加，以致又有壅滯之歎。故嘉靖十五年八月，又重新將歷事、辦事的時間恢復到先前的時間，並同時恢復了減去的歷額。

撥歷在嘉靖年間還發展出了新的花樣。據《明世宗實錄》卷二五四載嘉靖二十年吏科給事中李泰上書，已經提到要整頓監生請人替代歷事的事。據此推斷，在嘉靖二十年以前，監生歷事已經發展到可以化錢僱人代役的程度。又《明太學志》卷七記載：

且近復開贖歷之條，取代益速。正歷或覓人以冒役，而雜歷惟輸寫本之值。祖宗作人之法，亡失殆盡。正歷可冒，遂使貧而自歷者苦流等之非人；雜歷輸值，是以太學所養之士而供諸司顧役之需。此皆前代所未聞也。

所謂「雜歷輸值」，指的是可以用錢來替代自己去歷事。根據這裡的說法，似乎這種做法還是被公開允許的，否則「開贖歷之條」的說法就不成立了。

隆慶、萬歷以後，歷事之法，依然依據監生在監的人數多少而予變換。如隆慶五年、萬歷元年，因恩貢導致監生人數增多，於是又請求增歷。[xix]萬歷二十一年，北監司業周應賓題請定撥坐班月日、並長差、均雜歷、裁革短差、嚴促久曠生徒諸事，得到批准。其中規定：凡長差、雜歷，坐班之日，新納監的為一年，舊納監的為五個月，歲貢生為四個月，舉人、官恩生皆為一年，而後由吏部分撥，通融均派；而寫本等項監生，也必須親身歷事，不許請人代役。凡御馬監、天財庫短差，除舉人、官恩生、歲貢生坐班日少俱不准撥外，舊納監者坐班三個月、新納監者坐班六個月，方准撥歷。[xx]根據這條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到萬歷中期，國子監中撥歷的周轉時間，已經不超過一年了。可以想見，在此之前，國子監學生坐班的時間，實際比這還要少得多。

歷事本身，原本是因為擔心監生只注重書本，不瞭解實際工作的情形，而採取的一種強化未來官僚實際工作能力的做法。但到後來，監生除科舉外，非歷事，不得授官，使得歷事成了監生出仕的必經之路，於是歷事就成為一種形式。由於歷事、辦事監生通常需要協助處理政務或從事一些雜物，國家樂此不疲，事實上是利用歷事、辦事監生的勞動而減少官、吏的數量，從而減少一定的財政開支。但不幸的是，歷事、辦事在監生獲得做官資格上的重要性，使得追求盡早歷事、辦事比追求更好地學習更受重視，歷事、辦事就由原來強化學習的效果而走向它的反面，成為干擾國子監教學質量的最大因素。

2、差遣歷事的類型及其數量

明代國學監生的差遣歷事，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即正歷、雜歷和長差。正歷、雜歷、長差的內容、人數和時間，在不同的朝代並不完全一樣，在南京和北京也有所不同。

根據有關資料，弘治以前，南北兩監的差遣、歷事的名額可作如下劃分：

圖表 15  明代監生歷事名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