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文選
三民主義（一九二四年一月至八月）
民族主義第二講（二月三日）
民族主義第三講（二月十日）
民族主義第四講（二月十七日）
民族主義第五講（二月二十四日）
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月二日）
民權主義第一講（三月九日）
民權主義第二講（三月十六日）
民權主義第三講
民權主義第四講（四月十三日）
民權主義第五講（四月二十日）
民權主義第六講（四月二十六日）
民生主義第一講（十三年八月三日）
民生主義第二講（八月十日）
民生主義第三講（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民生主義第四講（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李鴻章書（一八九四年六月）
興中會章程（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倫敦被難記（一八九七年初）
敬告同鄉書（一九○三年十二月）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太平天國戰史》序（一九○四年）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
《民報》發刊詞（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軍政府宣言（一九○六年秋冬間）
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在武昌十三團體聯合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在上海同盟會機關的演說（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一九一四年秋）
致黃興書（一九一五年三月）
討袁宣言（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建國方略（上）（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中）（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下）（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護法宣言（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改造中國之第一步（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救國之急務（一九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關於五四運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一九二○年五月十六日）
五權憲法（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促徐世昌引退電（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
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
徐世昌退職後對外宣言（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就陳炯明叛變事件致海外同志書（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
和平統一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
致犬養毅書（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党義戰勝與黨員奮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九日）
宣傳造成群力（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在廣州商團和員警聯歡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四日）
中國之現狀及國民黨改組問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歡宴國民黨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對於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復蘇聯代表加拉罕賀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關於列寧逝世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致蘇聯代表加拉罕哀悼列寧逝世電（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
三民主義（上）（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三民主義（中）（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三民主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月）
對駐廣州湘軍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廣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慶紀念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四月四日）
在廣州市工人代表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告誡同志（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在廣州農民聯歡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一屆畢業禮的演說（一九二四
為商團事件對外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致英國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歡迎蘇聯軍艦祝詞（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致蔣介石函五件（一九二四年十月）
時局宣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與長崎新聞記者的談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神戶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及閘司新聞記者的談話（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入京宣言（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複段祺瑞闡述善後會議主張電（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遺囑（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致蘇聯遺書（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
自序
自《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書出版之後，予乃從事於草作《國家建設》，以完成此帙。《國家建設》一書，較前三書為獨大，內涵有《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八冊。而《民族主義》一冊已經脫稿，《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二冊亦草就大部，其他各冊，於思想之線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而問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陳炯明叛變，炮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毀去，殊可痛恨！
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鬥，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於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今民族主義適已講完，特先印單行本，以餉同志。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為參考，只於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尚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為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無可限量也。
民國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孫文序於廣州大本營
民族主義第一講（一月二十七日）
諸君：
今天來同大家講三民主義。什麼是三民主義呢？用最簡單的定義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什麼是主義呢？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後完全成立，何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呢？因為三民主義系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三民主義即是救國主義，試問我們今日中國是不是應該要救呢？如果是認定應該要救，那麼便信仰三民主義。信仰三民主義便能發生出極大勢力，這種極大勢力便可以救中國。
今天先講民族主義。這次國民黨改組所有救國方法，是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通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中國近十餘年來，有思想的人對於三民主義都聽慣了，但是要透徹瞭解他，許多人還做不到。所以今天先把民族主義來同大家詳細的講一講。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講，我可以用一名簡單話，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個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久，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強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家性命。像廣東兩姓械鬥，兩族的人無論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總是不肯罷休，這都是因為宗族觀念太深的緣故。因為這種主義深入人心，所以便能替他犧牲。至於說到對於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於宗族而止，還沒有擴張到國族。
我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便不適當。外國人說民族和國家便有分別。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哪遜」這一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家族，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兩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不容混亂。在中國文中，一個字有兩個解釋的很多。即如「社會」兩個字，就有兩個用法：一個是指一般人群而言，一個是指一種有組織之團體而言。本來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不容易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我說民族就是國族，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便不適當呢？因為為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外國有一個民族造成幾個國家，他們國內的民族是用白人為本位，結合棕人、黑人等民族，才成「大不列顛帝國」。所以在英國說民族就是國族，這一句話便不適當。再像香港，是英國的領土，其中的民族有幾十萬人是中國的漢人參加在內，如果說香港的英國國族就是民族，便不適當。又像印度，現在也是英國的領土，說到英國國族起來，當中便有三萬萬五千萬印度人。如果說印度的英國國族就民族，也是不適當。大家都知道英國的基本民族是盎格魯撒遜人。所以在外國便不能說民族就是國族。但是族和國家是人一定界限的，我們要把他分別清楚有什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是用什麼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團體，便是國家。像造成香港的原因，並不是幾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的，是英國人用武力割據得來的。因為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中國打敗了，把香港的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久而久之，才造面現在的香港。又像英國造成今日的印度，經過的情形也是同香港一樣。英國現在的領土擴張到全世界，所英國人有一句話說「英國無日落」。換一句話說，就是每日晝夜，日光所照之地，都有英國領土。譬如我們在東半球的人，由日出算起，最先照到紐絲蘭、澳洲、香港、星加坡，西斜照到錫蘭、印度，再西到阿顛、馬兒打，更西便照到國。再輪到西半球，便有加拿大，而循環到香港、星加坡。故每日二十四點鐘，日光所射之時，必有英國領土。像英國這樣大的領土，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毫不能加以勉強。像香港的幾十萬中國人，團結成一個民族，是自然而然的。無論英國用什麼霸道，都是不能改變的。所以一個團體，由於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是民族，由於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便是國家，這便是國家和民族的分別。
再講民族的起源。世界人類本是一種動物，但和普通的飛禽走獸不同。人為萬物之靈。人類的分別，第一級是人種，有白色、黑色、紅色、黃色、棕色五種之分。更由種細分，便有許多族。像亞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來族、日本族、滿族、漢族。造成這種種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說是自然力，分析起來便很複雜。當中最大的力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的。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所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什麼地方有水草，便遊牧到甚麼地方，移居到什麼地方。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蒙古能夠忽然強＊。就本於此，當蒙古最強朝的時侯，元朝的兵力，西邊征服中央亞細亞、阿刺伯及歐洲之部分，東邊統一中國，幾幾乎征報日本，統一歐亞。其他民族最強盛的象漢族，當漢唐武力最大的時候，西邊才到裡海。像羅馬民族武力最大的時候，東邊才到黑海。從沒有那一個民族的武力，能夠及乎歐亞兩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樣強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夠那樣強盛的原因，是由於他們人民的生活是遊牧，平日的習慣便有行路為怕遠的長處。第三大的力是「語言」。如果外來民族得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逐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來，若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統相同，語言也同，那麼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語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個力是「宗教」。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猶太兩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猶術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猶術人散在各國的極多，世界上極有名的學問家象馬克思，像愛因斯坦，都是猶太人。再像現在英國各國的資本勢力，也是被猶太人操縱。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徒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夠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為他們有謨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象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第五個力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行結合成一個民族。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所以用這五種力和武力比較，便可以分別民族和國家。
我們鑒於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望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瞭解，然後才能發揮光大，去救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拮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什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外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恨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我們要提倡民族主義來挽救中國危亡，便先要知道我們民族的危險是在什麼地方。要知道這種危險的情形，最好是拿中國人和列強的人國比較，那便更易清楚。歐戰以前，世界上號稱列強的有七八國，最大的人英國，最強的國有德國、奧國、俄國，最富的有美國、新起的日本和意大利。歐戰以後，倒了三國，現在所剩的頭等強國，只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和意大利。英國、法國、俄國、美國都是以民族立國。英國發達，所用民族的本位是盎格魯撒遜人，所用地方的本位是英格蘭和威樂斯，人數只有三千八百萬，可以叫做純粹英國的民族。這種民族在現在世界上是最強盛的國家。推到百年以前，人數只有一千二百萬，現在才有三千八百萬，在此百年之內便加多三倍。
我們東方有個島國，可以說是東方的英國，這個國家就是日本。日本國也是一個民族造成的，他們的民族叫做在和民族。自開國到現在，沒有受過外力的吞併，雖然以元朝蒙古的強盛，還沒有征服過他。他們現在的人口，除了高麗、台灣以外，是五千六百萬。百年以前人口的確數，很難稽考，但以近來人口增加率之比例計算，當系增加三倍。故百年以前的日本人口，約計在二千萬上下。這種大和民族的精神，至今還沒有喪失。所以乘歐化東漸，在歐風美雨中，利用科學新法發展，維新五十年，便成現在亞洲最強盛的國家，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歐美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的人口比那一國都要多，至今被人輕視的原故，就是一則有民族主義，一則無民族主久。日本未維新之前，國勢也是很衰微，所有的領土不過四川一省大，所有的人口不及四川一省多，也受過外國壓制的恥辱。因為他們有民族主義的精神，所以便能發奮為雄，當中經過不及五十年，便由衰微的國家變成強盛的國家。我們要中國強盛，日本便是一個好模範。
用亞洲人和歐洲人比，從前以為世界上有聰明才智的只有白人，無論什麼事都被白人壟斷。我們亞洲人因為一時無法可以得到他們的長處，怎樣把國家變成富強？所以對於國家富強的心思，不但中國人失望，就是亞洲各民族的人失望。到了近來忽然興起一個日本，變成世界上頭等富強的國家。因為日本能夠富強，故亞洲各國便生出無窮的希望，覺得日本從前的國勢也是和再起的安南、緬甸一樣，現在的安南、緬甸便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能學歐洲，所以維新之後便趕上歐洲。當歐戰停止之後，列強在華賽爾討論世界和平，日本的國際地位列在五大強國之一。提起關於亞洲的事情，列強都是聽日本主持，惟日本馬首是瞻。由此便可知，白人所能做的事，日本人也可以做。世界上的人種雖然有顏色不同，但是講到聰明才智，便不能說什麼分別。亞洲今日因為有了強盛的日本，故世界上的白種人不但不敢輕視日本人，並且不敢輕視亞洲人。所以日本強盛之後，不但是大和民族可以享頭等民族的尊榮，就是其他亞洲人也可抬高國際的地位。從前以為歐洲人能夠做的事，我們不能夠做。現在日本人能夠學歐洲，便知我們能夠學日本。我們可以學到象日本，也可知將來可以學到象歐洲。
俄國在歐戰的時候，發生革命，打破帝制，現在成一個新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和從前在不相同，他們的民族叫做斯拉夫，百年以前的人口是四千萬，現在有一萬〈萬〉六千萬，比從前加多四倍，國力也比從前加大四倍。近百年以來，俄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不但是亞洲的日本、中國怕他侵入，就是歐洲的英國、德國也怕他侵入。他們在帝國時代，專持侵略政策，想擴張領土。現在俄國的疆土占歐洲也到一半，領土跨占歐亞兩洲；他們這樣大的領土，都是從侵略歐亞兩洲而來。當日俄之戰時，各國人都怕中國被俄國侵佔後，又再去侵略世界各國，各國都被俄國侵佔。俄國人本有併吞世界志氣，所以世界各國便想法來抵制，英日聯盟就是為抵制這項政策。日俄戰後，日本把俄國趕出高麗、南滿以外，逐推翻俄國侵略世界的政策，保持東亞的領土，世界上便生出一個大變化。自歐戰以後，俄國人自己推翻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的國家變成新社會主義的國家，世界上又生出一個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成功不過六年。他們在社六年之中，改組內部，把從前用武力的舊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這種新政策，不但是沒有侵略各國的野心，並且抑強扶弱，主持公道。於是世界各國又來怕俄國，現在各國怕俄國的心理，比從前還要厲害。因為那種和平新政策，不但是打破俄國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不但是打破世界的帝國主義，並且打破世界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在各國表面上的政權，雖由政府作主，但是實在由資本家從中把持，俄國的新政策要打破帝種把持，故世界上的資本家便大恐慌，所以世界上從此便生出一個很大的變動。因為這個大變動，此後上的潮流也隨之改變。
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從前發生國際戰爭，最後的歐戰是德、奧、土、布諸同盟國和英、法、俄、日、意、美諸協商國兩方戰爭，經過四年的大戰，始筋疲力盡，雙方停止。經過這次大戰之後，世界上先知先覺的人，逆料將來歐洲沒有燒點可以引起別種國際戰爭，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場人種的戰爭，像黃和白人戰爭之例。但自俄國新變動大發生之後，就我個人觀察已往的大勢，逆料將來的潮流，國際間大戰免不了的。但是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同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和橫暴著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俄國革命以後，斯拉夫民族生出了什麼思想呢？他們主張抑強扶弱，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這種思想宣傳到歐洲，各種弱小民族都很歡迎，現在最歡迎的是土耳其。土耳其在歐洲之提，最貧最弱，不能振作，歐洲人都叫他做「近東病夫」，應該要消滅。到了歐戰，加入德國方面，被協商國打敗了，各國更想傳把他瓜分，土耳其幾乎為能自存。後來俄國出來打不平，助他趕走希臘，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到了現在，土耳其雖然不能成世界上和頭等強國，但是已經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這是靠什麼力量呢？是全靠俄國人的幫助。由此推論出來，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那些國家是被壓迫的呢？當歐戰前，英國、法國、要打破德意志的帝國主義，俄國也加入他們一方面，後來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中途還要回師，宣佈革命。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因為俄國人受壓迫太甚，所以要去革命。實行他們的社會主義，反抗強權。當時歐洲列強反對這種主義，所以共同出兵去打他，幸而俄國有斯拉夫民族的精神，故終能打破列強。至今列強對於俄國，武力上不能反對，便不承認他是國家，以為消極的抵制（現在英國已正式承認俄國）。歐洲各國何以反對俄國的新主義呢？因為歐洲各國人是主張侵略，有強權，無公理。俄國的新主義，是主張以公理撲滅強權的。因為這種主張和列強相反，所以列強至今還想消滅他。俄國在沒有革命之前，也主張有強權無公理，是一個很頑固的國家，現在便反對這項主張。各國因俄國反對這項主張，便一齊出兵打俄國。因為這個原故，所以說以後戰爭是強權戰爭和公理戰爭。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亞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抵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和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德國在一百年前，人口有二千四百萬，經過歐戰之後，雖然減少了許多，但現在還有六千萬。這一百萬內增加了兩倍半。他們的人民叫做條頓民族，這種民族和英國人相近，是聰明的，所以他們的國家便很強盛。經過歐戰以後，武力失敗，自然要主張公理，不能主張強權。
美國人口，一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有一萬萬以上。他們的增加率極大，這百年之內加多十倍。他們這些增加的人口，多半是由歐洲移民而來，不是在本國生育的。歐洲各國的人民，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地狹人稠，在本國沒有生活，所以便搬到美國來謀生活。因為這個原故，美國人口便增加多是由於容納，美國人的種族比那一國都要複雜，各洲各國的移民都有，到了美國之後就熔化起來，所謂合一爐而冶之，自成一種民族。這種民族，既不是原來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又不是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歐洲人，另外是一種新民族，可以叫做美利堅民族。美國因為有獨立的民族，所以便成世界上獨立的國家。
法國人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散在歐洲的國家有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移到美洲的國家有墨西哥、比魯、芝利、哥侖比亞、巴西、阿根延和其他中美洲諸小國。因為地南美洲諸國的民族都是拉丁人，所以美國人都把他們叫做拉丁美利堅。法國人口增加很慢，百年之前有三千萬，現在有三千九百萬，一百年內不過增加四分之一。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毛骨聳然！譬如美國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人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中國人不但不亡。並且吸收蒙古人。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變成漢人，像現在許多滿人都加漢姓。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只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為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從前滿洲人不牟征服中國民族，是因為他們只有一百幾十萬人，和中國的人口比較起來，數目太少，當然被中國人吸收。如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姥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被美國人所同化。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什麼時候調查得來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如果一個人生三子的便有獎，生四五子便有大獎，如果生雙胎的更格外有獎，男子到了三十歲不娶，和女子到了二十歲不嫁的，便有罰。還是法國獎勵生育的方法。至於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那一樣大罷了。且法國以農業立國，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每日都講究快樂。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斯，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裡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口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了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說是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訴冤，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像德國、法國因為經過此次大戰之後，死亡太多，想恢復戰前狀態，獎勵人口生育，一定要增加兩三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所以起戰爭的原故，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像從前蒙古、滿洲征服中國，是用不數征服多數，想利用多數的中國人做他們的奴隸。如果列強將來征服中國，是用多數征服少數，他們便不要我們做奴隸，我們中國人到那個時候邊奴隸也做不成了！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二講
自古以來，民族這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也很古，從有稽考以來的歷史講，已經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們的民族，自開始至今，至少必人五六得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是我們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較別種民族獨厚，故經過開時人事種種變更，自有歷史四千多年以來，只見文明進步，不見民族衰微。代代相傳，到了今天，還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這種希望，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的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經比較過了。像英國、俄國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國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天惠怎麼樣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以上，再過一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變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慢，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個先例可以用來證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紅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為紅番之地，他們的人數很多，到處皆有；但從白人搬到美洲之後，紅番人口就逐漸減少，傳到現在，幾乎盡被消滅。由此便可見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滅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快，更容易消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收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我們的民族便要被列強的民族所消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
中國受歐美政治力有壓迫，將及百年。百年以前，滿人據有我們的國家，仍是很強盛的。當時英國滅民印度，不敢來滅中國，還恐中國去干涉印度。但是這百年以來，中國便失去許多領土。由最近推到從前，我們最近失去的領土是威海衛、旅順、大連、青島、九龍、廣州灣。歐戰以後，列強想把最近的領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島，最近將要送回的有威海衛，但這不過是中國很小的地方。從前列強心理，以為中國永遠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所以把中國沿海的地方象大連、威海衛、九龍、等處來佔領，做一個根據地，以便瓜分中國。後來中國起了革命，列強知道中國還可以有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國的念頭。當列強想瓜分的論調。列前一點的失地，是緬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國當時還稍有抵抗，鎮南關一戰，中國還獲勝仗。後來因被法國恐嚇，中國才和法國講和，情願肥安南讓與法國。但是剛在講和前幾天，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法國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中國還是求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中國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議，就各國的慣例，凡是戰勝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國，定種種苛虐條件，這直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條例。「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是由於滿清政府太糊塗。安南和緬甸本來都是中國的領土，自安南割去以後，同時英國佔據緬甸，中國更不敢問了。又更拿前一點的失地說，就是黑龍江、烏蘇裡。又再推到前一點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龍江以北諸地，就是前日俄國遠東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國都拱手去外人，並不敢問。此外更有琉球、暹羅、蒲魯尼、蘇綠、爪哇、錫蘭、尼泊爾、布丹等那些小國，從前都是來中國朝貢過的。故中國最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亞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蔥嶺以西，都是中國的領土。尼泊爾到了民國元年，還到四川來進貢，元年以後，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來了。像這樣講來了，中國最強盛時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鄰，亞洲西南各國無不以稱藩朝貢為榮。那時歐洲的帝國主義還沒有侵入亞洲，當時亞洲之中，配講帝國主義的只是中國。所以那些弱小國家，都怕中國，怕中國用政治力去壓迫。至今亞洲各弱小民族，對於中國還是不大放心。這回我們國民黨在廣州開大會，蒙古派得有代表來，是看我們南方政府對外的主張是否仍舊用帝國主義。他們代表到了以後，看見我們大會中所定的政綱是扶持弱小民族，毫無帝國主義的意思，他們便很贊成，主張大家聯絡起來，成一個東方的大國，像這項要贊成我們主第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也都是一樣，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所以中國的領土便逐漸縮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內也失了許多地方。
自中國革命以後，列強見得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是不容易的，以為從前滿洲征服過了中國，我們也曉得革命，如果列強還再用政治力來征服中國，中國將來一定要反抗，對於他們是很不利的。所以他們現在稍緩其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征服我們，便改用經濟力來壓迫我們。他們以為不用政治力來瓜分中國，各國在歐洲的衝突到底還免不了。故由巴爾幹半島問題，便生出了歐洲大戰。他們自己受了許多損失，許多強國象德國、奧國都倒下來了。俁是全心全意的帝國主義，現在還沒有改革，英國、法國、意大利仍舊〈把〉帝國主義繼續進行。美國也拋棄「門羅主義」，去參加列強，一致行動。經過了歐戰以後，他們在歐洲，或者把帝國主義一時停止進行；但是對於中國，像前幾日各國派二十多隻兵船來示威，廣州人民便立時覺得痛癢，大家生出公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憤。故政治力的壓迫，是容易覺得有痛癢的；但是受經濟力的壓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博學，像中國已經受過了列強幾十年經濟力的壓迫，大家至今還不覺得痛癢。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全國人至今還只知道是列強的半殖民地，這半殖民地的名詞，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實中國所受過了列強經濟力的壓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較全殖民地還要厲害。比方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人日本的奴隸，安南人做法國的奴隸。我們動以「亡國奴」三字譏誚高麗人、安南人，我們只知道他們的地位，還不知道我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實在比不上高麗人、安南人。由剛才所說的概括名義，中國是半殖民地，但是究竟是那一國的殖民地呢？是對於已經締結了條約各國的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做各國的奴隸，比較起來，是做一國的奴隸好些呀，還是做各國的奴隸好些呢？如果做一國的奴隸，遇到了水旱天災，做主義的國家，就要拔款來賑濟，以為這是自己做主人的義務，分內所當為的。做奴隸的人民，也視為這是主人應該要救濟的，但是中國北方前幾年受民天災，各國不視為應該要盡的義務，拔款來賑濟，只有在中國內地的各國人，來提倡捐助賑濟災民。中國人看見了，便說是各國很大的慈善。不是他們的義務，和主人的國粗對於奴隸的人同，便差得很遠。由此便可見中國還比不上安南、高麗。所以做一國的奴隸，比較做各國的奴隸地位是高得多，講到利益來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國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對的。依我定一個名詞，應該叫做「次殖民地」。這個「次」字，是由於化學名詞得來的，如次亞磷便是。藥品中有屬磷質而低一等者名為亞磷，更低一等者名為次亞磷。又如各部官制，總長之下低一級的，就叫做次人一樣，中國人從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為很恥辱，殊不知實在的地位還要低過高麗、安南。故我們不能說是半殖民地，應該要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廣東和外國爭關餘，關稅餘款本該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爭呢？因為中國的海關被各國拿去了。我們從前並不知道海關，總是閉關自守，後來英國到中國來叩關，要和中國通商，中國便閉關拒絕。英國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聯合起來，把中國的關打開，破了中國的門戶。當時英國軍隊已經佔了廣州，後來見廣州站不住，就不要廣州，去要香港，並且又要賠款。中國在那個時候，沒有許多現錢來做賠款，就把海關押到英國，讓他們去收稅。當時滿清政府計算，以為很長久的時間才可以還清，不料英國人得了海關，自己收稅，不到數年便把要求的賠款還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敗，從前經理徵收關稅的中飽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國海關都交給英國人管理，稅務司也盡派英國人去充當。後來各國因為都有商務之大小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現在，全國海關都在外人的手內。中國同外國每立一回條約，就多一回損失，條約中的權利總是不平等，故海關則都是由外國所定，中國不能自由更改。中的國關稅，中國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們便要爭。
現在各國對於外來經濟力的壓迫，又是怎樣對待呢？各國平時對於外國經濟力的侵入，都是用海關作武器，來保護本國經濟的以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來軍隊的侵入，便要築炮台一樣。所以，保護稅法就是用關稅去抵制外貨，本國的工業才可以發達。像美國自白人滅了紅番以後，和歐洲各國通商，當時美國是農業國，歐洲各國多是工業國，以農業國和工業通商，自然是工業國佔勝利，故美國就創出保護法，來保護本國的工商業。保護稅法的用意，是將另國的入口貨特別加以重稅，如進口貨物值一百元的，海關便抽稅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國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這樣重的稅，便可以令別國貨物的價貴，在本國不能銷行；本國貨物無稅，因之價平，便可以農業暢銷。我們中國現在怎樣的情形呢？中國沒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貨物，都是自己用物工製造，西人說「男耕女織」，便可見農業和紡織工業是中國所固有的。後來外國貨物進口，因為海關稅輕，所以外來的洋布價賤，本地的土布價貴，一般人民便愛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業就被洋布打滅了。本國的手工工業便從此失敗，人民無職業，便變成了許多遊民。這就是外國經濟力壓迫的情形，現在中國雖然仍有手工業織布，但是原料還要用洋紗。近來漸有用本國棉花和外中機器來紡織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紗廠、大布廠，用這些布廠紗廠本來逐漸可抵制洋貸，但是因為海關要抽重稅，進行到內地各處還要抽釐金。所以中國不獨立沒有保護稅法，並且是加重土貨的稅去保護洋貨。當歐戰時，各國不能製造貨物輸入中國，所以上海的紗廠布廠一時很發達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極大，對本分利，資本家極多。但歐戰以後，各國貨物充斥中國，上海的紗廠布廠。從前所謂賺錢的，至今變成虧本了，土貨都被洋貨打敗了。中國關稅不特不來保護自己，並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戰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敵人，並且反被敵人用來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壓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見的；經濟力的壓迫自己，所以中國自通商以後，出入口貨物之比較，有江河日下之勢。前十年調查中國出入口貨物，相差不過二萬萬元。近來檢查海關報告表，一九二一年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是五萬萬元。比較十年前已加多兩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後也加多兩倍半，那麼進口稅〈貨〉超過出口貨便要到十二萬萬五千萬。換一名話說，就是十年之後，中國單貿易一項，每一年要進貢到外國的是十二萬萬千萬元。汝看這個漏卮是大不大呢！
經濟力的壓迫，除了海關稅以外還的外國銀行。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於外爭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們廣東的外國銀行便極有信用，中國銀行毫無信用，從前我們廣東省立銀行發出紙幣，尚可通用，此刻那種紙幣毫不能用，我們現在只用現銀。從前中國紙幣的信用不及外國紙幣，現在中國的現銀仍不及外國銀行的紙幣，現在外國銀行的紙幣，銷行於廣東的總數當有幾千萬，一般人民都情願收藏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推之上海、天津、漢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樣，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為中了經濟壓迫和毒，我們平常都以為外國人很有錢，不知道他們是用紙來換我們的貨物，他們本來沒有幾多錢，好多都是我們送到他們的一樣，外國人現在所用的錢，不過印出幾千萬紙，我們信用他，他們便有了幾千萬錢。那些外國銀行的紙幣，每印一元只費幾文錢印成的紙，他的價值便稱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國人不過是用最少之價值去印幾千萬元的紙，用那幾千萬元的紙來換我們幾千萬塊錢的貨物。諸君試想這種損失是大不大呢？為什麼他們能夠多印紙，我們不能夠照樣去印呢？因為普通人都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只信用外國，不信用自己所以我們印的紙便不能通行。
外國紙幣之外，還有匯兌。我們中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匯兌錢，也是信用外國銀行，把中國的錢都交外國銀行匯兌，外國銀行代中國人匯兌，除匯錢的時候賺千分之五的匯水以外，並強賺兩地的錢價，在交錢的時候又賺當地銀元合銀兩的折扣。像這樣錢價折扣的損失，在匯錢和交錢的兩處地方總算起來，必須過百分之二三。像由廣東外國銀行匯一萬錢到上海，外國銀行除了賺五十元匯水以外，另外由毫銀算成上海規〈元〉銀的錢價，他們必定把廣東毫銀的價格算低，把上海規元銀的價格抬高，由他們自由計算，最少必要賺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錢的時候，他們不交規元銀，只肯交大洋錢，他們用規元銀折成大洋錢。必壓低銀兩的市價抬高洋錢的市價，至少又要賺一二百元。故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兌一萬塊錢，每次至少要〈損〉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萬塊錢在上海、廣州兩地之間匯來匯去，最多不過三十餘次，便完全化為烏有。人民所以要受這些損失的原因，是因為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外國銀行在中國的勢力，除了發行紙幣和匯兌以外，還有存款。中國人有了錢，要存到銀行內。不問中國銀行的資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國人辦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問外國銀行是有信用沒有信用，他們所給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聽到說是外國人辦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覺得極安全，有錢便送進去；就是利息極少，也很滿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一般滿清皇室和滿清官僚怕革命黨到了，要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於是把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存到各處外國銀行，就是沒有利息，只要外國人收存，便心滿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軍在武漢打＊打改了的那幾日，北京東交民＊的外國銀行所收滿人寄存的金銀財寶不計其數，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國銀行都有錢滿之患，無餘地可以再存；於是後來存款的，外國銀行對於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錢，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錢，存款人只要外國銀行收存款，說到租錢，外國銀行要若干。當時調查全國的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的存款，總計一二十萬萬。從此以後，中國人雖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幾年以來，一般軍閥官僚象馮國璋、王占元、李純、曹錕到處搜括，所發的橫財，每人動輒是幾千萬，他們因為想那些橫財很安全，供子子孫孫萬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國銀行。所以至今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存款的總數，和辛亥年的總數還是沒有什麼大加減。外國銀行收了這一二十萬萬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過四五厘。外國銀行有了這一二十萬〈萬〉錢，又轉借到中國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國銀行只任經理之勞，專用中國人資本來賺中國人的利息，每年總要在數千萬。這是中國人因為要存款到外國銀行，無形中所受的損失。普通人要把錢存到外國銀行內的心理，以為中國銀行不安全，為什麼我們中國人還是不甘心情願，要把中國的錢存到外國銀行，每年要損失這樣大的利息呢？推究這個原因，也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外國銀行一項，在中國所獲之利，綜合紙票、匯兌、存款三種算之，當在一萬萬元左右。
外國銀行之外，還有運費。中國貨物運去外國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運往漢口、長沙、廣州各內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業近來固然是很發達，但是日本最先的時候只有一個日本郵船會社，後來才有東洋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於中國內地，航行於全世界。日本航業之所以那樣發達，是因為他們政府有津貼來補助，又用政治力特別維持。在中國看起來，國家去津貼商船，有甚麼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國的經濟力相競爭，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國締結條約，訂出運貨方式的運費，每噸有一定的價錢。比方由歐洲貨到亞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長崎、橫濱。由歐洲到上海，比較由歐洲到長崎、橫濱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每噸的運費，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於由歐洲運貨到上海的運費，中國無航業與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貴；故由歐洲運貨到長崎、橫濱，比較由歐洲運貨到上海，每噸的運費還要便宜。因此，歐洲貨物在日本出賣的市價，還要比在上海的平。反過來，如果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去歐洲，出是比由長崎、橫濱運去歐洲所費的運費貴得多。若是中國有值一萬萬塊錢的貨物運往歐洲，中國因為運費的緣故，就要加多一千萬。照此計算，就是一萬萬之中損失一千萬，中國出入口貨物的價值每年已至十餘萬萬以上，此十餘萬萬中，所損失也當不下一萬萬元了。
此外還有租界與割地的賦稅、地租、地價三項，數目亦實在不少。譬如香港、台灣、上海、天津、大連、漢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內的中國人，每年納到外國人的賦稅，至少要在二萬萬以上。像從前台灣納到日本人的稅，每上只有二千萬，現在加到一萬萬。香港從前納到英國人的稅，每年只有幾百萬，現在加到三千萬。以後當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項，則有中國人所收者，有外國人所收者，各得幾何，未曾切實調查，不得而知，然總以外國人所收為多，則不待問了。這地租之數，總比之地稅十倍。至於地價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經濟之權，自然是多財善賈，把租界之地平買貴賣。故此賦稅、地租、地價三項之款，中國人之受虧每年亦當不下四五萬萬元。
又在中國境內外人之團體及個人營業。恃其條約之特權來侵奪我們權利的，更難以數計，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說，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餘萬。其他各國人這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更有一樁之損失，即是投機事業，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國人之貪婪弱點，日日有小投機，數年一次大投機，盡量激發中國人之賭性熱狂。如樹膠的投機，馬克的投機，每次之結果，則中國人之虧累至少都有數千萬元。而天天之小投機事業，積少成多，更不知其數了。像這樣的損失，每年亦當數千萬元。
至於戰敗的賠款，甲午賠於日本者二萬萬五千萬兩，庚子賠於各國者九萬萬兩，是屬於政治武力壓迫的範圍，當不能與經濟壓迫同論，且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尚屬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屬之損失、僑民之損失，更不知其幾何矣。這樣看來，此種經濟的壓迫真是厲害得很了。
統共算起來：其一、洋貨之侵入，每年奪我權利的五萬萬元；其二，銀行之紙票侵入我市場，與匯兌之折扣、存款之轉借等事，奪我利權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三，出入貨物運費之增加，奪我利權者約數千萬至一萬萬元；其四，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地價三樁，奪我權利者總在四五萬萬元；其五，特權營業一萬萬元；其六，投機事業及其他種種之剝奪者當在幾千萬元。這六項之經濟壓迫，令我們所受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果無法挽救，以後只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亡國種滅而後已！
當中國強盛時代，每要列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而列顧的貢品，每年所值，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非常的榮耀了。到了宋朝中國衰弱的時候。反要向金人進貢，而納於金人的貢品每年大約也不過百數十萬元，我們便以為奇職大辱。我們現在要進貢到外國每年有十二萬萬元，一年十二萬萬，十年就一百二十萬萬，這種經濟力的壓迫，這樣大的進貢，是我們夢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見的，所以大家還不覺得是大恥辱。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大的進貢，每年有十二萬萬一宗大款，那麼我們應該做多少事業呢？我們的社會要如何進步呢？因為有了這種經濟力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都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專就這一種壓迫講，比用幾百萬兵來殺我們來要厲害。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經濟的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遊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試看美州的紅番。從前到處皆有，現在便要全數滅亡。所以我們曉得政治壓迫的厲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厲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消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個什麼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
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到今日已經失去了這個寶貝。為什麼中國失去了這個寶貝呢？我在今天所講的意，就是中國為什麼失去民族主義的原故來推求，並且研究我們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否真正失去。
依我的觀察，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已經失去了，這是很明白的，並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經失去幾百年。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厲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試看我們革命以前，所有反對革命很厲害的言論，都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再推想到幾百年前，中國的民族主義來，只看見對於滿洲的歌功頌德，什麼「深仁厚澤」，什麼「食毛踐土」，從沒有人敢說滿洲是什麼東西，近年革命思想發生之後，還有許多自命為中國學士文人的，天天來替滿洲說話。譬如從前在東京辦《民報》時代，我們提倡民族主義，那時候駁我們民族主義的人，便說滿洲種族入主中華，我們不算是亡國：因為滿洲受過了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滿洲來推翻明朝，不過是歷代朝延相傳的接替，可說是易朝，不是亡國。然則從前做過中國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他也曾受過了中國戶部尚書的官銜，比如赫德來滅中國，做中國的皇帝，我們可不可以說中國不是亡國呢？這些人不獨是用口頭去擁護滿洲，還要結合一個團體叫做皇黨，專保護大清皇帝，來消滅漢人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帝的人，都不是滿洲人，完全是漢人。歡迎保皇帝的人，多是海外華僑。後遇革命思想盛行之時，那些華僑才漸漸變更宗旨，來贊成革命。華僑在海外的會黨極多，有洪門三合會，即致公堂。他們原來的宗旨，本是反清復明，抱有種族主義的；因為保皇帝主義流行到海外以後，他們就歸化保皇帝，專想保護大清皇室的安全。故由種族主義的會黨，反變成了去保護滿洲皇帝。把這一件事看來，便可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完全亡了。
我們講到會黨，便要知道會黨的起源。會黨在滿清康熙時候最盛。自順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國，明朝的忠臣義士在各處起來抵抗，到了康熙初年還有抵抗的。所以中國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完全被滿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後，明朝遺了逐漸消滅，當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覺得大事去矣，再沒有能力可以和滿洲抵抗，就觀察社會情形，想方法來結合會黨。他們的眼光是很遠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觀察社會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們剛才結合成種種會黨的時候，康熙就開「博學鴻詞科」，把明朝有知識學問的人幾乎都網羅到滿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專靠文人去維持民族主義，便對於下流社會和江湖上無家可歸的人，收羅起來，結成團體，把民族主義放到那種團體內去生存。這種團體的分子，因為是社會上最低下的人，他們的行動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講的言語，去宣傳他們的主義，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遺老實在有真知灼見。至於他們所以要這樣保存民族主義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時候，富人的寶貝自然要藏在很貴重的鐵箱，當然要把寶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極危急的時候，或者要投入極污穢之中，也未可知。故當時明朝遺老，想保存中國的寶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會中。所以滿洲二百多年以來，無論是怎樣專制，因為是有些會黨口頭的遺傳，還可以保存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日洪門會中反清復明，為什麼不把他們的主義保存在知識階級裡頭呢？為什麼不作文章來流傳，如太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呢？因為當時明朝的遺老看見滿洲開博學鴻詞科，一時有知識有學問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羅去了，便知道那些有知識階級級的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會中藏起來，便去結合那些會黨。在會黨裡頭，他們的結納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們結合起來，在滿洲專制之下保存民族主義，是不拿文字傳下來傳，拿口頭來傳的。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會黨源源本本講起來，很為困難。因為他們只有口頭傳下來的片段故事，就是當時有文字傳下來，到了乾隆時候也被銷毀了。在康、雍正時候，明朝遺民排滿之風還是很盛。所以康、雍正時候便出了多少書，如大義迷錄等，說漢人不應該反對滿洲人來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滿洲人雖是夷狄之人，還可以來做中國的皇帝。由此便可以康、雍正還自認為滿洲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所有關於記載滿洲、匈奴、靼韃的書，一概定為禁書，通通把他消滅了，不准人看，因為當時違禁的書，興過了好幾回文字獄之後，中國的同族思想保存在文字裡頭的，便完全消滅了。
到了清朝中葉以後，會黨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門會黨。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須注意：洪門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稱；當是由朱洪武或朱洪祝（康熙時有人奉朱洪祝起義）而得此稱謂，亦未可定。洪秀全失敗以後，民族主義流傳到遊民，那時的軍隊如湘軍、淮軍多屬會黨，即如今日青幫、紅幫等名目，也是由軍隊流傳而來，明朝遺老宣傳民族主義到下流社會裡頭，但是下流社會的知識太幼稚，不知道自己來利用這種主義，反為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時代，反清復明的思想已經傳到了軍隊裡頭，但因洪門子弟不能利用他們，故他們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來證明。當時左宗棠帶兵去征新疆，由漢口起程到西安，帶了許多湘軍、淮軍，經過長江。那時會黨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會，散在長江的叫做哥老會。哥老會的頭目，叫做「大龍頭」。有一位大龍頭在長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漢口，那時清朝的驛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會的馬頭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見他的軍隊自己移動集中起來。排起十幾里的長隊，便覺得非常詫異。不久接到一件兩江總督的文書，說有一個挪用很著名的匪首，由漢口逃往西安，請他拿辦。左宗棠當時無從拿辦，只算是官樣文章，把這件事擱起來。後來看見他的軍隊移動的更歷害，排的隊更長，個個兵士都說去歡迎大龍頭，他還莫名其妙。後來知道了失士要去歡迎的大龍頭，就是兩江總督要他拿辦的匪首，他便慌起來了。當時問他的幕客某人說：「什麼是哥老會呢？哥老會的大龍頭和這個匪首有什麼關係呢？」幕客便說：「我們軍中自兵士以至將官，都是哥老會。那位拿辦的大龍頭，就是我們軍中哥老會的首領」。左宗棠：「如果這樣，我們的軍隊怎樣可以維持呢？」幕客說：「如果要維持這些軍隊便要請大帥去做大龍頭。大帥如果不肯做大龍頭，我們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別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軍隊，所以便贊成幕客的主張，也去開山堂做起大龍頭，把那些會黨都收為部下。由此便可見左宗棠後來能夠平定新疆，並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風，還是利用明朝遺老的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自清初以來保存了很久。從左宗棠做了大龍頭之後，他知道其中的詳情，就把馬頭破壞了會黨的各機關都消滅了。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所以到我們革命的時候，便無機關可用。這個洪門會黨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真是老早亡了。
中國的民族主義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來說一說。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異族征服的原因為最大。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另種民族。自然不准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思想。好比高麗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現在就要改變高麗人的思想，所有高麗學校裡的科書，凡是關於民族思想的話都要刪去；由此三十年後，高麗的兒童便不知的高麗了，便不知自己中高麗人了。從前滿洲對待我們也是一樣，所以民族主義滅亡的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被異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寶貝，都要完全消滅。康熙說他是天生來做中國皇帝的，勸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是滿漢的界限完全消滅。所以自乾隆以後，知識階級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傳到下流社會。但是下流社會雖然知道要殺韃子，只知道當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消滅了幾百年，這種消滅是由於滿洲人方法好。
中國民族主義之所以消滅，本來因為是亡國，因為被外國人征服。但是世界上民族之被人征服的，不只國人，猶太人也是亡國。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為猶太人之王。耶穌門徒的父母，曾有對耶穌說：「若是我主成功，我有大兒子便坐在主的左邊，二兒子便坐在主的右邊。」儼然以中國所謂左右丞相來相比擬。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為耶穌是革命。當時耶穌傳教，或者是含有政治革命也未可知，但是他的十二個門徒中，就有一個以為耶穌的政治革命已經失敗了，就去賣他的老師。不知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為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又像印度也是亡國，但是他們的民族思想，就不像中國的民族思想一樣，一被外中的武力壓服了，民族思想便隨之消滅。再像波蘭從前也亡國百多年，但是波蘭的民族思想永遠存在，所以到歐戰之後，他們就把舊國家恢復起來，至今成了歐洲的二三等國。像這樣講來，中國和猶太、印度、波蘭比較、都是一樣的亡國，何以外國亡國，民族主義不至於亡，為什麼中國經過了兩度亡國，民族思想就滅亡了呢？這是很奇怪的，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很有趣味的。
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是很文明的民族，很強盛的國家。所以常自稱為「堂堂在國」，聲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國都是「蠻夷」。以為中國是居世界之中，所以叫自己的國家做「中國」，自稱「大一統」。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是由於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漸由民族主義而進於世界主義。所以歷代總用帝國主義去征服別種民族，像漢朝的張博望、班定遠滅過了三十多國，好像英國印度公司的經理卡來呼把印度的幾十國都收服了一樣。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實行「平天下」的主義，把亞洲的各小國完全征服別國，不是象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謂「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由此推尋，便可以得到我們民族思想之所以滅亡的道理出來。從什麼方面知道別的種族如猶太亡了國二千年，他們的民族主義還是存在；我們中國亡國只有三百多年，就把民族主義完全亡了呢？考察此中原因，好像考察人受了病一樣。一個人不論是受了什麼病，不是先天不足，就是未受病之前身體早起了健康的原因。中國在沒有亡國以前，已經有了受病的根源，就是在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
如現在的英國和沒有革命以前的俄國，都是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到了現在，英國和帝國主義還是很發達。我們中國從前的帝國主義，或者還要駕乎英國之上。英俄兩國現在生出了一個新思想，這個思想是的知識的學者提倡出來的，這是什麼思想呢？是反對民放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說民族主義是狹隘的，不是寬大的』簡直的說，就是世界主義。現在的英國和以前的俄國、德國，與及中國現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贊成這種主義，反對民族主義。我常聽見許多青年說，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合現在世界的新潮流，現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義是世界主義。究竟世界主義是好是不好呢？如果這個主義是好的，為甚麼中國一經亡國，民族主義就要消滅呢？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知識階級的人，因為了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社會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的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拿十萬人怎麼能夠征服數萬人呢？因為那時候，中國大多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什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
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世界上不只一個強國，有幾個強國，所謂列強，但是列強的思想性質，至今還沒有改變。將來英國、美國或者能夠打破列強成為獨強，到那個時候，中國或者被英國征服。中國的民族變成英國民族，我們是好是不好呢？如果中國人入英國籍或美國籍，幫助英國或美國來打破中國，便說我們是服從世界主義，試問我們自己的良心是安不安呢？如果我們良心不安，便是因為有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能夠令我們的良心不安，所以民族主義就是人類圖生存的寶貝。好比讀書的人，是拿什麼東西來謀生呢？是拿手中的筆來謀生的，筆是讀書人謀生的工具，民族主義便是人類生存的工具。如果民族主義不能存在，到了世界主義發達之後，我們就不能生存，就要被人淘汰。中國古時說「竄三苗於三危」，漢人把他們驅逐到雲南、貴州的邊境，現在幾幾乎要滅種，不能生存。說到這些三苗，也是中國當日原有的土民。我們中國民族的將來情形，恐怕也要像三苗一樣。
講到中國民族的來源，有人說百姓民族是由西方來的，過蔥嶺到天山，經新疆以至於黃河流域。照中國文化的發祥地說，這種議論，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如果中國文化不是外來，乃由本國發生的，則照天然的原則說，中國文化應該發源於珠江流域，不應該發源於黃河流域。因為珠江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民很容易謀生，是應該發生文明的。但中考究歷史，堯舜禹湯文武時候，都不是生在珠江流域，都是生西北。珠江流域在漢朝還是蠻夷。所以中國文化是由西北方來的，是由外國來的。中國人說人民是「百姓」，外中人說西方古時有一種「百姓」民族，後來移到中國，把中國原來的苗子民族或消滅或同化，才成中國今日的民族。
照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夠勝利，那才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緣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嗇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外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力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
但是我們何以失去民族主義呢？要考究起來是很難明白的，我可以用一件故事來比喻。這個比喻或者是不倫不類，和我們所講的道理毫不相關，不過借來也可以說明這個原因。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親見過的：從前有一個苦力，天天在輪船碼頭，拿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去替旅客挑東西，就是那個苦力謀生之法。後來他積存了十多塊錢，當時呂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積蓄的錢買了一張呂宋彩票。那個苦力因為無家可歸，所有的東西都沒地方收藏，所以他買得的彩票也沒地方收藏。他謀生的工具只是一枝竹槓和兩條繩子，他到什麼地方，那竹槓和兩條便到什麼地方。所以他就把所買的彩票，收藏在竹槓之內。不能隨時拿出來看，所以他把彩票號數死死記在心頭，時時該該都念著。到了開彩的那一日，他便到彩票店內去對號數，一見號單，知道是自己中了頭彩，可以發十萬元的財。他就喜到上天，幾幾乎要發起狂來，以來從此可不用竹槓和繩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於這番歡喜，便把手中的竹槓和繩子一貧主海中。用這個比喻說，呂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義，是可以發財的，竹槓好比是民族主義，是一個謀生的工具。中了頭彩的時候，好比是中國帝國主義極強盛的時代，進至世界主義的時代。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要全世界的人都赤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槓，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邊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槓投入海中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吳三桂便作嚮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闖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丟了竹槓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合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我們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槓丟了，我們還可以得回那個頭彩。但是他們把竹槓丟得太早了，不知道發財的彩票還藏在裡面。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有亡國滅種之憂。
此後我們中國人如果有方法恢復民族主義，再找得一枝竹枝，那麼就是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無論怎麼樣來壓迫，我們民族就是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天然淘汰，我們民族就是在千萬年之後，決不至於滅亡。至於講到在然淘汰，我們民族更是可以長存。因為天生了我們四萬萬人，能夠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想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天既付託重任於中國人，如果中國人不自愛，是謂逆天。所以中國到這個地位，我們是的責任可負的。現在天既不要淘汰我們，是天要發展世界的進化，如果中國將來亡了，一定是列強要亡中國，那便是列強阻止世界的進化。
昨日有一位俄國人說：列寧為什麼受世界列強的攻擊呢？因為他敢說了一句話，他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已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強權打破以後，世界上沒有野心家，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便可以講世界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四講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在十五萬萬左右。在這十五萬萬人中，中國佔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個人中有一個中國人。歐洲所有白種民族的人數，合計起來也是四萬萬。現在世界上民族最發達的是白人。白種人中有四個民族：在歐洲中、北的有條頓民族，條頓民族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德國；其次奧國、瑞典、那威、和蘭、丹麥，都是條頓民族報建立的。在歐洲之東的有斯拉民族，也建立了好幾個國家，最大的是俄國；歐戰後發生的，有捷克斯拉夫和佐哥斯拉夫兩個新國。在歐洲之西的有撒克遜民族，叫做「盎格魯撒克遜」，這個民族建立了兩個大國，一個是英國，一個是美國。在歐洲之南的有拉丁民族，這個民族移到北美洲建立了加拿大和美國一樣。歐洲白種民族不是四萬萬人，分開成四個大民族，由這個大民族建立了許多國家，原因是白種人民族主義很發達。因為白種人的民族主義很發達，所以他們在歐洲住滿了，便擴充到西半球的南北美洲，東半球東南方的非洲、澳洲。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佔地球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這個民族最初發源的地方是歐洲，但是在歐洲所佔的領土不過是大不列顛三島，像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這三島在大西洋的位置，好像日本在太平洋一樣，撒克遜人所擴充的領土，西到北美洲，東到澳洲、鈕絲蘭，南到非洲。所以說占世界上領土最多的是撒克遜民族，世界上最富最強的人種也是撒克遜民族，歐戰以前，世界上最強盛的民族是條頓和斯拉夫，尤其以條頓民族的聰明才力為最大，所以德國能夠把二十幾國小邦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大德意志聯邦。成立之初，本來是農業國，後來變成工業國，因為工業發達，所以陸海軍也隨之強盛。
歐戰之前，歐洲民族都受了帝國主義的毒。什麼是帝國主義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別國的主義，即中國所謂「勤遠略」。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名為帝國主義。歐洲各民族都染了這種主義，所以常常發生戰爭，幾幾乎十年中必有一小戰，每百年中必有一大戰。其中最大的戰爭，就是前幾年的歐戰，這次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這閃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因為德國近來強盛，海軍逐漸擴張，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德國。英國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權，所以便起不戰爭。二是各國爭領土。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因為內政不修明，皇帝很專制，變成了很衰弱的國家。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百餘年以來為能解決。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發生戰爭。故歐戰的原因，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如果戰後是德國是打敗了，德國想行帝國主義的目的便達不到。
這次歐洲的戰爭，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劇烈的。軍隊的人＜數＞有四五千萬，時間經過了四年之久，到戰爭最後的時候兩方遠不能分勝負。在戰爭的兩方面，一方叫做協商，一方叫做同盟國。在同盟國之中，初起時有德國、奧國，後來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亞。在協商之中，初起時有塞維亞、法國、俄國、英國及日本，後來加入意大利亞及美國。美國之所以參加的原因，全為民族問題。因在戰爭之頭一二年，都是德奧兩國獲勝，法國的巴黎和英國的海峽都幾乎被德奧兩國軍隊攻入。條頓民族便以為英國必亡，英國人便十分憂慮，見得美國的民族是和他們相同，於是拿撒克遜民族的關係去煽動美國，美國見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國將要被異族的德國滅亡，也不免物傷其類，所以加入戰爭去幫助英國，維持撒克遜人的生存；並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單薄，遂竭全力去鼓動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參加去打敗德國。
當戰爭時，有一個大言論最被人歡迎的，是美國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因為德國用武力壓迫歐洲協商國的民族，威爾遜主第打滅德國的強權，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後都有自主的機會，於是這種主張便被世界所歡迎。所以印度雖然被英國滅了，普通人民是反對英國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聽見威爾遜說這回戰爭是為弱小民族爭自由的，他們便很喜歡去幫英國打仗。安南雖然是被法國滅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國的專制，但當歐戰時仍幫法國去打仗，也是因為聽到威爾遜的主張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歐洲的弱小民族象波蘭、捷克斯拉夫、羅米尼亞一齊加入協商國去打同盟國的原因，也是因為聽見了威爾遜所主張的民族自決那一說。我們中國也受了美國的鼓動，加入戰爭。雖然沒有出兵，但是送了幾十萬工人去挖戰壕，做後方的勤務。協商國因為創出這項好題目，所以弄到無論歐洲、亞洲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聯合起來去幫助他們打破同盟國。當時威爾遜主張維持以後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其中最要緊的是讓各民族自決。當戰事未分勝負的時候，英國、法國都很贊成。到了戰勝之後開和議的時候，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覺得威爾所主張的民族開放和帝國主義利益的衝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議的時候，便用種種方法騙去威爾遜的主張。弄到和議結局所定出的條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決，不但不能自由，並且以後所受的壓迫比從前更要厲害。由此可見，強盛的國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經雄占全球，無論什麼國家和什麼民族的利益，都被他們壟斷。他們想永遠維持這種壟斷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復興，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義，謂民族主義的範圍太狹隘。其實他們主張的世界主義，就是變相的帝國主義與變相的侵略主義。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提出以後，便不能收回，因為各弱小民族幫助協商國打倒同盟國。是希望戰勝之後可以自由的。後來在和議所得的結果，令他們大為失望，所以安南、緬旬、爪哇、印度、南洋群島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漢、埃及與春歐洲的幾十個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覺悟，知道列強當日所主張的民族自決完全是騙他們的，所以他們便不約而同，自己去實行民族自決。
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但是由一次戰爭，無意中發生了一個人類中的大希望。這個希望就是俄國革命。
俄國發起革命來很早，在歐戰前一千九百零五年的時候，便大功告成。他們所以當歐戰時再發生革命的原故，因為他們民族經過這次歐戰，便生出了大覺悟。俄國本是協商國之一，協商國打德國的時候，俄國所出的兵約計有千餘萬，可謂出力不少。如果協商國不得俄國參加，當日歐洲西方的戰線老早被德國衝破了。因為有了俄國在東方牽制，所以協商國能夠和德國相持兩三年，反敗為勝。俄國正當戰爭之中，自己思索，覺得幫助協商國去打德國，就是幫助幾個強權去打一個強權，料到後來一定沒有好結果。所以一般兵士和人民便覺悟起來，脫離協商國，單獨和德國講和。況且說到國家的地位，俄國和德國人民的利害毫無衝突；而且德國侵略太過，俄國為自衛計，不得不與英法各國一致行動。後來俄國人民覺悟，知道帝國主義不對，所以便對本國革命，先推翻本國的帝國主義；同時又與德國講和，免去外患的壓迫。不久協商國也與德國講和，共同出兵去的俄國。為什麼協商國要出去兵打俄國呢？因為俄國人民發生了新覺悟，知道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故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各國反對這項主張，所以便共同出兵去打他。俄國的主張和威爾遜的主張是不約而同的，都量主張世界上弱小民族都能夠自決，都能夠自由。俄國這咱主義傳出以後，世界上各弱小民族都很贊面，共同要求自決。歐洲經過這次大戰的災害，就帝國主義一方面講，本沒有什麼大利益；但是因此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萬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正在消滅這中；亞洲黃色人現在受白人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成是二萬萬五千人。第二方面和人數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都很大，總是用這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不夠，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厲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屆了斯拉夫民族的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多少數的民族二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壓迫的人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中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
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列強因為恐怕我們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種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張世界主義來煽惑我們。說世界的文明要進步，人類的眼光要遠大，民族主義過於狹隘，太不適宜，所以應該提倡世界主義。近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了族所應該講的。我們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了講世界主義。我前次所講苦力買彩票的比喻，已發揮很透闢了。彩票是世界主義，竹槓是民族主義，苦力中了頭彩就丟去謀生的竹槓，好比我們被世界主義誘惑，便要丟去民族主義一樣。我們要知道世界主義是從什麼地方發生出來的呢？是從民族主義發生出來的。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由此便可知世界主義實藏在民族主義之內，好比苦力的把彩票藏在竹槓之內一樣，如果丟棄民族主義去講世界主義，好比是苦力把藏彩的竹槓投入海中，那便是根本推翻。我從前說，我們的地位還比不上安南人、高麗人。安南人、高麗人是亡國的人，是做人奴隸的，我們還比不上，就是我們的地位連奴隸也比不上。在這個地位，還要講世界主義，還說不要民族主義，試問諸君中講各通不通呢？
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不過那個時候，經濟力還不很大，所以我們向未有用經濟力去壓迫他民族。再就文化說，中國的文化比歐洲早幾千年。歐洲文化最好的時代是希臘、羅馬，到了羅馬才最盛。羅馬不過與中國的漢朝時。那個時候，中國的政治思想便很高深，一般言論家都極力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字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棄珠崖議》。此項文章就是反對中國去擴充領土，不可與南方蠻夷爭地方，由此便可見在漢朝時候，中國便不主張與外人戰爭，中國的和平思想到漢朝時已經很充分的了。到了宋朝，中國不但不去侵略外人，反為外人所侵略，所以宋朝被蒙古所滅。宋亡之後，到明朝才復國。明朝復之後，更是不侵略外人。
當時南洋各小國要來進貢，歸化中國，是他們仰慕中國的文化，自己願意來歸順的，不是中國以武力去壓迫他們的，像巫來由及南洋群島那些小國，以中國把他們收入版圖之中，許他們來進貢，便以為是很榮耀；若是不要他們進貢，他們便以為很恥辱，像這項尊榮，現在世界上頂強盛的國家還沒有做到。角美國待菲律賓：在菲律賓之內，讓菲人自行組織議會及設官分治，在華盛頓的國會也讓菲人選派議員；美國每年不但不要菲律賓用錢去進貢，反津貼菲律賓以大宗款項。修築道路，興辦教育。像這樣仁慈寬厚，可算是優待極了。但是菲律賓人至今還產以歸化美國為榮，日日總是要求獨立。又像印度的尼泊爾國：尼泊爾的民族叫做廓爾額，這種民族是很勇敢善戰的，英國雖然是征服了印度，但至今還是怕廓爾額人，所以很優待他，每年總是送錢到他，像中國宋朝怕金人，常送錢到金人一樣。不過宋朝送錢到金人說是進貢，英國送錢到廓爾額人。或者說是津貼罷了，但是廓爾額人對於中國，到了民國元年還來進貢。由此可見，中國旁邊的小民族羨慕中國，至今還是沒有絕望。十餘年前，我有一次在暹羅的外交部和外交次長談話，所談的是東亞問題，那位外交次長說：「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我和他談話的地點，是在暹羅政府之公署內，他又是外交次長，所以他這種說話，不只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是代表暹羅全國人的意見。由此足見暹羅政府當那個時候，還是尊重中國。但是這十幾年以來，暹羅在亞洲已經獨立國，把各國的苛酷條約都已修改了，國家的地位也提高子，此後恐怕不願意歸回中國了。
再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和諸君談談。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為什麼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他，把領土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的有緬旬、布丹、尼泊爾。像那些方從前是那一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旬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要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受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相對，許久不能下台。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豎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為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為，是很野蠻的，所以讓你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等到你們打厭了，將來或者有一日是真講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參加到你們的一方面，共求世界和平。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用你們有經驗的軍官，又補充極精良的武器，在六個月之內，一定可以練成三五十萬精兵，運到歐洲去作戰，打敗德國。到了那個時候，便不好了。」英國領事說：「為什麼不好呢？」我說：「你們從前用幾千萬兵和幾年的時候都打不敗德國，只要加入幾十萬中國兵便可以打敗德國，由此便可以提起中國的尚武精神。用這幾十萬兵做根本，可以擴充到幾百萬精兵，於你們就大大不利了。現在日本加入你們方面，已經成了世界上列強之一，他們的武力雄霸亞洲，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列強一樣，你們是很怕他的。說的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國遠甚。如果依你今天所說的辦法，你們中國參加你們一方成面，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的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到了那個時候，以你們全世界的強盛，恐怕都不夠中國人一打了。我們因為已經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正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那位英國領事，半點鐘前幾幾乎要和我用武，聽了這番話之後，才特別佩服，並且說：「如果我也是中國人，一定也是和你的思想相同。」
諸君知道革命本是流血的事，像湯武革命，人人都他們是順乎天應乎人，但是講到當時用兵的情況。還有人說他們曾經過了血流漂杵。我們辛亥革命推翻滿洲，流過了多少血呢？所以流血不多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愛和平。愛和平就是中國人的一個大道德，中國人才是世界中最愛和平的人。我從前總勸世界要跟上我們中國人。現在俄國斯拉夫民族也是主張和平的，這就是斯拉夫人已經跟上了我們中國人。所以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今日就要來和我們合作。
我們中國四萬萬＜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並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講的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譬如黃老的政治學說，就是無政府主義。列子所說華胥氏之國，「其人無君長，無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無政府主義呢？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從前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古寧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洪秀全所行的經濟制度，是共產的事實，不是言論。歐洲之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中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便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彈]藥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那種科學就是十七八世紀以後培根、紐頓今譯牛頓。那些大學問家，所主張用觀察和實驗研究萬事萬物的學問。所以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以前，歐洲還是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說過了。我們固有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的為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什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
今天講的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照以前所講的情形，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們民族被別種民族所征服，統治過了兩百多年。從前做滿州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現在做各國人的奴隸所受的痛苦，比從前還要更甚。長此以往，如果不想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秘以我們要救中國，便先要想一個完善的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
今天所講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有兩種：頭一種是要令四萬萬人皆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是生死關頭，在這個生死關頭須要避禍求福，避死求生。要怎麼能夠避禍求福、避死求生呢？須先要知道很清楚了，那便自然要去行。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中國從前因為不知道要亡國，所以國家便亡，如果預先知道或者不至於亡。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又說：「多難可以興邦。」這兩名話完全是心理作用。譬如就頭一句話說，所謂「無敵無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覺得沒有外患，自以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外人不敢來侵犯，可以不必講國防，所以一遇外患，便至亡國。至於「多難可以興邦」，也就是由於自己知道國家多難，故發奮為雄，也完全是心理作用。照從前四次所講的情形，我們要恢復民族主義，就要自己心理中知道現在中國是多難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時代，那末已經失了的民族主義才可以圖恢復，如果心中不知，要想圖恢復，便永遠沒有希望，中國的民族不久便要滅亡。統結從前四交年講的情形，我們民族是受什麼禍害呢？所受的禍害是從那裡來的呢？是從列強來換。所受的禍害，詳細的說，一是受政治力的壓迫，二是受經濟力的壓迫，三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這三件外來的大禍已經臨頭，我們民族處於現在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譬如就第一件的禍害說，政治力亡人的國家，是一朝可以做得到的。中國此時受列強政治力的壓迫，隨時都可以亡，今日不知道明日的。尤在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麼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麼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於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那破侖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那破侖第三之帝國便亡，照這樣看，只要一戰便至亡國。中國天天都可以亡。因為我們的海陸軍和各險要地方沒有預備國防，外國隨時可以衝入，隨時可以亡中國。最近可以亡中國的日本。他們的陸軍，平常可出一百萬，戰時可加到三百萬。海軍也是很強的，幾乎可以和英美爭雄。經過華盛頓會議之合，戰鬥艦才限制到三十萬噸，日本的大戰船象巡洋艦、潛水艇、驅逐艦都是很堅固，戰鬥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鵝潭來的兩隻驅逐艦，中國便沒有更大戰鬥力的船可以抵抗，像這種驅逐艦在日本有百幾十隻，日本如果用這種戰艦來和我們打仗，隨時使可以破我們的國防，制我們的死命。而且我們沿海各險要地方，又沒有很大的炮台可以鞏固國防，所以，日本近在東鄰，他們的海陸軍隨時可以長驅直入。日本或者因為時機未至，暫不動手；如果要動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國。從日本動員之日起，開到中國攻擊之日止，最多不過十天；所以中國假若和日本絕交，日本在十天以內便可以亡中國。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東岸，最強的是美國。美國海軍朋前多過日本三倍，近來因為受華頓會議的束縛，戰鬥艦減少到五十萬噸，其他潛水艇、驅逐艦種種新戰船都要比日本多。至於陸軍，美國的教育是很普及的，小學教育是強迫制度，通國無論男女都要進學校去讀書，全國國民多數受過中國教育及大學教育。他們國民在中學、大學之內，都受過軍事教育，所以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加多兵。當參加歐戰的時候，不到一年便可以出二百萬兵。故美國平時常備軍雖然不多，但是軍隊的潛勢力非常之大，隨時可以屆幾百萬兵。假如中美絕交，美國自動員之日起，到攻擊中國之日止，只要一個月；故中美絕交，在一個月之後美國便可以亡中國。再從美國更向東望，位於歐洲大陸與大西洋之間的，便是英倫三島。英國從前呈稱海上的霸王，全心全意的海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也限制戰鬥艦不得過五十萬噸，至於普通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都比美國多。英國到中國不過四五十天，且在中國已經有了根據地。像香港已經經營了，幾十年，地方雖然很小，但是商務非常以達，這個地勢，在軍事上掌握中國志方幾省的咽喉。練得有陸軍，駐得有海軍，以香港的海陸軍來攻，我們一時雖然不至亡國，但是沒有力量可以抵抗。除香港以外，還有極接近的印度、澳洲，用那些殖民地的海陸軍一起來攻擊，自動員之日起，不過兩上月都可以到中國。故中英兩國如果絕交，最多在兩個月之內，英國使可以亡中國。再來望到歐洲大陸，現在最強的是法國。他們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現在有了兩三千架飛機，以後戰時還可以增加。他們在離中國最近的地方，也有安南的根據地，並且由安南築成了一條鐵路，通到雲南省城。假若中法絕交，法國的兵也只要四五十日便可以來攻擊中國。所以法國也和英國一樣，最多不過兩個月便可以亡中國。
照這樣講來，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都可以亡中國。為什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彼此都來窺伺，彼此不肯相讓。各國在中國的勢力成了平衡狀態，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以為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彼此之間總是要妒忌的，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總是平均，不能統一的，長此以往，中國不必靠自己去抵抗便不至亡國。像這樣專靠別人，不靠自己，豈不是望天打卦嗎？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列強還是想要亡中國。不過列強以為專用兵力來亡中國，恐怕為中國的問題又發生象歐洲從前一樣的大戰爭，弄到結果，列強兩敗俱傷，於自身沒有大利益。外國政治家看到很明白，所以不專用兵力。就是列強專用兵力來亡中國，彼此之間總免不了戰爭。其餘權利上平均不平均的一切問題，或者能免衝突，到了統治的時候，還是免不了衝突。既免不了衝突，於他們自身還是有大大的不利。列強把這層利害看得也很清楚，所以他們現在便不主張戰爭，主張減少軍備。日本的戰鬥艦隻准三十萬噸的海軍，英美兩國海軍的戰鬥艦隻準備五十萬噸，那次會議，表面上為縮小軍備問題，實在是為中國問題。要瓜分中國的權利。想用一個什麼方法彼此可以免去衝突，所以才開那次會議。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用政治力亡人國家，本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槍炮，他們用槍炮來，我們還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張紙和支筆。用一張紙和一支筆亡了中國，我們便不知道抵抗。在華盛頓會議時候，中國雖然派了代表，所議關於中國之事，表面都說為中國謀利益。但是華盛頓散會不久，各國報紙便有共管之說發生。此共管之說，以後必一日進步一日，各國之處心積慮，必想一個很完全的方法來亡中國。他們以後的方法，不必要動陸軍、要開兵船，只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彼此妥協，便可以亡中國。至於用妥協的方法，只要各國外交官坐在一處，各人簽一個字，便可以亡中國。簽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國家，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譬如從前的波蘭，是俄國、德國、奧國瓜分了的。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采之後，波蘭便亡。照這個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幾個強國一朝妥協之後，中國也要滅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國家的情形講，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
就第二件的禍害說，中國現在所受經濟壓迫的毒，我前說過，每年要被外國人奪去十二萬萬元的金錢。這種被奪去的金錢，還是一天增多一天。若照海關前十年出入口貨相抵虧蝕二萬萬元，現在出放口貨相抵虧蝕五萬萬元，每十年增加兩倍半，推算比例起來，那麼十年之後，我們每年被外國人奪去金錢應為三十萬萬元。若將此三十萬萬元分擔到四萬萬人身上，我們每年每人應擔七元五角。我們每年每人要擔去七元五角與外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每年每人應納七元五角人頭稅與外國。況且四萬萬人中除了二萬萬是女子，照現在女子能力狀況而論，不能擔負此項七元五角之人頭稅，甚為明白，則男子方面應該多擔一倍，當為每年每人應後十五元。男子之中又有三種分種，一種是老弱的一種幼稚的，此二種雖系男子，但是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更不能希望其擔負項輪到男子應擔之十五元人頭稅。除去三分二不能擔負，則擔負的完全系中年生利之男子。此中年生利之男子，應將老幼應擔之十五元一齊擔下，則一中年生利之男子每年每人應擔四十五元之人頭稅與外國，汝說可怕不可怕呢？這種人頭稅還是有加無已的。所以依我看起來，中國人再不覺悟，長此以往，就是外中的政治家天天睡覺，不到十年便要亡國。因為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到十年，人民的因窮更可想而知，還要增加比較現在的負擔多兩倍半。汝想中國要亡不要亡呢？
列強經過這次歐洲大戰之後，或者不想再戰爭，不想暴動，以後是好靜惡動，我們由此可以免去軍事的壓迫，但是外交的壓迫便不能免去。就令外交的壓迫可以徼倖免去，專由這樣大的綠壓迫天天侵入，天天來吸收，而我們大家猶在睡夢之中，如何可免滅亡呢？
再就第三件的禍害說，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地球上，那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德國增多兩倍半，至少的法國還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們逐日的增多，我們卻仍然故我，甚或減少。拿我國的歷史來考查，漢族大了，原來中國的土人苗、徭、僚、僮等族便要滅亡。那麼我們民族，被他們的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亦要滅亡，亦是顯然可見的事。
故中國現在受列強的政治壓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經濟的壓迫，剛才算出十年之後便要亡國；講到人口增加的問題，中國將來也是危險的。所以中國受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的壓迫，這三件大禍臨頭，便要到到處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亡國慘禍，中國是難逃於天地之間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禍臨頭，應該要怎麼樣呢？俗話說「困獸猶斗」，逼到無可逃免的時候，當發奮起來和敵人拚一死命。我們有了大禍臨頭了，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鬥，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將至，困獸尚且要鬥，我們將死的民族是要鬥不要鬥呢！諸君是學生，是軍人，是政法家。都是無覺無知，要令四萬萬人都知道我們民族現在很危險的。如果四萬萬人都知道了危險，我們對於民族主義便不難恢復。
外國人常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中國人對於國家觀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沒有民族團體。但是除了民族團體之外，有沒有別的團體呢？我從前說過了，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國人在路上遇見了，交談之後，請問貴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親熱，便認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我們要結成大團體，便先要有小基礎，彼此聯合起來，才容易做成功。我們中國可以利用的小基礎，就是宗族團體。此外還有家鄉基礎，中國人的家鄉觀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縣同鄉村的人，總是特別容易聯絡，依我看起來，若是拿這兩種好觀念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絡起來。要達到這個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國人照此做去，恢復民族主義比較外國人是容易得多。因為外國人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兄弟、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只問個人的是非是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再沒有很堅固很普遍的中間社會。所以說，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外國不如中國。因為中國個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麼事便要問家長。這種組織有的說是好有的說是不好。依我看起來，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變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大小結構的關係當中是很結實在的；如果用宗族為單位，改良當中的組織。再聯合成國族，比較外國用個人為單位當然容易聯絡得多。若是用個人做單位，在一國這中，至少有幾千萬個單位，像中國便有四萬萬個單位；要想把這樣多數的單位都聯絡起來，自然是很難的。如果用宗族做單位，中國人的姓普通都說是百家姓，不過經過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過四百族。各族中總有連帶的關係，譬如各姓修家普，常由祖宗幾十代推到從前幾百代，追求到幾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於別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像這樣宗族中窮源極流的舊習慣，在中國有了幾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國人看起來，或者以為沒有用處，但是敬宗收族的觀念入了中國人的腦，有了幾千年。國亡他可以不管，以為人人做皇帝，他總是一樣納糧；若說到滅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斷絕，不由得不拚命奮鬥。閩粵向多各姓械鬥的事，起因多是為這一姓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佔，便不惜犧牲無數金錢生命，求為姓中吐氣，事雖野蠻，義至可取。若是給他知了外國目前的種種壓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無人存在。譬如中國原來的土人苗、徭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的樣子。那麼，一方可以化各族之爭而對外族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一方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用宗族的小基礎，來做擴充國族的工夫，譬如中國現有四百族，好像對於四人做工夫一樣，在每一姓中，用其原來宗族的組織，拿同宗的名義，先從一鄉一縣聯絡起，再擴充到一省一國。各姓便可以成一個很大的團體。譬如姓陳的人，因其原有組織，在一鄉一縣一省中專向姓陳的人去聯絡，我想不過兩三年，姓陳的人便有很大的團體。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團體之後，再由有關係的各姓互相聯合起來，成許多極大的團體。更令各姓的團體都知道大禍臨頭，死期將至，都結合起來，便可以成一個極大中華民國的國族團體。有了國族團體，還怕什麼外患，還怕不能興邦嗎！《尚書》所載堯的時候，「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漸擴充到百姓，使到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豈不是目前團結宗族造成國族以興邦御外的好榜樣嗎？如果不從四百個宗族團體中做工夫，要從四萬萬人中去做工夫，那麼，一片散沙便不知道從那裡聯絡起，從前日本用藩閥諸侯的關係，聯絡成了大和民族，當時日本要用藩閥諸侯那些關係的原因，和我主張聯成中國民族要用宗族的關係是一樣。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壓迫的國民，已經到了不得了的時代，把各姓的宗族團體先聯合起來，更由宗族團體結合成一個民族的大團本。我們四萬萬人有了民族的大團體，要抵抗外國人，積極上自然有辦法。現在所以沒有辦法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團體。有了團體，去抵抗外國人不是難事。譬如印度現在受英國人的壓迫，被英國人所統治，印度人對於正當的壓迫沒有辦法，對於經濟的壓迫，便有康第(今譯甘地，下同。)主張「不合作」。什麼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國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給；英國人所供給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國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們作工，英國人供給印度許多洋貨，印度人不用他們的洋貨，專用自製的土貨，康第這種主張，初發表的時候，英國人以為不要緊，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知，印度便有許多不合作的團體出現，英國經濟一方面便受極大的影響，故英國政府捕康第下獄。推究印度所以能夠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於全國國民能夠實行。但是印度是已經亡了的國家，尚且難免實行不合作；我們中國此刻還沒有亡，普通國民對於別的事業不容易做到，至於不做外國人的工，不去當洋奴，不用外來的洋貨，提倡國貨，不用外國銀行的紙幣，專用中國政府的錢，實行經濟絕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問題，更容易解決，中國的人口向來很多，物產又很豐富。向來所以要受處國壓迫的原因，毛病是由於大家不知，醉生夢死。假若全體國民都能夠和印度人一樣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團體做基礎聯成一個大民族團體，無論外國用什麼兵力、經濟和人口來壓迫，我們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國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無論對付那一國，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來民族精神，求民權、民生之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免致滅亡。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今天所講的問題，是怎麼樣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我們想研究一個什麼方法去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卻前幾次所講的話。我們民族現在窨是處於什麼地位呢？我們民族和國家在現在世界是什麼情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謂先知先覺者，以中國現在不止是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講，比方安南是法國的殖民地。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麗比較起來，中國的地位似乎要高一點，因為高麗、安南比較起來究竟是怎麼樣呢？照我的研究，中國現在還不能夠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級。所以我創一個新名詞，說中國是「次殖民地」，這就是中國現在的地位，這種理論，我前次已經講得很透徹民今天不必再講。
至於中國古時在世界中是處於什麼地位呢？中國從前是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在世界中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象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是世界中的獨強，我們祖宗從前已經達到了那個地位，說到現在還不如殖民地，為什麼從前的地位那麼高，到了現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從前已經講過了，就是由於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
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是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是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所以，能知與合群，便是恢復民族主義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這個方法的更要去推廣，宣傳到全國的四萬萬人，令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們從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復起來。從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著覺；現在要恢復民族精神，就要喚醒起來。醒了之後，才可以恢復民族主義。到民族主義恢復了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去研究怎麼樣才可以恢復我們民族的地位。
中國從前能夠達到很盛的地位，不是一個原因做成的。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亞洲古時最強盛的民族，莫過於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東邊滅了中國，在西邊又征服歐洲。中國歷代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夠過裡海的西岸，只能夠到裡海之東，故中國最強盛的時候，國力都不能達到歐洲。元朝的時候，全歐洲幾乎被蒙古人吞併，比起中國最強盛的時候還要強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沒有維持很久。從前中國各代的國力雖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國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夠長久，推究當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國其餘各代的道德那樣高尚。從前中國民族的道德因為比外國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國到外來的蒙古人，後來蒙古人還是被中國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國到外來的滿洲人，後來滿洲人也是被中國人同化。因為我們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國家雖亡，民族還能夠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夠存在，並且有力量能夠同化外業的民族。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無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中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前幾天我到鄉下進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後進的一間廳堂去休息，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或家廟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前幾天所看見的「孝」字是特別的大，左邊所拆去的痕跡還是新鮮。推究那個拆去的行為，不知道是鄉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們所駐的兵士做的，但是我從前看到許多祠堂廟字沒有駐過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見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的；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死。古時所講的忠，是忠於皇帝，現在沒有皇帝便不講忠字，以為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那便是大錯。現在人人都說，到了民國什麼道德都破壞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有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後，一般人便以為中國人所講的仁愛不及外國人，因為外國人在中國設立學校，開辦醫院，來教育中國人、救濟中國人，都是為實行仁愛的，照這樣實行一方面講起來，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人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國人交易，沒有什麼契約，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國人和中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記入帳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訂一批貨，彼此便要立很詳細的合同。如果在沒有律師和沒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國人也有學中國人一樣只記入帳簿便算了事的，不過這種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很詳細的合同。逢著沒有立合同的時＜候＞，彼此定了貨，到交貨的時候如果貨物的價格太賤，還要去買那一批貨，自然要虧本。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價訂明是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貨，便要損失五千元。推到當初訂貨的時候沒有合同，中國人本來把所定的貨可以辭卻不要，但是中國人為履行信用起見，寧可自己損失五千元，不情願辭去那批貨。所以外國在中國內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讚美中國人，說中國人講一句話比外國人立了合同的，還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國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訂貨，縱然立了合同，日本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貨的時候那批貨訂明一萬元，在交貨的時候價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來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貨、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國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東亞住過很久的外國人，和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做過了生意的，都讚美中國人，不讚美日本人。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實在是一個獨立國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麗還是獨立。到了近來一二十年，高麗才失去自由。從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談論世界問題，當時適歐戰正劇，日本方參加協商國去打德國。那位日本朋友說，他本不贊成日本去打德國，主張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參加德國來打協商國，但說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同盟的，訂過了國際條約的，日本因為要講信義，履行國際條約，故中得不犧牲國家的權利，去參加協商國，和英國共同去打德國。我就問那位日本朋友說：「日本和中國不是立過了馬關條約嗎？該條約中最要之條件不是要求高麗獨立嗎？為什麼日本對於英國能夠犧牲國家權利去履行條約，對於中國就不講信義，不不履行馬關條約嗎？對於高麗獨立是日本所發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脅近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義之有呢？簡直是說，日本對於英國主張履行條約，對於中國便不主張履行條約，因為英國是很強的，中國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歐戰，是怕強權，不中講信義罷！」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是愛和平。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和民族，止有中國是講和平；外國都是講戰爭，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殘殺太大，才主張免去戰爭，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像從前的海牙會議，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議。但是這些會議，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知識也睡了覺，我勻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什麼固有的知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知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什麼地步。但是說到修身、齊家、治國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以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
我們為什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只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象羅素那一樣的人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經，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什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談，就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什麼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只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便了。當我擦痰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修的功夫。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修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修身的功夫，更為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
為什麼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吃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躋[濟]躋[濟]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同堂的外國人嘩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許中國人去吃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嗌士巧士咪。」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人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為，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在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為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為修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國人每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剪去，常以為要這樣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只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為這樣做，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粗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想做粗工，便和我們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墨的，總不去洗刷乾淨，也是自修上的一個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長指甲、不洗牙齒，都是修身上尋常的功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知識，外國人一遇見便以為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赤考察我們的知識。外國人一看到中國，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以知道中國幾千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只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只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的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知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知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知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我們除了知識之外，還固有的能力。現在中國人看見了外國的機器發達，科學昌明，中國人現在的能力當然不及外國人。但是在幾千年前，中國人的能力是怎麼樣呢？從前中國人的能力，還要雙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人的能力還要比外國人大得多。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比如指南針，在今日航業最發達的世界，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不用他。推究這種指南針的來源，還是中國人幾千年以前發明的，如果從前的中國人沒有能力，便不能發明指南針。中國人固老早有了指南針，外國人至今還是要用他。可見中國人固有的能力還是高過外國人，其次，在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印刷術。現在外國改良的印刷機，每點鐘可以印幾萬張報紙，推究他的來源,是由於有煙黑藥改良而成的。那種有煙黑藥也是中國發明的。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重要的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用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至若人類所享衣食住行的種種設備，也是我們從前發明的，譬如就飲料一項說，中國人發明茶葉，至今為世界之一大需要，文明各國皆爭用之，以茶代酒，更可免了酒患，有益人類不少。講到衣一層，外國人視為最貴重的是絲織品。現在世界上穿絲的人一天多過一天，推究用蠶所吐的絲而為人衣服，也是中國幾千年前發明的。講到住一層，現在外國人建造的房屋自然是很完全，但是造房屋的原理和房屋中各重要部分都是中國人發明的，譬如拱門就是以中國的發明為最早，至於走路，外國人現在所用的吊橋，便以為是極新的工程、很大的本領，但是外佃人到中國內地來，走到川邊、西藏，看見中國人經過大山，橫過大河，多有用吊橋的。他們從前沒有看見中國的吊橋，以為這是外國先發明的，及看見了中國的吊橋，便把這種發明歸功到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古時不是沒有能力的。因為後來失了那種能力，所以我們民族的地位也逐漸退化，現在要恢復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們固有的能力一齊都恢復起來。
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有長處，我們仍要退後，我們要學外國到底是難不難呢？中國人向來以為外國的機器很難，是不容易學的，不知道外國視為最難的是飛上天，他們最新的發明的飛機，現在我們天天看見大沙頭的飛機飛上天，飛上天的技師是不是中國人呢；中國人飛上天都可以學得到，其餘還有什麼難事學不到呢？因為幾千年以來，中國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學外國人，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學得到。用我們的本能，很可以學外國人長處。外國的長處是科學，用了兩三百年的功夫去研究發明，到了近五十年來，才算是十分進步。因為這種科學進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奪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最新發明的物力是用電。所以外國的科學，已經由第一步進到第二步。現在美國的一個很大的計劃，是要把全國機器廠所用的動力即馬力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全國的機器廠有幾萬家，各家工廠都有一個發動機，都要各自燒煤去發生動力，所以每天各廠所燒和所費的人工都是很多，且因各廠用煤太多，弄到全國的鐵路雖然有了幾十萬英里，還不敷替他們煤之作，更沒有工夫去運農產，於是各地的農產便不能運出暢銷。因為用煤有這兩種的大大不利，所以美國現在想做一個中央電廠，把幾萬家工廠用電力去統一。將來此項計劃如果成功。那幾萬家工廠的發動機都統一到一個總發動機，各工廠可以不必用煤和許多工人去燒火，只用一條銅線，便可以傳導動力，各工廠便可以去做工。行這種方法的利益，好比現在講堂內的幾百人，每一個人單獨用鍋爐去煮飯吃，就便當得多，就節省得多。現在美國正是想用電力去統一全國工廠的計劃。如果中國要學外國的長處，起首便應該不必用煤力而用電力，用一個大原動力供給全國。這樣學法，好比是軍事家的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現在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從前雖然是退後了幾百年，但是現在只要幾年便可以趕上，日本便是一個好榜樣。日本從前的文化是從中國學生去的，比較中國低得多。但是日本近來專學歐美的文化，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強之一。我看中國人的聰明才力不亞於日本，我們此後去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易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吊膽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列強。現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過五大強國，以後德、俄恢復起來，也不過六七個強國；如果中國能夠學到日本，就要變成十個強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便可以恢復到頭一個地位。
但是中國到了頭一個地位，是怎麼樣做法呢？中國古時常講「濟弱扶傾」，因為中國有了這個政策，所以強了幾千年，安南、緬旬、高麗、暹羅那些小國還能夠保持獨立。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旬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窨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了，也要去滅人的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上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那才算是治國天下。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一講
諸君︰
今天開始來講民權主義,什麼叫做民權民義呢?現在要把民權來定一個解釋,便先要知道什麼是民。大凡有團體組織的眾人，就叫做民。什麼是權呢？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那些力量大到同國家一樣，就叫做權。力量最大的那些國家，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便說「列權」。又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馬力」，外國話說是「馬權」。所以權和力實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倫的力量，就叫做權，把民同權合攏起來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麼叫做政治力量呢？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便先要明白什麼是政治。許多人以為政治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東西，是通常人不容易明白的。所以中國的軍人常常說，我們是軍人，不懂得政治。為什麼不懂得政治呢？就是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很奧妙、很艱深的，殊不知道政治是很淺白、很明瞭的。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是說不懂得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為政治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得正當，要明白什麼是正當。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眾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現在民權的定義既然是明白了，便要研究民權是什麼作用的。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簡單的說，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自下而上。人類在能夠自下而上，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就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由此便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
人類由初生以至於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那個時期和長短，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是近來地質學家由石層研究起來，考查得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不過是兩百萬年，在兩百萬年以前的石頭便沒有人類的遺跡。普通人講到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似乎是很渺茫的，但是近來地質學發達，地質學家把地球上的石頭分成許多層，每層合成若干年代，那一層是最古的石頭，那一層是近代的石頭，所以用石頭來分別。在我們說到兩百萬年，似乎是很長遠，但是地質學家看起來，不過是一短時期。兩百萬年以前還有種種石層，更自兩百萬年以上，推到地球沒有結成石頭之先，便無可稽考。普通都說沒有結面石頭之先，是一種流質；更在流質之先，是一種氣體。所以照進化哲學的道理講，地球本來是氣體，和太陽本是一體的。始初太陽和氣體都是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天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固結成石頭。最老的石頭有幾千萬年，現在地質學家考究得有憑據的石頭是二千多萬年。所以他們推定地球當初由氣體變成液體要幾千萬年。由液體變成石頭的固體又要幾千萬年。由最古石頭至於今日，至少有二千萬年。在二千萬年的時代，因為沒有文字的歷史，我們便以為很久遠，但是地質學家還以為很新鮮。我要講這些地質學，和我們今日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困不講地球的來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類的來源。地質學家考究得人類初生在二百萬年以內。人類初生以後到到距今二十萬年，才生文化。二十萬年以前，不是偶然造成的，人類庶物由二十萬年以來。逐漸進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現在是什麼世界呢？就是民權世界。
民權之萌芽雖在二千年前之希臘、羅馬時代，但是確立不搖，只有一百五十年，前此仍是君權時代，君權之前是神權時代。而神權之前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在那個時候，人類要圖生存，獸類也要圖生存。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在太古時代，人食類，獸亦食人，彼此相競爭。遍地都是毒蛇猛獸，人類的四周都是禍害，所以人類要圖生存，便要去奮鬥。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不能結合得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就人類發生的地方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有人說不過是在幾處地方。但是地質學家說，世界上有了人之後，便到處都有人。因為無論自什麼地方挖下去，都可以發見人類的遺跡。至於人和獸的競爭，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滅。如果現在走到南洋很荒野的地方，人和獸斗的事還可以看見。又像我們走到荒野外沒有人煙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時代人同獸是一個什麼景象。
像這樣講，我們所以能夠推到古時的事，是因為有古代的痕跡遺存；如果沒有古跡遺存，我們便不能推到古時的事。普通研究古時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讀書看歷史。歷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歷史，有文字的歷史，在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在埃及不過一萬多年，世界上考究萬事萬物，在中國是專靠讀書，在外國人卻不是專靠讀書。外國人在小學、中學之內，是專靠讀書的，進了大學便不專靠讀書，要靠實地去考察。不專看書本的歷史，要去看石頭、看禽獸和各地方野蠻人的情狀，便可推知我們祖宗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比方觀察非洲和南洋群島的野蠻人，便可知道從前沒有開化的人是什麼情形。所以近來大科學家考察萬事萬物，不是專靠書。他們所出的書，不過是由考察的心得貢獻到人類的記錄罷了，他們考察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用觀察，即科學、一種是用判斷，即哲學。人類進化的道理都是由此兩學得來的。
古時人同獸鬥，只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個時候只有同類相助。比方在這個地方有幾十個猛獸奮鬥，在；雖的地方也有幾十個人同幾十上猛獸奮鬥，這兩個地方的人類見得彼此都是同類的，和猛獸是不同的，於是同類的就互相集合起來，和不同類的去奮鬥。決沒有和不同類的動物集合，共同來食人的，來殘害同類的，不是人為的。把毒蛇猛獸打完了，各人還是散去。因為當時民權沒有發生，人類去打那些毒蛇猛獸，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個時代，人同獸爭用氣力的時代。
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類所處的環境較好，所住的地方極於人類的生存，人群就住在一年，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故人類把毒蛇猛獸殺完了之後，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差不多和現在中國的蒙古同亞洲西南的阿剌伯人還是畜牧時代一樣。到了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使以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斗終止，便是文化祿生。這個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個時代，人又同什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
簡而言之，世界進化，當第一時期是人同獸爭，所用的是氣力，大家同心協力殺完毒蛇猛獸；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
在人同獸爭的時代，因為不知道何時有毒蛇猛來犯，所以人類時時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衛力只有又手又足。不過在那個時候，人要比獸聰明些，所以同獸奮鬥，不是用雙手雙足，還曉得用木棍和石頭。故最後的結果，人類戰勝，把獸類殺滅淨盡，人類的生命才可以一天一天的計算。在人同獸斗的時期，人類的安全幾乎一時一刻都不能保。到了沒有獸類的禍害，人類才逐漸蕃盛，好地方都被人住滿了。
當那個時代，什麼是叫做好地方呢？可以避風雨的地方叫做好地方，就是風雨所不到的地方。像埃及的尼羅河兩旁和亞洲馬斯波他米亞地方，土地極其肥美，一年四季都不下雨。尼羅河水每年漲一次，水退之後，把河水所帶的肥泥都散佈到沿河兩旁的土地，便容易生長植物，多產谷米。像這種好地方，只有沿尼羅河岸和馬斯波他米亞地方，所以普通都說尼羅河和馬斯波他米亞是世界文化發源的地方，因為那兩岸的土地肥美，常年沒有風雨，既可以耕種，又可以畜牧，河中的水族動物又豐富，所以人類便很容易生活，不必勞心勞力便可以優遊度日，子子孫孫便容易蕃盛。
到了人類過於蕃盛之後，那些好的地方便不夠住了。就是在尼羅河與馬斯波他米亞之外，稍為不好的地方也要搬到去住，不好的地方就是風雨的天災。好多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化發源的地方。在黃河流域，一來有風雨天災，二來有寒冷，本不能夠發生文化，但是中國古代文化何以發生於黃河流域呢？因為沿河兩岸的人類是由別處搬來的。比方馬斯波他米亞的文化，便早過中國萬多年，到了中國的三皇五帝以前，便由馬斯波他米亞搬到黃河流域，發生中國的文明。在這個地方，驅完毒蛇猛獸之後，便有天災，便要受風雨的禍患。遇到天災，人類要免去那種災害，便要與天爭。因為要避風雨，就要做房屋；因為要御寒冷，就要做衣服。人類到了能夠做房屋做衣服，便進化到文明。
但是，天災是不一定的，也不容易防備。有時一場大風便把房屋推倒，一場大水便可把房屋淹沒，一場大火便可把房屋燒完，一場大雷便可把房屋打壞。這四種──水、火、風、雷的災害，古人實在莫名其妙。而且古人的房屋都是草木做成的，都不能抵抗水、火、風、雷四種天災。所以古人對於這四種天災，便沒有方法可以防備。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故當時人類感覺非常的困難。後來便有聰明的人出來替人民謀幸福，像大禹治水，替人民除去水患；有巢氏教民在樹上做居室，替人民謀避風雨的災害。自此以後，文化便逐漸發達，人民也逐漸團結起來。又因為當時地廣人稀，覓食很容易，他們單獨的問題只有天災，所以要和天爭，無法之中，是不得不用神權，擁戴一個很聰明的人做首領。好比現在非洲野蠻的酋長，他的職務便是專祈禱。又像中國的蒙古、西藏都奉活佛做皇帝，都是以神為治。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說國家的大事，第一是祈禱，第二是打仗。
中華民國成立了十三年，把皇帝推翻，現在沒有君權。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的國家，至今還是拜神，所以日本皇帝，他們都稱天皇。中國皇帝，人們從前亦稱天子。在這個時代，君權已經發達了很久，還是不能脫離神權。日本的皇帝，在幾百年以前已經被武人推到了。到六十年前明治維新，推翻德川，恢復天皇，所以日本至今還是君權、神權並用。從前羅馬皇帝也是一國的教主，羅馬亡了之後，皇帝被人推翻，政權也被奪去了；但是教權仍然保存，各國人民仍然奉為教主，好比中國的春秋時候列國尊週一樣。
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了天災，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
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有力的武人和大政治家把教皇的權力奪了，或者自立為教主，或者自稱為皇帝。於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了人同人爭。到了人同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到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羅馬分裂之後，神權漸衰，君權漸盛，到了法王路易十四便為極盛的時代。他說：「皇帝和國家沒有分別，我是皇帝，所以我就是國家。」把國空的什麼權都拿到自己手裡，專制到極點，好比中國秦始皇一樣。君主專制一天歷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這個時代，科學也一天發達一天，人類的聰明也一天進步一天，於是生出了一種覺悟，知道君主總攬大權，把國家和人民做他一個人的私產，供他一個人的快樂，人民受苦他總不理會。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時候，便一天覺悟一天，知道君主專制是無道，人民應該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所以百餘年來，革命的思潮便非常發達，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所以推求民權的來源，我們可以同時代來分析。
再概括的說一說：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
在這個時代之中，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公理同強權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以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我們到了這個很新的時代，推倒舊時代的君權，窨是好不好呢？從前人類的知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講起來，究竟為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民權呢？因為近來文明進步，人類的知識很發灰，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的時候，便要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但是現在還有很多學者要擁護君權，排斥民權。日本這種學者是很多，歐美也有這種學者，中國許多舊學者也是一樣。所以一般老官僚至今是主張復辟，恢復帝制。現在全國的學者人主張君權的，有主張民權的，所以弄到政體至今不能一定。我們是主張民權政治的，必要把全世界各國民權的情形，考察清楚才好。
從二十萬年到萬幾千年以前用神權，神權很適宜於那個時代的潮流。比如現在西藏，如果忽然設立君主，人民一定是要反對的；因為他們宗信教主，擁戴活佛，尊仰活佛的威權，服從活佛的命令。歐洲幾千百年前也是這樣。中國文化發達的時期早過歐洲，君權多過神權，所以中國老早便是君權時代，民權這個名詞是近代傳進來的。大家今天來贊成我的革命，當然是主張民權的；一般老官僚要復辟要做皇帝，當然是反對民權、主張君權的。君權和民權，究竟是那一種和現在的中國相宜呢？這個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根本上討論起來，無論君權和民權，都是用來管理政治，為眾人辦事的，不過政治上各代的情形不同，所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到底中國現在用民權是適宜不適宜呢？有人說，中國人民的程度太低，不適宜於民權。美國本來是民權的國家，但是在袁世凱要做皇帝的時候，也有一位大學教授叫做古德諾，到中國來主張君權，說中國人民的思想不發達，文化趕不上歐美，所以不宜用民權。袁世凱便利用他這種言論，推翻民國，自己稱皇帝。現在我們主張民權，便要對於民權認得清楚。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就是中國十三年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但是我們的歷史經過了四千多年，其中有治有亂，都是用君權。到底君權對於中國是有利或有害呢？中國所受君權的影響，可以說是利害參半。但是根據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來講，如果應用民權，比較上還是適宜得多。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宗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他在那個時代，已經知道君主不必一定是要的，已經知道君主一定是不能長久的，所以便判定那些為民造福的就稱為「聖君」，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不過那個時候還以為不能做到，好像外國人說「烏托邦」是理想上的事，不是即可以做得到的。
至於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的印象，把中國人和非洲、南洋的野蠻人一樣看待，所以中國人和外國人講到民權，他們便不極不贊成，以為中國何以能夠同歐美同時來講歐美來講民權！這些見解的錯誤，都是由於外國學者不考察中國的歷史的國情，所以不知道中國實在是否適宜於民權，中國在歐美的留學生，也有跟外國人一樣說中國不適宜民權的。這種見解實在是錯誤。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吉年以前就老早有了，不過當時只是見之於言論，沒有形於事實。現在歐美既是成立民國，實現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年，中國古人也有這種思想，所以我們要希望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樂，順乎世界的潮流，非用民權不可，但是民權發生至今還不甚久，世界許多國家還有用君權的。各國實行民權，也遭過了許多挫折、許多失敗的。民權言論的發生中國有了兩千多年，在歐美恢復民權不過一百五十年，現在風行一時。
近代事實上的民權，頭一次發生是在英國。英國在那個時候發生民權革命，正當中國的明末清初。當時革命黨的首領叫做格林威爾，把英國皇帝查理士第一殺了。此事發生以後，便驚動歐一般人，以為這是自有歷史以來沒有的，應該當作謀反叛逆看待。暗中弒君，各國是常有的；但是格林威爾殺查理士第一，不是暗殺，是把他拿到法庭公開裁判，宣佈他不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所以便把他殺了，當時歐洲以為英國人民應該贊成民權，從此民權便可以發達。誰知英國人民還是歡迎君權，不歡迎民權，查理士第一雖然是死了，人民還是思慕君主，不到十年，英國便發生復辟，把查理士第二迎回去做皇帝。那個時候，剛是滿清入關，明朝還沒有亡，距今不過兩百多年以前，英國發生過一次民權政治，不久便歸消滅，君權還是極盛。
一百年之後，便有美國的革命，脫離英國獨立，成立美國聯邦政府，到現在有一百五十年。這是現在世界中頭一個民權的國家。
美國建立共和以後不到十年，便引出法國革命。法國當時革命的情形，是因為自路易十四總攬政權，厲行專制，人民受非常的痛苦。他的子孫繼位，更是暴虐無道，人民忍無可忍，於是發生革命，把路易十六殺了，法國人殺路易十六，也是和英國人殺查理士第一一樣，把他拿到法庭公開審判，宣佈他忠於國家和人民的罪狀。法國皇帝被殺了之後，歐洲各國為他復仇，大戰十多年。所以那次的思想，從此更極發達。
講到民權史，大家都知道法國有一位學者叫做盧梭。盧梭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的論》。《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文化，可以說民權是天生出來的。但就歷史是進化的道理說，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故推到進化的歷史上，並沒有盧梭所說的那種民權事實，這就是盧梭的言論沒有根據。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據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我們主張民權的不必要先主張言論，因不宇宙間的道理，都是先有實然後才發生言論，並不是先有言論然後才發生事實。
比方陸軍的戰術現在已經成了有系統的學問，研究這門學問的成立，是先有學理呢，或是先有事實呢？現在的軍人都是說入學校，研究戰＜術＞學，學成了之後為國家去戰鬥。照這種心理來講，當然是先有言論，然後才有事實，但是照世界進貨的情形說，最初人同獸鬥，有了幾百萬年，然後那些毒蛇猛獸才消滅。在那個時候，人同獸鬥，到底有沒有戰術呢？當時或者有戰術，不過因為沒有文字去記載，便無可稽考，也未可知，後來人同人相爭，國同國相爭，有了兩萬多年，又經過了多少戰事呢？因為沒有歷史記載，所以後世也不知道。就中國歷史來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所以照那十三篇書講，是先有戰術的事實，然後才成那本兵書。就是現在的戰術，也是本天古人戰鬥的事實，逐漸進步而來。自最近發蝗了無煙槍之後，我們戰術便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更。從前打仗，是兵士看見了敵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齊進，近來打仗，如果見了敵人，便趕快伏在地下放槍。到底是不是因為的了無煙槍，我們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實，然後才有書呢？還是先有書，然後才有事實呢？外國從前有這種戰術，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戰始。當時英國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去應戰，波人則伏在地下，所以英國兵士便受很大的損失。「伏地戰術」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蘭搬到非洲的，當時的人數只有三十萬，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總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從前吃虧不少，便學土人伏地的戰術。後來學成了，波人和英國人打仗，英國人也吃虧不少，所以英國人又轉學波人的伏地戰術。後來英國後士回本國，轉教全國，更由英國傳到全世界，所以現在各國的戰術學都採用他。
由此可見，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不是先有言論才發生事實。盧梭《民約論》中所說民權是由天賦的言論，本是和歷史上進化的道理相衝突，所以反對民權的人便拿他那種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做口實。盧梭說民權是天賦的，本來是不合理；但是反對他的人，便拿他那一句沒有根據的言論來反對民權，也是不合理。我們要研究宇宙間的道理，須先要靠事實，不可專靠學者的言論。盧梭的言論既是沒有根據，為什麼當時各國還要歡迎呢？又為什麼盧梭能夠發生那種言論呢？因為他當時看見民權的潮流已經湧到了，所以他便主張民權。他的民權主張剛合當時人民的心理，所以當時的人民便歡迎他。他的言論雖然是和歷史進化的道理相衝突，但是當時的政治情形已經有了那種事實；所以他引證錯了的言論還是被人歡迎。至於說到盧梭提倡民權的始意，更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
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像中國君權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可算是發達到了極點。但是後來的君主還要學他，就是君權無論怎麼樣大，人民還是很歡迎。
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為前人所發表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也不可因為英國有格林威爾革命之後仍要復辟，和法國革命的延長，便以為民權不能實行。法國革命經過了八十年，才能夠成功。美國革命不過八年，便大功告成。英國革命經過二百多年，至今還是皇帝。但是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是怎麼挫折，怎麼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這個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實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權不可，但是當時談起這種主張，不但是許多中國人反對，就是外國人也很反對。當中國發起革命的時候，世界上還有勢力很大的專制君主，把君權、教權統在一個人身上的，像俄國皇帝就是如此。其次，把很強的海陸軍統在一個人身上的，便有德國、奧國的皇帝。當時大家見得歐洲還有那樣強大的君權，亞洲怎麼樣可以實行民要呢？所以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都容易發動起來。但是最大的俄國、德國皇帝，現在都推翻了俄德兩國都變成了共和國家。可見世界潮流實在到了民權時代，中國人從前反對民權，常常問我們革命黨有什麼力量可以推翻滿清皇帝呢？但是滿清皇帝在辛亥年一推就倒了，這就是世界潮流的效果。
世界潮流的趨勢，好比長江、黃河的流水一樣，水流的方向或都有許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論是怎麼樣都阻止不住的。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權流到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象袁世凱，很蠻悍的軍隊象張勳，都是終歸失敗。現在北方武力專制，就是反抗世界的潮流；我們南方主張民權，就是順就世界的潮流。雖然南方政府的力量薄弱，軍隊的訓練和餉彈的補充都不及北方，但是我們順著潮流做去，縱然一時失敗，將來一定成功，並且可以永遠的成功，北方反抗世界的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是怎麼樣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恢復。現在供奉神權的蒙古已經起了革命，推翻活佛，神權失敗了。將來西藏的神權，也一定要被人民推翻。蒙古、西藏的活佛，便是神權的末日，時期一到了，無訟是怎麼樣維持都不能保守長久，現在歐洲的君權也逐漸減少，比如英國是用政黨治國，不是用皇帝治國，可以說是有皇帝的共和國。由此可見，世界潮流到了現在，不但是神權不能夠存在，就是君權也不能夠長久。
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以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這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因為自古以來，有大志之多想做皇帝。如劉邦見秦始皇出外，便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亦曰：「彼可取而代也。」此等野心家代代不絕。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但是我們宣傳革命主義，不但要推翻滿清，並且要建設共和，所以十中之六七人都逐漸化除其帝皇思想了，但是其中仍有一二人，就是到了民國十三年，那種做皇帝的舊思想還沒有化除，所以跟我革命黨的人也有自相殘殺，即此故也。我們革命黨於宣傳之始，便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就是想免了爭皇帝之戰爭。惜乎尚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在無可如何！
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微、建都南京，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講起原因有好幾種。有人說他最大原因是不懂外交。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之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不能見天王洪秀全，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芍，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洪秀全便因此失敗。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是由於不懂外交。這或者他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觀察。洪秀全之所以失敗，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城來自相殘殺。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是六七萬精兵，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民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為，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分基本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洪秀全想做皇帝一念之錯。洪秀全當時革命尚不知有民權主義，所以他一起義時便封了五個王。後來到了南京，經過楊秀清、韋昌輝內亂之後，便想不再封王了，後因李秀成、陳玉成屢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勢，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們或靠不住，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十個王，使他們彼此位號相等，可以互相牽掣。但是從此以後，李秀成、陳玉成等對於各便不能調動，故洪秀全使因此失敗。所以那種失敗，完全是由於大家想做皇帝。
陳炯明前在廣州造反，他為什麼要那樣做呢？許多人以為他只是要割據兩廣，此實大然，當陳炯明沒有造反之先，我主張北伐，對他剴切說明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的利害，他總是反對，後來我想他要爭的是兩廣，或者恐怕由於我北伐，和他的地盤有妨礙，所以我最後一老實不客氣，明白對他說：「我們北伐如果成功，將來政府不是搬到武漢，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來的；兩廣的地盤當然是付託於你，請你做我們的後援。倘若北伐不辛失敗，我們便沒有臉再回來。到了那個時候，任憑你用什麼外交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攏，也可以保存兩廣的地盤。就是你投降北方，我們也不管汝，也不責備你。」他當時似還有難言之隱。由此觀之，他之志是不只兩廣地盤的。衙來北伐軍進了贛州，他就造起反來。他為什麼原因要在那個時候造反呢？就是因為他想做皇帝，先要消滅極端與皇帝不相容之革命軍，彼此可有辦法去做成其基礎，好去做皇帝。此外尚有一件事實證明陳炯明是有皇帝思想的：辛亥革命以後他常向人說，他少年時常常做夢，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詩，內有一句雲，「日月抱持負少年，」自注這段造夢的故事下，遍以示人。他取他的名字，也是想應他這個夢的。你看他的部下，像葉舉、洪兆麟、楊坤如、陳炯明那一般人，沒有一個是革命黨，只有鄧鏗一個人，是革命黨，他便老早把鄧鏗暗殺了。陳炯明是為做皇帝而來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此外還有幾個人從前也是想做皇帝的，不知道到了民國十三年他們的心理是怎麼樣，我現在沒有工夫去研究他。
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窨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想做皇帝的心理便永遠不能消滅。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成立以後，是用誰來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吉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我們革命黨為將來戰爭起見，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便主張共和，不要皇帝。現在共和成立了，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像現立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還更有不知多少人，都是想要做皇帝的。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兵權大的就爭皇帝，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王者王，小者侯」，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
民權這個名詞，外國學者每每把他和自由那個名詞並稱，所以在外國很多的書本或言論裡頭，都是別的東西，就是為自由，所以民權便由此發達。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近來革命思潮傳到東方之後，自由這個名詞也傳進來了。許多學者志士提倡新思潮的，把自由講到很詳細，視為很重要。這種思潮，在歐洲兩三百年以前占很重要的地位，因為歐洲兩三百年來的戰爭，差不多都是為爭自由，所以歐美學者對於自由看得很重要，一般人民對於自由的意義也很有心得。但是這個名詞近來傳進中國，只有一般學者曾用工夫去研究的，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至於普通民眾，像在鄉村街道上的人，如果我們對他們說自由，他們一定不懂得。所以中國人對於自由兩個字，實在是完全沒有心得。因為這個名詞傳到中國不久，現在懂得的，不過是一般新青年和留學生，或者是留心歐美政治時務的人。常常聽到和在書本上看見這個兩個字，但是究竟是自由，他們還是莫名其妙。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說中國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思想太幼稚，連自己的知識都沒有，自由的名詞都沒有。但是外國人一面既批評中國人沒有自由的知識，一面又批評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外國人的這兩種批評，在一方面說中國人是片散沙，沒有團體；又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明白自由。這種兩批評，恰恰是相反的，為什麼是相反的呢？比方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究竟說一片散沙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個個有自由和人人有自由。人人把自由的擴充到很大，所以成了一片散沙。什麼是一片散沙呢？如果我們拿散一手沙起來，無論多少，各顆沙都是很活動的，沒有束縛的，這便是一片散沙。如果在散沙內參加士敏土，便結成石頭，變為一個堅固的才本。變成了石頭，團體很堅固，散沙便沒有自由。所以拿散沙在石頭比較，馬上明白，石頭本是由散沙結合而成的，但是散沙在石頭的堅固團體之內，就不能活動，就失卻自由。自由的解釋，簡單言之，在一個團體中能夠活動，來往自如，便是自由。因為中國沒有這個名詞，所以林粗都莫名其妙。但是我們有一種固有名詞，是和自由相彷彿的，就是「放蕩不羈」一句話，既然是放蕩不羈，就是和散沙一樣，各個有很大的自由。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面說沒有結合能力，既然如此，當然是散沙，是很自由的；又一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殊不知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片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休，便不能像一片散沙。所以外國人這樣批評我們的地方，就是陷於自相矛盾了。
最近二三百年以來，外國用了很大的力量爭自由。究竟自由是好不好呢？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依我看來，近來兩三百年，外國人說為自由去戰爭，我中國普通人也總莫名其妙。他們當爭自由的時候，鼓吹自由主義，說得很神聖，甚至把「不自由，毋寧死」的一句話成了爭自由的口號。中國學者翻譯外國人的學說，也把這句話搬進到中國來，並且擁護自由，決心去奮鬥，當初的勇氣差不多和外國人從前是一樣。但是擁護中國一般民眾，還是不能領會什麼是叫做自由，大家要知道，自由和民權是同時以達的，所以今天來講民權，便不能不講自由。我們要知道歐美為爭自由，流了多少血，犧牲民許多性命，我前一回講過了，現在世界是民權時代，歐美發生民權已經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權的來歷，由於爭自由之後才有的，最初歐美人民犧牲性命，本來是為爭自由，爭自由之的結果才得到民權。當時歐美學者提倡自由去戰爭，好比我們革命提倡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道理是一樣的。由此可見，歐美人民最初的戰爭是為自由，自由爭得之後，學者才稱這種結果為同權。秘謂「德謨克拉西」，此乃希臘之古名詞。而歐美民眾至今對這個名詞亦不大關心，不過視為政治學中之一名術語便了；比之自由二個字，視為性命所關，則相差遠了。民權這個事實，在希臘、羅馬時代已發其端。因那個時候的政體是貴族共和，都已經有了這個名詞，後來希臘、羅馬亡了，這個名詞便忘記了，最近二百年同夥自由戰爭，又把民權這個名詞再恢復起來。近幾十年來講民權的人更多了，滸到中國也有很多人講民權。但是歐洲一二百多年以來的戰爭，不是說爭民權，是說爭自由，提起自由兩個字，全歐洲人便容易明白。當時歐洲人民聽了自由這個名詞容易明白的情形，好像中國人聽了「發財」這個名詞一樣，大家的心理都以為是很貴重的。現在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來附和；但是對他要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要跟上來。歐洲當時戰爭所用的標題是爭自由，因為他們極明白這個名詞，所以人民便為自由去爭奮鬥、為自由去犧牲，大家很崇拜自由。合以歐洲人民聽到自由便那樣歡迎呢？其中有許多道理，要詳細去研究才可以明白，中國人吸到說發財就很歡迎的原故，因為中國現在到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的；因為發財是救窮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發財有什麼好外呢？就是發財便可救窮，救了窮便不受苦，所謂救苦救難。人民正是受貧窮的痛苦時候，忽有人對他們說發財把他們的痛苦可以解除，他們自然要跟從，自然拚命去奮鬥。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道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吸道發財一樣。
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歡迎自由呢？因為當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歐洲的文明和中國週末列國相同，中國週末的時候中和歐洲羅馬同時，羅馬統一歐洲正在中國周、秦、漢的時代，羅馬初時建立共和，後來變成制。羅馬亡了之後，歐洲列國並峙，和中國周朝亡了之後變成列國一樣，所以很多學者，把周朝亡後的七雄爭長和羅馬亡後變成列國的情形相提並論，羅馬變成列國，成了封建制度。那個時候，大者王，小者侯，最小者還有伯、子、男，者是很專制的。那種封建政體，比較中國周朝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的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所受的痛苦還要更厲害。這個原故，由於中國自秦朝專制直接對於人民「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遂至促亡，以後歷朝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人民納了糧之處幾乎與官吏沒有關係。歐洲的專制，卻一一直接專制到人民，時間復長，方法日密。那專制的進步，實在比中國厲害得多。所以歐洲人在二百年以前，受那種極殘酷專制的痛苦，好像現在中國人民受貧窮的痛苦是一樣。人民受久民那樣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奮鬥去爭自由，解除那種痛苦；一聽道有人說自由，便很歡迎。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破壞之後，專制淫威不能達到普通人民。由秦以後歷代皇帝專制的目的，第一是要保守他們自己的皇位，永遠家天下，使他們子子孫孫可以萬世安享。所以對於人民的行動，於皇位有危險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懲治。故中國一個人造反，便連到誅滅九族。用這樣嚴重的刑罰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專制皇帝要永遠保守皇位，反過來說，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無論他們是做什麼事，皇帝便不理會。所以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皇帝都只顧皇位，並不理民事，說道人民的幸福，更不理不到，現在民國有了十三年，因為政體混亂，還沒有功夫去建設，人民和國家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只有一個關係，就是納浪，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另的關係。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由此可見，中國人民直接並沒有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只有受間接的痛苦。因為國家衰弱，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沒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窮財盡，人民便受貧窮的痛苦。這種痛苦，就是間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所以當時人民對於皇帝的怨恨還是少的。
但是歐洲的專制就和中國的不同。歐洲由羅馬亡後到兩三百年以前，君主的專制是很進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厲害的，人民是很難忍受的。當時人民受那種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極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行動不自由。這三種不自由，現在歐洲是已經過去了的陳跡，詳細情形是怎麼樣，我們不能看見，但是行動不自由還可以知道。譬如現在我們華僑在南洋荷蘭或法國的領土，所受來往行動不自由的痛苦，便可以知道，像爪哇本來是中國的屬國，到中國來進過了貢的，後來才歸荷蘭。歸荷蘭的政府管理之後，無論是中國的商人，或者是學生，或者是工人，到爪哇的地方，輪船一抵岸，便有荷蘭的巡警來查問，便把中國人引到一間小房子，關在那個裡頭，脫開衣服，同醫生從頭到腳都驗過，還要打指模、量身體，方才放出，准他們登岸。登岸之後，就是住在什麼地方，也要報明，如果想由所住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便要領路照。到了夜晚九時以後，就是有路照也不准通行，要另外領一張夜照，並且要攜手燈，這就是華僑在爪哇所受荷蘭政府的待遇，便是行動不自由。像這種行動不自由的待遇，一定是從前歐洲皇帝對人民用過了的，留存到今日，荷蘭人就用來對待中國華僑，由於我們華僑現在受這種待遇，便可想見從前歐洲的專制是怎麼樣情形。此外還有人民的營業工作和信仰種種都不自由。譬如不信仰不自由說，人民在一個什麼地方住，便強迫要信仰一種什麼宗教，不管人民是情願不情願。由此人民都很難忍受，歐洲人民當時受那種種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所以一聽到說有人提倡爭自由，大家便歡迎，便去附和。這就是歐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歐洲革命是要爭自由，人民為爭自由流了無數的碧血，犧牲了無數的身家性命，所以一爭得之後，大家便奉為神聖，就是今日也還是很崇拜。
這種自由學說近來傳進中國，一般學者也很熱心去提倡，所以許多人也知道在中國要爭自由。今天我們來講民權，民權的學說是由歐美傳進來的，大家必須明白民權是一件什麼事，並且還要明白民權同類的自由又是一件什麼事，從前歐洲人民受不自由的痛苦，忍無可忍，於是萬眾一心去爭自由，達到了自由目的之後，民權便隨之發生。所以我們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明白爭自由的歷史，近年歐美之革命風潮傳播到中國，中國新學生及許多志士都發起來提倡自由。他們以為歐洲革命象從前法國都是爭自由，我們現在革命，也應該學歐洲人來爭自由。這種言論，可說是人云亦云，對於民權和自由沒有用過心力去研究，沒有徹底瞭解。
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而不主張以革命去爭自由，是很有深意的，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自由，美國革命的口號是獨立。我們革命的口號就是在民主義，是用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來的，不是人云亦云。為什麼說一般新青年提倡自由是不對呢？為什麼當時歐洲講自由是對呢？這個道理已經講過了。因為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人民才熱心來附和。歐洲人民因為從前受專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經提倡自由，便萬眾一心去贊成，假若現在中國來提倡自由，人民向來沒有受過這種痛苦，當然不理會。如果在中國來提倡發財，人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的三民主義，便是很像發財主義。要明白這個道理，要輾轉解釋才可成功。我們為什麼不直接講發財呢？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和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接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來包括，若是用自由的名詞更難包括了。
近來歐洲學者觀察中國，每每說中國的文明程度太低，政法思想太薄弱，連自由都不懂，人們歐洲人在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為自由犧牲，不知道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現在中國人還不懂自由是什麼，由此便可見我們歐洲人的政治思想比較中國人高得多。由於中國人不講自由，便說是政治思想薄弱。這種言論，依我看起來是講不通的。因為歐洲人既尊重自由，為什麼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呢？歐洲人從前要爭自由的時候，他們自由的觀念自然是很濃厚，得到了自由之後。目的已達，恐怕他們的自由觀念也漸漸淡薄；如果現在再去提倡自由，我想一定不像從前那樣的歡迎。而且歐洲爭自由的革命，是兩三百年前的舊方法，一定是做不通的。就一片散沙而論，有什麼精采呢？精采就是在有充分自由，如果不自由，便不能夠成一片散沙。從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自由，到了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由的自由。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許多流弊。所以英國有一個學者叫做彌勒氏的便說：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範圍，便不是自由。歐美人講自由從前沒有範圍，到了英國彌勒氏才立了自由的範圍，有了範圍，便減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學者已漸知自由不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之物，所以也要定一個範圍來限制他了。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一方面說中國人不懂自由，一方面又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這兩種批評實在是互相矛盾。中國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們趁早就要參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結合來成石頭，變成很堅固的團體，到了那個時候，散沙便不能夠活動，便沒有自由。所以中國人現在反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國人的本質，中國人的自由有這個思想。但是中國人沒有這個思想，和政治有什麼關係呢？到底中國人沒有自由呢？我們拿一片散沙的事實來研究，便知道中國人有很多的自由，因為自由太多，故大家便不注意去理會，連這個名詞也不管了。
這是什麼道理呢？好比我們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吃飯每天最少要兩餐，穿衣每年最少要兩套。但是還有一件事比較衣食更為重要，普通人都以為不吃飯便要死，以吃飯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重要的事比較吃飯還要重大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不過大家不覺得，所以不以為重大。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是吃空氣，吃空氣就是呼吸。為什麼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過一萬倍呢？因為吃飯在一天之內，有了兩次或者一次就可以養生；但是我們吃空氣，要可以養生，每一分鐘最少要有十六次才可舒服。如果不然，便不能忍受。大家不信，可以實地試驗，把鼻空塞住一分鐘，便停止了十六次的呼吸，像我現在試驗不到一分鐘，便很難忍受，一天有二十四點鐘，每點鐘有六十分，每分鐘要吃空氣十六次，每點鐘便吃九百六十次，每天便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次。所以說吃空氣比較吃飯重要得一萬倍，實在是不錯的，像這樣要緊，我們還不感覺的原因，就是由於天中空氣到處皆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功夫，不比吃飯要用人工去換得來。所以我們覺得找飯吃是很難得，找空氣吃是很容易的。因為太過容易，大家便不注意。個人閉住鼻孔，停止吃空氣，來試驗吃空氣的，不地是小試驗，如果要行大試驗，可以把這個講堂四圍的窗戶都關閉起來，我們所吃的空氣便漸漸減少，不過幾分鐘久，現在這幾百人便都忍受。又把一個人在小房內關閉一天，初放出來的時候，便覺得很舒服，也是一樣的道理。中國人因為自由過於充分，便不去理會，好比房中的空氣太多，我們便不覺得空氣是個很重要的。歐洲人在兩三百年以前受專制的痛苦，完全沒有自由，所以他們人人才知道自由可貴，要拚命去爭，沒有爭到自由之先好像中閉在小房裡一樣；既爭到了自由之後，好比是從小房內忽然出來，遇著了空氣一樣，所以大家便覺得自由是貴重的東西。所以他們常常說「不自由，毋寧死」那一名話。但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
中國人不知自由，只知發財。對中國人說自由，好像對廣西深山的瑤人說發財一樣。瑤人常有由深山中拿了熊膽、鹿茸到外邊的圩場去換東西，初時圩場中的人把錢和他交換，他常常不要，只要食鹽和布長匹，乃樂於交換，在我們的觀念內，最好是發財，在瑤人的觀念，只要合用東西便心滿意足，他們不懂發財，故不喜歡得錢，中國一般的新學者對中國民眾提倡自由，就好像和瑤講發財一樣，中國人用不著自由，但是學生還要宣傳自由，真可謂不識時務了。歐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為難得自由，所以拚命去爭，既爭到了之後，像法國、美國是我們所稱為實行民權先進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之內，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許多等人，像學生、軍人、官吏和不及二十歲未成年的人，都是沒有自由的。所以歐洲兩三百年前的戰爭，不過是三十歲以上的人，和不做軍人、官吏、學生的人來爭自由，爭得了以後，也只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有自由，爭得了之後，也只有除了他們這幾等人以外的才人自由；在這幾等人以內的，至今都不得自由。
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爭自由。歐美人講自由，是有很嚴格界限的，不能說人人都有自由□中國新學生講自由，把什麼界限都打破了。拿這種學說到外面社會。因為沒人歡迎，所以只好搬回學校內去用。故常常生出鬧學風潮。此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也。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不知道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這自是難怪。至於中國的學生，而竟忘卻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個先民的自由歌，卻是大可怪的事！由這個自由歌看焉，便知中國自古以來，雖無自由之名，而確有自由之實，且極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
我們要講民權，因為民權是由自由發生的。所以不能不講白歐洲人民當時爭自由的情形，如果不明白，便不知道自由可貴。歐洲人當時爭自由，不過是一種狂熱。後來狂熱漸漸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兩方面。不是神聖的東西，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以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手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當民國二年袁世凱大借外債，不經國會通過，又殺宋教仁，做種種事來破壞民國。我當時催促各省馬上去討袁，但因為我們同黨之內，大家都是講自由，沒有團體。譬如在西南，無論那一省之內。自師長，旅長以至兵士，沒有不說各有各的自由，沒有彼此能夠團結的。大而推到各省，又有各省的自由，彼此不能聯合。各南各省，當時乘革命的餘威，表面雖然是轟轟烈烈，內容實在是四分五裂，號令不能統一。說到袁世凱，他有舊日北洋六鎮的統系，在那六鎮之內，所有的師長、旅長和一切兵士都是很服從的，號令是致的。簡單的說，袁世凱有堅固的團體，我們革命黨是一片散沙，所以袁世凱打敗革命黨。由此可見，一種道理在外國是適當的，在中國未必是適當。外國革命的方法是爭自由，中國革命便不能說是爭自由。如果說爭自由，便更成一片散沙，不能成大團體，我們的革命目的便永遠不能成功。
外國革命是由爭而起，奮鬥了兩三百年，生出了大風潮，才得到自由，才發生民權。從前法國革命的口號，是用自由、平等、博愛。我們革命的口號，是用民族、民權、民生。究竟我們三民主義的口號，和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口號有什麼關係呢？照我講起來，我們的民族可以說和他們的自由一樣，因為實行民族主義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但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要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由。當學生的能夠犧牲自由，就可天天用功，在學問上做功夫，學問成了，知識發達，能力豐富，便可以替國家做事。當軍人能夠犧牲自由，就能夠服從命令，忠心報國，使國家有自由，如果學生、軍人要講自由，便像中國自由的對待名詞，成為放任、放蕩，在學校內便沒有校規，在軍隊內便沒有軍紀。在學校內不講校規，在軍隊內不講軍紀，那還能夠成為學校、號稱軍隊嗎？我們為什麼要國家自由呢？因為中國受列強的壓迫，失去了國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實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緬甸、安南、高麗。緬甸、安南、高麗不過是一國的殖民地，只做一個主人的奴隸；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各國的奴隸。中國現在是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所以現在的國家是很不自由的。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成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用我們三了主義的口號和法國革命的口號來比較，法國的自由和我們的民族主義相同，因為民族主義是提倡國家自由的。平等和我們的民權主義相同，因為民權主義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此外還有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三講
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因為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第二個口號，所以今天專拿平等做題目來研究。
平等這個名詞，通常和自由那個名詞都是相提並論的。歐洲各國從前革命，人民為爭平等和爭自由，都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犧牲，所以他們把平等和自由都看得一樣的重大。更有許多人以為要能夠自由，必要得到平等；如果得不到平等，便無從實現自由。用平等和自由比較，把平等更是看得重大的。
什麼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裡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譬如美國在革命時候的《獨立宣言》法國在革命時候的《人權宣言》，都是大書特書，說平等、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特權，人〔他〕類〔人〕不能侵奪的。天生人究竟是否賦有人類的特權呢？請先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
從前在第一講中，推溯民權的來源，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譬如用天生的萬物來講，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有。就是拿平地來比較，也沒有一處是真平的。好像坐粵漢鐵路，自黃沙到銀盞坳一段本來是屬於平原，但是從火車窗外過細考察沿路的高低情況，沒有那一里路不是用人工修築，才可以得平路的。所謂天生的平原，其不平的情形已經是這樣。再就眼前而訟，拿桌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子都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是相同的，推到空間、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的。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是人為的不平等。人為的不平等究竟是什麼情形，現在可就講壇的黑板上繪一個圖來表明。
請諸君細看第一圖，便可明白。因為有這種人為的不平等，在特殊階級的人過於暴虐無道，被壓迫的人民無地自容，所以發生革命的風潮來打不平。革命的始意，本是在打破人為的不平等，到了平等以後便可了事。但是佔了帝王地位的人，每每假造天意做他們的保障，說他們所處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與的，人民反對他們便是逆天。無知識的民眾，不曉得研究這些話是不是合道理，只是盲從附和，為君主去爭權利，來反對的知識的人民去講平等自由。因此贊成革命的學者，便不得不創天賦人權的平等自由這一說，以打破君主的專制。學者創造這一說，原來就是想打破人為之不平等的。但是天下的事情，的確是行易知難。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什麼方法和力量，總中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不過專制帝王推倒以後，民眾又深信人人是天生平等的這一說，便日日去做工夫，想達到人人的平等，殊不知這種事是不可能的。到了近來科學昌明，人類大覺悟了，才知道沒有天賦平等的道理假若照民眾相信的那一說去做，縱使不顧真理勉強做民功，也是一種假平等。像第二圖一樣，必定要把位置高的壓下去，成了平頭的平等，是假平等。
說到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官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沒有進步，人類便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因為平等是人為的，不是天生的；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故革命以合，必要各人在政治的立足點都是平等，好像第三圖的底線，一律是平等的，那才是真正平等，那才上自然之真理。
歐洲從前革命，人民爭平等自由，出了很大的力量，費了很大的犧牲。我們現在要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出力、那樣犧牲，便先要知道歐洲在沒能革命以前是怎樣不平等的情形，上面所繪的第一圖，是表示歐洲在沒有革命以前，政治上是怎樣不平等的事實，圖中所示帝、王、公、侯、伯、子、男等一級一級的階梯，就是從前歐洲政治地位上的階級。這種階級，中國以前也是有的。到十三年前發生革命，推翻專制，才剷平這種不平的階級。但是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貨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歐洲就是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在兩三百年之前才知道不平等的壞處，才發生平等的思想。中國在兩千年以前便有了這種思想，所以中國政治的進步是早過歐洲。但是在這兩百年以來。歐洲的政治進步不但是趕到中國，並且超過中國，所謂後來者居上。
歐洲沒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國比較起來，歐洲的專制要比中國厲害得多。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世襲制度。當時歐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貴族，代代都是世襲貴族，不去做別種事業；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襲一種事業，不能夠去做種事業。比方耕田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農夫；做工的人，他的子子孫孫便要做苦工。祖父做一種什麼事業。子孫就不能改變。這種職業上不能夠改變，就是當時歐洲的不自由，中國自古代封建制度三十以後，這種限制也完全打破，由此可見，從前中國和外國都是有階級制度，都是不平等。中國的好處是只有皇帝是世襲，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襲，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總是世襲，到了改朝換姓，才換皇帝，至於皇帝以下的公侯伯子男。中國古時都是可以改換的，平民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代代世襲一種事業的，歐洲平民間或也有做宰相、封王侯的，但是大多數的王侯都是世襲，人民的職業不能自由，因為職業不自由，所以失了平等，不但是政治的階級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階級也不平等，由於這個原故，人民一來難到公侯伯子男的那種地位，二來自已的職業又不能自由改變，更求上進，於是感覺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爭自由，解除職業不自由的束縛，以求上進，拚命去爭平等，打破階級專制的不平等，那種戰爭，那種奮鬥，在中國是向來沒有的。中國人雖然受過了不平等的界限，但是沒有犧牲身家性命去做平等的代價，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厲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
近來歐洲文化東漸，他們的政治、經濟、科學都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聽到歐洲的政治學理，多數都是照本抄謄，全不知道改變。所以歐洲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說是爭自由，中國人也說要爭自由，歐洲從前爭平等，中國人也照樣爭平等，但是中國今日的弊病，不是在不自由、不平等的這些地方。如果專拿自由、平等去提倡民氣，便是離事實太遠，和人民沒有切膚之痛，他們便沒有感覺；沒有感覺，一定不來附和。至於歐洲在兩三年以前，人民所受不自由、不平等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熱，以為非爭到自由平等，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所以拚命去爭自由、打平等，因為有這種風潮，所以近兩三百年來，一次發生英國革命，二次發生美國革命，三次發生法國革命，美國、法國的革命都是成功的。英國革命算中沒有成功，所以國體至今沒有改變。英國革命的時候，正當中國明末清初，當時英國人民把兵推到，殺了一個皇帝；不到十年，又發生復辟，一直到現在，他們的國體仍舊是君主，貴族階級也是存在，美國自脫離英國獨立以後。把從前政治的階級完全打破，創立共和制度，以後法國革命，也是照美國一樣，把從前的階級制度根本推翻。延到現在六年以前，又發生俄國革命，他們也打破階級制度，變成共和國家。美國、法國、俄國都是世界是很強盛的國家。推原他們強盛的來歷，都是由於革命成功的。就這三個革命成功的國家比較，發起最後的是俄國，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國俄國革命的結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階級打到平等，並且把社會上所有醬的階級都一齊打到平等。
我們再拿美國來講，美國革命的時候，人民所向的目標上在獨立，他們為什麼要獨立呢？因為他們汪時的十三州都是英國領土，歸英國管理。英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壓迫美國人民比壓迫本國人民還要嚴厲得多，美國人民見得他們自己和英國人民都是同歸一個英國政府管理，英國政府待本國人民是那樣寬大，待美國人民是這樣刻薄，便覺得很不平等，所以要脫離英國，自己去管理自己，成一個獨立國家，他們因為獨立，反抗英國。和英國戰爭了八年，後來獨立成功，所有在美國的白色人種，政府都一律看待，一律平等，但是對待別色人種便大不相同，比方在美國的非洲黑人，他們便視為奴隸。所以美國獨立之後，白人的政治地位雖然是平等，但是黑和白人比較便不平等。這種事實，和美國的憲法及獨立的宣言便不符合。因為《獨立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賦有一定不能少的權利，那些權利便是生命自由和求幸福。後來訂定憲法，也是根據這個道理，美國注重人類平等的憲法既然成立以後。還要黑人來做奴隸，所以美國主張平等自由的學者，見到那種事實和立國的精神太〔太〕相矛盾，便反對一個平等自由的共和國家裡頭還有許多人類來做奴隸，美國當時對待黑人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美國人從前對待黑人是很刻薄的，把黑人當作牛馬一樣，要他們做奴隸、做苦工，每日做很多的工，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後，沒有工錢，只有飯吃。那種殘酷情形，全國人民看見了，覺得是很不公道、很不平等的，和開國憲法的道理太不相容，所以大家提倡人道主義，打破這種主張的人便非常之多，於是有許多熱心的人，調查當時黑奴所受的痛苦，做成了許多記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書，都很有趣味。這本小說是叫做《黑奴籲天錄》。自這本書做出之後，大家都知道黑奴是怎樣受苦，便替黑奴來抱不平。當時全美國之中，北方各省沒有畜黑奴的，便主張放奴，南方各省所畜的黑奴是很多的，因為南方各省有許多極大的農場，平常都是專靠黑奴去耕種，如果放黑奴，便沒有苦工，便不能耕種。南方人由於自私自利的思想，便反對放奴，說黑奴制度不是一人＜造＞起來的。美國人從前運非洲的黑人去做奴隸，好像幾十年前歐洲人運中國人到美洲和南洋去做「豬仔」一樣，黑奴便是當時非洲的「豬仔」。南方各省反對放奴，說黑奴是他們的本錢，如果要解放，他們一定要收回本錢。當時一個黑奴，差不多要值五六千元，南方各省的黑奴有幾百萬，總算起來要值幾百萬萬元，因為那種價值太大，國家沒有那樣多錢去償還黑奴的東家，所以放黑奴的風潮雖然是發生了很久，但是醞釀復醞釀，到了六十年前才爆發出來，構成美國的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兩方死了幾十萬人，打過了五年仗，雙方戰爭是非常激烈的，是世界最大戰爭之一，那次戰爭，是替黑奴打不平、替人類打不平等的，可以說是爭平等的戰爭，歐美從前為爭平等的問題，都是本身覺悟，為自由的利害去打仗，美國的南北戰爭，為黑奴爭平等，不是黑人自己懂得要爭，因為他們做奴隸的時候太久，沒有別的知識，只知道主人有飯給他們吃，有衣給他們穿，有屋給他們住，他們便很心滿意足。當廛主人間或也有很寬厚的，黑奴只知道要有好主人，不致受十分的虐待；並不知道要反抗主人，要求解放，有自己做主人的思想，所以那次美國的南北戰爭，所爭平等的人，是白人替黑人去爭，是自由團體以外的人去爭，不是本身的覺悟。那次戰爭的結果，南方打敗了北方打勝了仗，只有服從那個命令。自此以後，便不理黑奴。黑人從那次以後，雖然是被白人解放，有了自由，成了美國的共和國民，在政治的平等自由上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因為從前替主人做工，便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錦旗以後不替主人做工，便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屋住，一時青黃不接，黑奴覺得失了泰山之靠，便感非常的痛苦。因此就怨恨的各省份，尤其怨恨北方那位主張放奴的大總統。那位主張放奴的總統是誰呢？大家都知道，美國有兩個極有名的大總統，一位是開國的大總統，叫做華盛頓。現在世界上的人說起開國元勳。便數到華盛頓，因為那位大總統在爭人類平等的歷史上是很有功勞的。其餘一位大總統是林肯，他就是當時主張放奴最出力的人，因為他解放黑奴，為人類求平等立了很大的功勞，所以世界上的人至今都稱頌他。但是當時解放了的黑奴，因為一時沒有衣食住的痛苦，便非常怨恨他。現在還有一種歌謠是罵林肯的，說他是洪水猛獸。那些罵林肯的之心理，好像中國現在反對革命的人來罵革命黨一樣。現在有知識的黑人，知道解放的好處，自然是稱頌林肯；但是無知識的黑人，至今還是恨林肯，學他們的祖宗一樣，解放黑奴，是美國歷史上一件爭平等的待遇，人民發起獨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脫離英國，得到平等，成一個獨立國家。第二個時期是在六十年前發生南北戰爭，那次戰爭地理由，和頭一次的獨立戰爭是相同的，打過了五年仗。五年戰爭的時間，和八年戰爭的時間雖然雖然是差不多，但是說起損失來，那次戰爭五的戰爭比較八的戰爭犧牲還要大，流血還要多。簡單的說起來，美國第一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自己求獨立，為自己爭平等。第二次的大戰爭，是美國人民為黑奴求自由，為黑奴爭平等，不是為自己爭平等，是為他人爭平等。為他人爭平等，比較為自己爭平等所受的犧牲還在大，流血還要多。所以美國歷史是一種爭平等的歷史。這種平等的歷史，是世界歷史中的大光榮。
美國爭得平等之後，法國也發生革命，去爭平等。當中反覆了好幾次，爭了八十年算成功，但是平等爭成功之後，他們人民把平等兩個字走到極端，要無論那一種人都是平等。像第二圖所講的平等，把平等地位不放在立足點，要放在平頭點，那就是假平等。
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中國革命黨不主張爭平等自由，主張爭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能夠實行，便有自由平等。歐美為平等自由去戰爭，爭得了之後，常常被平等自由引入歧路。我們的三民主義能夠實行，真有自由平等，要什麼方法才能夠歸正軌呢？象第二圖，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是不合乎平等正軌的；要象第三圖，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才算合乎平等的正軌。所以我們革命，要知道所用的主義是不是適當，是不是合乎正軌，非先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人民要徹底明白我們的三民主義是不是的的確確〔有〕好處，是不是合乎國情，要能夠信仰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不變，也非把歐美革命的歷史源源本本來研究清楚不成功。
美國為平等、自由兩個名詞，經過了兩次戰爭，第一次爭了八年，第二次爭了五年，才達到目的。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起專制。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譬如袁世凱在辛亥年推到滿清的時候，他何嘗不贊成共和呢？他又何曾主張帝制呢？當時全國的人民便以為帝制不再發生。到了民國二年，袁世凱用武力打敗革命黨，把革命黨趕出海外，便改變國體，做起皇帝來。這般軍閥的思想腐敗不堪，都是和袁世凱相同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皇帝的思想完全剷除，一概肅清，便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志士，還是主張爭平等自由，歐洲在一兩百年以來，本是爭平等自由，但是爭得的結果，實在是民權，因為有了民權，平等自由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民權，平等自由不過是一種空名詞。講到民權的來歷，發源是很遠的，不是近來才發生的，兩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便老早有了這種思想，當時希臘、羅馬都是共和國家。同時地中海的南方有一個大國叫做克塞支，也是一個共和國。後來有許多小國繼續起來，都是共和國家。當時有希臘、羅馬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國家，但是事實上還沒有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因不那個時候，民權還沒有實行。譬如希臘國內便有奴隸制度，所有貴族都是畜很多的奴隸，全國人民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奴隸；斯巴達的一個武士，國家定例要給五個奴隸去服侍他。所以希臘有民權的人是少數，無民權的是大多數。羅馬也是一樣的情形。所以二千多年以前，希臘、羅馬的國家名義上雖然是共和，但是由於奴隸制度，還不能夠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到六十年前美國錦旗黑奴，打破奴隸制度，實行人類的平等以後，在現在的共和國家以內才漸漸有真平等自由的希望，但是真平等自由是在什麼地方立足呢？要附屬到什麼東西呢？是在民權立足上的，要附屬於民權，民權發達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長存；如果沒有民權，什麼平等自由都保不住，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因為爭得民權，人民方有平等自由的事實，便可以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實在是包括民權之內，因為平等自由是包括要民權之內，所以今天研究民權的問題，便附帶來研究平等自由的問題。
歐美革命，為求平等自由的問題來戰爭，犧牲了無數的性命，流了很多的碧血。爭到平等自由之後，到了現在，把平等自由的名詞應該要看得如何寶貴，把平等自由的事實應該要如何審慎，不能夠隨便濫用。但是到現在究竟是怎麼樣呢？就自由一方面的情形說，前次已經講過了，他們爭得自由之後，便生出自由的許多流弊。美國、法國革命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把平等爭得了，到底是不是和自由一樣，也生出許多流弊呢？依我看起來，也是一樣的生許多流弊，由於他們已往所生流弊的經驗，我們從新革命，便不可再蹈他們的覆轍，專為平等去奮鬥，要為民權去奮鬥。民權發達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如果民權不發達，我們便永遠不平等。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怎麼樣呢？簡單的說，就是他們把平等兩個字認得太呆了，歐美爭得平等以後，為什麼緣故要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沒有充分發達，所以自由平等還不能夠向正軌道去走，因為自由沒有平等歸到正軌，所以歐美人民至今還是要為民權去奮鬥。因為要奮鬥，自然要結團體。人民因為知道結團體的重要，所以由於奮鬥結果，自然得到集會、結社自由，由於得到這種自由，便生出許多團體，在政治上有政黨，在工人中有工黨。現在世界團體中最大的是工黨。工黨是在革命以後，人民爭得了自由，才發生出來。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最初的時候，工人沒有知識，沒有覺悟，並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也不知道受資本家很大的壓迫；好像美國黑奴只知道自祖宗以來都是做人的奴隸，並不知道奴隸的地位是不好，也不知道除了奴隸以外還有自由平等一樣。當時各國工人本來不知道自己是處於什麼地位，後來於工人之外，得了許多好義之士替工人抱不平，把工人的資本家不平等的道理宣傳到工人裡頭，把他們喚醒了，要他們固結團體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於是世界各國才發生工黨。工黨和貴族及資本家抵抗，是拿什麼造〔做〕武器呢？工人抵抗的唯一武器，就是消極的不合作，不合作的舉動就是罷工。這種武器，比較軍人打仗的武器還要厲害得多，如果工人對於國家或資本家有要求不遂的，便大家聯合起來。一致罷工□那種罷工，影響到全國人民□比較普通的戰爭好不相上下，因為在工人之外，有知識極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去引導那些工人，教他們固結團體，去怎麼樣罷工，所以他們的罷工一經發動，便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因為有了很大的力量，工人自己才感覺起來，要講平等。英國、法國工人，由於這種感覺，要講平等，看見團體以內引導指揮的領袖都中是本行的工人，不是貴族便是學者，都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他們到了團體成功，便排斥那些領袖。這種排斥領袖的風潮，在歐美近數十年來漸漸發生了。所以起這種風潮的原故，便是由於工人走入平等的迷途，成了平等的流弊。由於這種流弊發生以後，工黨便沒有好領袖去引導指揮他們，工人又沒有知識去引導自已，所以雖然有很大的團體，不但是沒有進步，不能發生大力量，並且沒有人去維持。於是工黨內部；漸漸腐敗，失卻了大團體的力量。
工人的團體不但是在外國很多，近十多年來中國也成立了不少，中國自革命以後，各行的工人都聯合起來，成立團體。團體中的領袖，也是很多不是工人的。那些團體中的領袖，固然不能說個個都是為工人去謀利益的，其中假借團體的名義、利用工人為自己圖私利的當然是很多，但是真為大義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所以工人應該明白，應該要分別領袖的青紅皂白。現在中國有工人講平等，也是發生平等的流弊。譬如前幾天我收到由漢口寄不的一種工報，當中有兩個大標題，第一個標題是「我們工人不要穿長衣的做領袖」，第二個標題是「我們工人奮鬥，只求麵包，不問政治」。由於這種標題，便可知和歐美工黨排斥非工人做領袖的口調是一樣，歐美工人雖然排斥非工人做領袖，但是他們的目標還是要問政治。所以漢口工人的第二個標題，便和歐美工人的口調不能完全相同。因為一國之內，人民的一切幸福都是以政治問題為依歸的。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國家裡頭無論什麼問題都不能解決。比方中國現在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一年之內損失十二萬萬元，這就是由於中國政治不良，經濟不能發達，所以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在這種損失裡頭，最大的是進口貨超過出口貨每年人五萬萬元，這五萬萬的貨都是工人生產的，因為中國工業不發達，才受這種損失。我們拿這個損失的問題來研究。中國工人所得工價是世界中最便宜的，所做的勞動又是世界中最勤苦，和外國工業競爭，照道理講，當然可以操勝算，為什麼中國工人所生產的出口貨，不能敵外國工人所生產的進口貨呢？為什麼我們由於工業的關係，每年要損失五萬萬元呢？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國政治不良，我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如果政府有了能力，便可以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我們能夠維持這五萬萬元的損失，便是每年多了五萬萬的麵包，中國政府有能力，怎麼樣可以維持五萬萬元的損失呢？如果政府有能力，便可以增加關稅，關稅加重，外國的洋貨自然難得進口，中國的土貨便可以暢銷，由此全國的工人每年便可以多進五萬萬元。但是照漢口工人寄來報紙的標題講，工人不問政治，既然不問政治，自然不要求政府增加關稅，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不抵制洋貨，提倡土貨，中國就不製造土貨；不製造洋貨，工人便沒有工做，工人連工都沒有做，那裡還有麵包呢？由此可見，工人無好領袖，總是開口便錯。這樣的工人團體不能發達，不久必歸消滅。因其太無知識了，不知道麵包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政治和經濟兩個問題，總是有連帶關係的，如果不問政治，怎麼樣能夠解決經濟的麵包問題來要求麵包呢？漢口工人的那種標題，便是由於錯講平等生出來的流弊。
所以，我們革命不能夠單說是爭平等，要主張爭民權。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發達，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一時，不久便要消滅的，我們革命主張民權，雖然不拿平等做標題，但是在民權之中便包括提有平等。如果平等有時是好，當然是採用；如果不好，一定要除去。像這樣做去，才可以發達民權，才是善用平等。
我從前發明一個道理，就是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為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為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為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已，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已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以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到犧牲自己亦樂而為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漸而積成博愛之宗教慈善之事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窮，慈善之事有不濟，則不得不為根本之解決，實行革命，推翻專制，主張民權，以平人事之不平了。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力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以達，必可使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四講
照前幾次所講，我們知道歐美人民爭民權已經有了兩三百年。他們爭過了兩三百年，到底得到了多少民權呢？今天所講的題目，就是歐美人民在近來兩三年之中所爭得民權多少，和他們的民權現在進步到什麼地方。
民權思想已經傳到中國來了。中國人知道同權的意思，是從書本和報紙中行來的。主張民權的書本和報紙，一定是贊成民權那一方面的，大家平日研究民權，自然都是從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觀察。照贊成一方面的書本和報紙上所說的話，一定是把民權的風潮說得是怎樣轟轟烈烈，把民權的思想說得是怎麼蓬蓬勃勃。我們看見了這些書報當然受他們的鼓動，發生民權的思想，以為歐美人民爭民權，爭過了兩三百後，每次都是得到最後的勝利；照這樣看起來，以後世界各國的民權一定是要發達到極點，我們中國處在這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發達民權。並且，有許多人以為提倡中國民權能夠發達到那個地步，國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進步。
但是，從書報中觀察歐美的民權，和事實上有很多不對的。考察歐美的民權事實，他們所謂先進的國家，像美國、法國，革命過了一百多年，人民到底得了多少民權呢？照主張民權的人看，他們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當時歐美提倡民權的人，想馬上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所以犧牲一切，大家同心協力，一致拚命去爭，到了勝利的時＜候＞，他們所爭到的民權，和革命時候所希望的民權兩相比較起來，還是差得很多，還不能達到民權的充分目的。
現在可以回顧美國對於英國的獨立戰爭，是一個什麼情形，那個戰爭，打過了八年仗，才得到最後的勝利，才達到民要地目的，照美國《獨立宣言》來看，說平等和自由是天賦到人類的，無論什麼人都不能奪去人人的平等自由。當美國革命本想要爭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爭了八年，所得的民權還是很少，為什麼爭了八年之久只得到很少的民權呢？當初反對美國民權的是英國皇帝，美國人民受英國皇帝的壓迫，才主張獨立，和英國戰爭。所以那個戰爭，是君權和民權的戰爭，戰爭的結果，本是民權勝利，照道理講，應該得到充分的民權，為什麼不能達到充分的目的呢？因為獨立戰爭勝利之後，雖然打破了君權，但是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實施問題，就是要把民權究竟應該行到什麼程度？由於研究就種問題，主張民權的同志之見解各有不同，因為見解不同，便生出內部兩大派別的分裂。大家都知道美國革命有一個極著名的首領叫做華盛頓，他是美國的開國元勳，當時幫助他去反抗英國君權的人，還有許多英雄豪傑，像華盛頓的財政部長叫做哈美爾頓，和國務部長叫做庶化臣。那兩位大人物對於民權的實施問題，因為見解各有不同，彼此的黨羽又非常之多，便分成為絕對不相同的兩大派。
遮氏一派，相信民權是天賦到人類的，如果人民有很充分的民權，由人民自由使用，人民必有分寸，使用民權的時候一定可以做許多好事，令國家的事業充分進步。遮氏這種言論，是主張人性是善的一說。至於人民有了充分的民權，如果有時不能充分發達善性去做好事，反誤用民權去作惡，那是人民遇到了障礙，一時出於不得已的舉動。總而言之，人人既是有天賦的自由平等，人人便應該有政權；而且人人都是有聰明的，如果給他們以充分的政權，令個個都可以管國事，一定可以做出許多大事業；大家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治好，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那就是遮化臣一派對於民權人信仰。
至於哈美爾頓一派所主張的，恰恰和遮氏的主張相反。哈氏以為人性不能完全都是善的，如果人人都有充分的民權，性惡的人便拿政權去作惡。那些惡人拿到了國家大權，便把國家的利益自私自利分到自己同黨，無論國家的什麼道德、法律、正義、秩序都不去理會。弄到結果，不是一國三公，變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極端，成為無政府。像這樣實行民權，不但是不能令國家進步，反要搗亂國家，令國家退步。所以哈氏主張，國家政權不能完全給予人民，要給予政府；把國家的大權都集合於中央，普通人只能夠得到有限制的民權。如果給予普通人以無限制的民權，人人都拿去作惡，那種作惡影響對於國家，比較皇帝的作惡還要厲害得多。因為皇帝作惡，還有許多人民去監視防止，故哈美爾頓說：「從前的君權要限制，現在的民權也應該要限制。」由此創立一派，叫做「聯邦派」，主張中央集權，不主張地方分權。
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本有十三邦，都歸英國統轄，自己不能統一。後來因為都受英國專制太過，不能忍受，去反抗英國，是大家有同一的目標，所以當時對英國作戰便聯同一氣。到戰勝了英國以後，各邦還是不能統一，在革命的時候，十三邦的人口不過三百萬。在那三百萬人中，反抗英國的只有二百萬人，還有一百萬仍是贊成英國皇帝的。就是當時各邦的人民，還有三分之一是英國的保皇黨，只有三分之二才是革命黨。因為有那三分之一的保皇黨在內部搗亂，所以美國獨立戰爭費過了八年的長時間，才能夠完全戰勝，到了戰勝以後，那些著名的保皇黨無處藏身，便逃到北方，搬過聖羅倫士河以北，成立了加拿大殖民地，至今仍為英國屬地，忠於英國。美國獨立以後，國內便沒有敵人。但是那三百萬人分成十三邦，每邦不過二十多萬人，各不相下，大家不能統一，美國的國力還是很弱，將來還是容易被歐洲吞滅，前途的生存是很危險的。於是各邦的無知先覺想免去此種危險，要國家永遠圖生存，便不得不加大國力，要加大國力，所以主張各邦聯合起來，建設一個大國家，當時所提倡聯合的辦法，有主張專行民權的，有主張專行國權的。頭一派的主張，就是地方分權後一派的主張，就是中央集權。限制民權，把各邦的大權力都聯合起來，集中於中央政府，又可以說是「聯邦派」。這兩派彼此用口頭文字爭論，爭了很久，並且是很激烈。最後是主張限制民權的「聯邦派」佔勝利，於是各邦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合眾國，公佈聯邦的憲法。美國自開國一直到現在，都是用這種憲法。這種憲法就是三權分立的憲法，把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分得清清楚楚，彼此不相侵犯。這是世界上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所行的完全憲法。美國就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成文憲法的第一個國家。世界上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美國就是破天荒的頭一個。這個憲法，我們叫做《美國聯邦憲法》。美國結合聯邦、成立憲法以後，便成世界上頂富的國家；經過歐戰以後，更成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因為美國達到了今日這樣富強，是由於成立聯邦憲法，地方人民的事讓各邦分開自治。
十多年來，我國一般文人志士想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根本上拿中美兩國的國情來比較，只就美國富強的結果而論。以為中國所希望的，不過是在國家富強；美國之所以富強，是由於聯邦，中國要象美國一樣的富強，便應該聯省；美國聯邦制度的根本好處，是由於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等到省憲實行了以後，然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質而言之，就是將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像一百年以前的美國十幾個獨立的邦一樣，然後再行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像這樣只看見國行聯邦制度便成世界頂富強的國家，我們現在要中國富強也要去學美國的聯邦制度，就是象前次所講的歐美人民爭民權，不說要爭民權，只說要爭自由平等，我們中國人此時來革命也要學歐美人的口號說去爭自由平等，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
主張聯省自治的人，表面上以為美國的地方基礎有許多小邦，各邦聯合，便能自治，便能富強；中國的地方基礎也有許多行省，也應該可以自治，可以富強，殊不知美國在獨立時候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美國當獨立之後為什麼要聯邦呢？是因為那十三邦向來完全分裂，不相統屬，所以不能不聯合起來。至於我們中國的情形又是怎麼樣呢？中國本部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綏遠、青海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西藏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推到宋朝時候，各省原來也是很統一的；到了南渡以後，南方幾省也是統一的。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不是由於各邦聯合後地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國是再不能富強的。如果以美國聯邦制度就是富強的原因，那便是倒果為因。
外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為什麼要來共管呢？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中國的缺點呢？就是由於看見中國有知識階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所貢獻的主張，都是這樣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們便看中國不起，說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不能管，列強應該來代我們共管。我們現在東亞處於此時的潮流，要把「聯邦」二個字用得是恰當，便應該說中國和日本要聯合起來，或者中國和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聯合起來。因為這些國家向來都不是統一的。此刻要亞洲富強，可以抵抗歐洲，要聯成一個大邦，那才可以說得通，至於中國的十八省和東三省以及各特別區，在清朝時候已經是統一的，已經是聯屬的。我們推翻清朝，承繼清朝的領土，才有今日的共和國，為什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像唐繼堯割據雲南、趙恆惕割據湖南、陸榮廷割據廣西、陳炯明割據廣東，這種割據式的聯省，是軍閥的聯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聯省；這種聯省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要分別清楚。
美國獨立時候的十三邦毫不統一，要聯成一個統一國家，實在是非常的困難。所以哈氏和遮氏兩派的爭論便非常之激烈。後來製成聯邦憲法，付之各邦自由投票，最後是哈氏一派佔勝利，遮氏一派的主張漸漸失敗。因為聯邦憲法成立之前，全國人有兩大派的主張，所以頒布的憲法弄成兩派中的一個調和東西。把全國的大政權，如果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便在憲法之內明白規定；若是在憲法所規定以外的，便屬於地方政府。比方幣制，應該中央政府辦理，地方政府不能過問。像外交，是規定由中央政府辦理，各邦不能私自和外國訂約。其餘象關於國防上海陸軍的訓練與地方上民團的調遣等那些大權，都是歸中央政府辦理。至於極複雜的事業，在憲法未有劃歸中央政府的，便歸各邦政府分別辦理。這種劃分，便是中央和地方的調和辦法。
美國由於這種調和辦法，人民究竟得到了多少民權呢？當時所得的民權，只得到一種有限制的選舉權，在那個時候的選舉權，只是限於舉議員和一部分的地方官吏；至於選舉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還是用間接選舉的制度，由人民選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才去選總統和那些議員。後來民權遂〔逐〕漸發達，進步到了今日，總統和上議院的議員以及地方上與人民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各官吏，才由人民直接去選舉，這就叫做普通選舉。所以美國的選舉權，是由限制的選舉漸漸變成普通選舉。但是這種普通選舉，只限於男人才能夠享受，至於女子，在一二十年前還是沒有這種普通選舉權。歐美近二十年以來，女子爭選舉權的風潮非常激烈。大家都知道，當是〔時〕歐美的女子爭選舉權，許多人以為不能成功。所持的理由，就是女子的聰明才力不及男子，男子所能做的事女子不能夠做，所以很多人所對。不但是男人很反對，許多女子自己也是很反對，就是全國女人都爭得很激烈，還料不到可以成功。到了七八年以前，英國女子才爭成功，後來美國也爭成功。這個成功的緣故，是由於當歐戰的時候男子通同去當兵，效力戰場，在國內的許多事業沒有男人去做，像兵工廠內的職員、散工、街上電車內的司機、賣票，和後方一切勤務事宜，男子不敷分配，都是靠女子去補充。所以從前反對女子選舉權的人，說女子不能做男子事業，到了那個時候便夫法證明，便不敢反對，主張女子有選舉權的人才完全佔勝利。所以歐戰之後，女子的選舉權才是確定了。
由此便知，歐美革命的目標本是想達到民權，像美國獨立戰爭就是爭民權。戰爭成功之後，主張民權的同志又分出兩派，一派是主張諒實行充分的民權，一派是主張民權應該要限制，要國家應該有極大的政權，後來發生許多事實，證明普通人同的確是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去行使充分的民權，譬如遮化臣爭民權，他的門徒也爭民權，弄到結果，所要爭的民權還是失敗，便可以證明普通民眾的標題都是爭民權，所爭得的結果，只得到男女選舉權。
講到歐洲的法國革命，當時也是主張爭民權，所以主張民權的學者，像盧梭那些人，便說人人有天賦的權利，君主不以侵奪，由於盧梭的學閱，便發生法國革命。法國革命以後，就實行民權於上一般貴族皇室都受大害。天法國不能立足，便逃到外國。因為法國人民當時拿充分的民權去做一次的試驗，全國人都不敢說民眾沒有知識、沒有能力，如果有人敢說那些話，大家便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就要上斷頭台，所以那個時候成暴民專制，弄到無政府，社會上極為恐慌，人人朝不保夕。就是真革命黨，也有時因為一言不慎，和大眾的意見不對，便要受死刑。故當法國試驗充分民權的時期，不但是王公貴族被人殺了的是很多，就是平時熱心的革命志士，像丹頓一流人物一樣，國為一言不合，被人民殺了的也不很不少。後來法國人民看到的行為是過於暴虐，於是從前贊成民權的人反變成心灰意冷，來反對民權，擁護拿破侖做皇帝，順此生出民權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不是由君權發生的，在一百年發前，民權的風潮便已經是很大，像前幾次所講的情形。現在世界潮流已達到了民權的時代，照道理推測，以後應該一天發達一天，為什麼到民權把君權消滅了以後，反生出極大的障礙呢？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一種原因，是由於贊成民權所謂穩健派的人，主張民權要的一定的限制。這派是主張國家集權，不主張充分民權。這派對於民權的阻力還不甚大，阻礙民權的進步也不很多。最為民權障礙的人，還是主張充分民權的人。像法國革命時候，人民拿到了充分的民權，便不要領袖，把許多有知識、有本事的領袖都殺死了，只剩得一班暴徒。那般暴徒，對於事物的觀察既不明瞭，又很容易被人利用，全國人民既是沒有好耳目，所以發生一件事，人民都不知道誰是誰非，只要有人鼓動，便一致去盲從附和。像這樣的現象。由於這種反動力，便生出了民權的極大障礙，這種障礙是由於主張民權的人自招出來的。
歐洲自法國以外，像丹麥、荷蘭、葡萄牙、西班牙、那些小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發生民權的風潮，民權的風潮在歐美雖然遇了障礙，得到君權的反抗，還是不能消滅；遇到了民權自身的障礙，也是自然發達，不能阻止，那是什麼原故呢？因為大勢所趨，潮流所至，沒有方法可以阻止，由於帝個道理，故許多專制國家都是順應潮流，去看風行事，譬如英國從前革命，殺了皇帝，不到十年復辟起來，但是英國的貴族知機善變，知道民權的力量太大，不能反抗，那些皇室貴族不和民權去反抗，要和他去調和。講到民權的起源，本來是發生於英國的，英國處自復辟之後。推翻了民權，便成貴族執政，只有貴族可以理國事，別界人都不能講話；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以後，在貴族之外，才准普通平民有選舉權；到了歐戰以後，才許女子也有選舉權，至於英國對等屬地，更是善用退讓的手段，順應民權的潮流。像愛爾蘭是英國三島中的土地，英國始初本是用武力壓迫，後來見到民權的風潮擴大，便不去壓迫，反主退讓，准愛爾蘭獨立，英國不獨對於三島的內部是如此，就是對於外部，像對付埃及，也是退讓。埃及當歐戰時候，為英國是很出力的。英國當時要埃及人去助戰。也允許過了埃及許多權利，准他們以後獨立。到歐戰之後，英國食言，把所許的權利都不履行。埃及便要求獨立，履行前約，風潮擴大，英國也是退讓，許埃及獨立。又像印度現在要求英國擴充選舉，英國也是一概允許，至於現在英國國內。容納工黨組織內閣，工人執政，便更足以證明英國貴族的退讓。民權的進步。英國貴族知道世界民權的大勢，能夠順應潮流，不逆反潮流，所以他們的政體至今還可以維持，國家的現狀還是沒有大危險。
世界上經過美國、法國革命之後，民權思想便一日發達一日。但是根本講起來，最新的民權思想還是發源於德國，德國的人心向來定於民權思想，所以國內的工黨便非常之多，現在世界上工黨團體中之最大的還是德國。德國的民權思想發達本早，但到歐戰以前，民權的結果還不及法國、英國。這個理由，是因為德國對付民權所用的手段和機車不同，所以得來的結果也是不同。從前德國對付民權是用什麼手段呢？德國是誰阻止民權的發達呢？許多學者研究，都說是由於丕士麥。
丕士麥是德國很有名望、很有本領的大政治家。在三四十年前，世界上的大事業都是由於丕士麥造成的。世界上的大政治家都不能逃出丕士麥的範圍。所以在三四十年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德國當時之所以強，全由丕士麥一手造成。在丕士麥沒有執政之先，德國是一個什麼景象呢？德國在那個時候有二十幾個小邦，那二十幾小邦的民族雖然是相同，但是各自為政，比較美國的十三邦還要分裂，加以被拿破侖征服之後，人民更是窮苦不堪。後來丕士麥出來，運用他的聰明才力和政治手腕，聯合附近民族的相同的二十幾邦，造成一個大聯邦，才有後來的大富強。在十年以前，德國是世界上頂強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頂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要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珠不知敵國在三四十年前，根本上只有一個普魯士，因丕士麥執政以後，拿普魯士做基礎，整軍經武，刷新內政，聯合其餘的二十多邦，才有後來的大德意志，當丕士麥聯合各邦的時候，法國、奧國都極力反對。奧國所以反對德國聯邦的緣故，是因為奧國和德國雖然是同一條頓民權，但是奧皇也想爭雄歐洲，故不願德國聯邦，再比奧國還要強盛，無如丕士麥才智過人，發奮圖強，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用很迅速手段和奧國打仗，一戰便打敗奧國。德國戰勝了以後，本來可以消滅奧國，惟丕士麥以為奧國雖然反對德國，但是奧國民族還是和德國相同，將來不至為德國的大患。丕士麥的眼光很遠大，看到將來足為德國大患的是英國、法國。所以丕士麥戰勝了奧國以後，便馬上拿很寬大的條件和奧國講和。奧國在新敗之餘，復得德國的寬大議和，便很感激分。從此只有六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年，德國便去打法國，打破拿侖第三，佔領巴黎。到講和的時候，法國便把阿爾賽士和羅倫兩處地方割歸德國。從這兩次大戰以後，德國的二十幾個小邦便聯合得很鞏固，成立一個統一國家。德國自聯邦成立了之後□到歐戰以前，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執歐洲的牛耳；歐洲各國的事，都惟德國馬首是瞻。德國之所以能夠達到那個地位，全由丕士麥一手締造而成。
因為丕士麥執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國變成很強的國家，有了那種大功業。故德國的民權雖然是發達，但是沒的力量去反抗政府。在丕士麥執政的時代，他的能力不但是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種種方面戰勝全世界，就是對於民權風潮，也有很大的手段戰勝一般民眾。譬如到了十九世紀的後半，在德法戰爭以後，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權的戰爭，並且發生經濟的戰爭。在那個時候，民權的狂熱漸漸減少，另外發生一種什麼東西呢？就社會主義。這種主義，就是我所主張的民生主義。人民得了這種主義，便不熱心去爭民權，要去爭經濟權，這種戰爭，是工人和富人的階級戰爭。工人的團休在德國發達的最早，所以社會主義在德國也是發達最先，世界上社會主義最大的思想家都是德國人。＜從前俄國革命＞就是實行馬克思主義，俄國的老革命都是馬克思的信徒。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便非常這之發達，社會主義本來是和民權主義相連帶的，這兩個主義發生了以後，本來應該要同時發達的，歐洲有了民權思想，便發生民權的革命；為什麼有了那樣發達的的社會主義，在那個時候，不發生經濟的革命呢？因為德國發生社會主義的時候，正是丕士麥當權的時候，在別人一定是用政治力去壓迫社會主義，但是丕士麥不用這種手段。他以為德國的民智很開通，工人的團體很鞏固，如果用政治力去壓迫，便是圖〔徒〕勞無功，當時丕士麥本是主張中央集權的獨載政治，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對付社會黨呢？社會黨提倡改良社會，實行經濟革命，丕士麥知道不是政治力可以打消的，他實行一種國家社會主義，來防範馬克思那般人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比方鐵路是交通上很重要的東西，國內的一種基本實業，如果沒有這種實業，什麼實業都不能夠發達。像中國津浦鐵路沒有築楊以前，直隸、山東和江北一帶地方都是很窮苦的，後來那條鐵路成功了，沿鐵路的那幾省便變成很富庶。當丕士麥秉政的時候，英國、法國的鐵路多半是人民私有，因為基本實業歸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壟斷，社會上便生出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丕士麥在德國便不許有這種毛病，便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把全國鐵路都歸國有，把那些基本實業由國家經營；對於工人方面，又定了作工的時間，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金都一一規定。這些事業，本來都是社會黨的主張，要拿出去實行的；但是丕士麥的眼光遠大，先用國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國家經營鐵路、銀行和各種大實業，拿所得的利益去保護工人，令全國工人都是心滿意足。德國從前每年都有幾十萬工人到外國去做工，到了丕士麥經濟政策成功時候，不但沒有工人出外國去做工，並且有許多外國工人進德國去做工。丕士麥用這樣方法對待社會主義，是用先事防止的方法，不是用當沖打消的方法。用這種防止的方法，就是在無形中消滅人民要爭的問題。到了人民問題可爭，社會自然不發生革命。所以這是丕士麥反對民權的很大手段。
現在就世界上民權發達一切經過的歷史講：第一次是美國革命，主張民權的人分成哈美爾頓和遮化臣主張極端的民權，哈美爾頓主張政府集權，後來主張政府集權派佔勝利，是民權的第一次障礙。第二次是法國革命，人民得到了充分的民權，拿去濫用，變成了暴民政治，是民權的第二次障礙。第三次是丕士麥，用最巧的手段去防止民權，成了民權的第三次障礙。這就是民權思想在歐美發達以來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但是民權思想雖然經過了三個障礙，還是不期然而然，自然去發達，非人力所能阻止，也非人力所能助長。民權到了今日，便成世界上的大問題。世界上的學者，無論是守舊派，或者是革新派，都知道民權思想是不能消滅的。不過在發達的時候，民權的流弊。在民權沒有發達之先，歐美各國都想壓止他，要用君權去打消民權。君權推倒了之後，主張民權的人便生出民權的障礙；後來實行民權，又生出許多流弊，更為民權的障礙。最後丕士麥見到人民主張民權，知道不能壓止，便用國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實行國家社會主義，這也是民權的障礙。歐戰以後，俄國、德國的專制政府都推倒了，女子選舉權也有好幾國爭到手了，所以民權到了今日更是一個大問題，更不容易解決。
推到實行民權的原始，自美國革命之後，人民所得的頭一個民權，是選舉權。當時，歐美人民以為民權就是選舉權算了，如果人民不論貴賤、不論貧富、不論賢愚都得到了選舉權，那就算民權是充分的達到了目的。至於歐戰後三四年以來，又究竟是怎麼樣呢？當中雖然經過了不少的障礙，但是民權仍然是很發達，不能阻止。近來瑞士的人民，除了選舉權以外，還有創製權和復決權。人民對於官吏有權便是對於法律而言的。大多數人民對於一種法律，以為很方便的，便可以創製，這便是創製權；以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復決權。故瑞士人民比較別國人民多得了兩種民權，一共有三種民權，不只一種民權。近來美國西北幾邦新開闢地方的人民，比較瑞士人民更多得一種民權，那種民權是罷官權。在美洲各邦之中，這種民權雖然不能普遍，但有許多邦已經衽過了。所以美國許多人民現在得到了四種民權：一種是選舉權，二種是罷官權，三種是創製權，四種是復決權。這四種權在美國西北幾州已經行得很有成績，將來能不能夠完全解決民權的問題呢？現在世界學者看見人民有了這四種民權的思想，還不能把民權的問題完全解決，都以為是時間的問題，以為這種直接的民權思想發生尚不久。從前的神權經過了幾萬年。君權經過了幾千年，現在此刻各國有君權，像英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君權還有多少問題，不過這種君權將來一定是消滅的。這些直接的民權，新近發生不過是幾十年，所以在今日還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照現在世界上民權頂發達的國家講，人民在政治上是佔什麼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權呢？就最近一百多年來所得的結果，不過是一種選舉和被選舉權。人民被選成議員之後，在議會中可以管國事。凡是國家的大事，都要由議會通過，才能執行；如果在議會沒有通過，便不能行。這種政體叫做「代議政體」，所謂「議會政治」。但是成立了這種代議政體以後，民權是否算得充分發達呢？在代議政體沒有成立之先，歐美人民爭民權，以為得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無上的民權。好像中國革命黨希望中國革命以後，能夠學日本或者學到歐美，便以為大功告成一樣。如果真是學到了象日本、歐美一樣，可不可以算是止境，還要聽下文分解。歐美人民從前以為爭到了代議政體，便算是心滿意足。我們中國革命以後，是不是達到了代議政體呢？所得民權的利益究竟是怎麼樣呢？大家知道，現在的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各國實行這種代議政體都免不了流弊，不過傳到中國，流弊更是不堪問罷了。大家對於這種政體如果不去聞問，不想挽救，把國事都付託到一般豬仔議員，讓他們去亂作亂為，國家前途是很危險的。所以外國人所希望的代議政體，以為就是人類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之計，那是不足信的。民權初生本經過了許多困難，後來實行又經過民許多挫折，還是一天一天的發達，但是得到的結果不過是一種下政體。各國到了代議政體就算是止境。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下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究竟是怎麼樣呢？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少，不能判斷其究竟，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但是我們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全民正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要達到這中大目的，便先要把民權主義研究到清清楚楚。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的先進國空把民權實行了一百多年，至今只得到一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的〕還是很難解決。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
中國人的民權思想都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所以我們近來實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倣傚歐美。我們為什麼要倣傚歐美呢？因為看見了歐美近一百年來的文化，雄飛突進，一日千里，種種文明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
比方就武器一項說，歐美近年的武器便是一天改良一天，要比中國進步得多。中國的武器，幾千年以來都是弓箭刀戟，在二三十年以前還是用那幾種東西。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鎗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甚至於象歐美的洋槍大炮那些業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義和團的勇氣始初是銳不可當的，在楊村一戰，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想從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館，經過楊村就被義和團圍住了。當時戰鬥的情形，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炮，只有大刀；所圍住的聯軍，有很精利的槍炮。在義和團一方面，可說是肉體相搏。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便用面關槍去掃射義和團，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鎗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橫飛，但是還不畏懼，還不退卻，總是前仆後繼，死死的把聯軍圍住。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終不敢通過楊村直進北京，解各國公使館的圍。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處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用外國的新東西和中國的舊東西比較，就武器一項效力，自然是很明顯的。至於除了武器之外，像交通上的鐵路、電報，也要比中國的挑夫、便利過挑夫；要通消息，電報當然是迅速過驛站、靈通過驛站。再推到其餘種種關於人類日常生活的機器，和農工商所用的種種方法，也沒有不是比中國進步得多的。
所以，從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一般的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國強盛，要中國能夠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種大恥辱，事事便非倣傚外國不可，不但是物質科學要學外國，就是一切政治社會上的事都要學外國，所以經過義和團之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國的心理便一天高過天。由於要崇拜外國、倣傚外國，便得了很多的外國思想；就是外國人只才想到、還沒有做到的新思想，我們也想拿來實行，十三年前革命，倣傚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所以把外國很高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就是中國政治思想上一個最大的變動，在義和團以前，中國和外國已經通了商，早知道外國的好處也是很多，但是全國人的心理還不相信外國是真有文明；所以當義和團的時候，便把倣傚外國的鐵路和電報都毀壞了，就是外國的槍炮也不信仰，在打仗的時候還是要有中國的弓刀，以後因為失敗，又反過來信仰外國。在中國所用的無論什麼東西，都是要倣傚外國。由此可見，中國從前是守舊，在守舊的時候總是反對處國，極端信仰中國要比外國好；後來失敗，便不守舊，要去維新，反過來極端的崇拜外國。信仰外國是比中國好，因為信仰外國，所以把中國的舊東西都不要，事事都是倣傚外國；只要聽到說外國有的東西，我們便要去學，便要拿來實行。對於民權思想也有這種流弊。革命以後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年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於民權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前幾次所講的情形，是把外國爭民權的歷史和勝利之後所提的什麼結果，詳細的說明，由於那幾次的研究，便知民權政治在外國也不能夠充分實行，進行民權在中途也遇到了許多障礙。現在中國主張實行民權，要倣傚外國，便要倣傚處國的辦法，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政治上至今沒有根本辦法，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拿最新發明的學問來研究民權、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
自義和團以後，一般中國人的思想，時時刻刻、件件東西總是要學外國。外國人東西到底可不可以學呢？比方用武器講，到底是外國的機關鎗厲害呢，還是中國的弓刀厲害呢？這兩種東西沒有比較，一定是外國的機關鎗要厲害得多，不但是外國的武器要比中國厲害，就是其他各種東西，外國都是比中國進步得多，就物質一方面的科學講，外國駕乎中國，那是不可諱言的。但是外國在政治一方面究竟是怎麼樣呢？處國的政治哲學和物質科學兩種學問的進步，又是那一種最快呢？政治的進步遠不及科學。譬如兵學就是一種軍事科學，專就兵學講，外國有戰術隨時發明，隨時改良，所謂日新月異。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呢？那是沒有的。不但是一百年前的兵書沒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前的兵書，到了今日也是無用。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成一個大變動。換句話講，就是外國的武器和戰術，每過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國最大的武器和價值最貴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戰鬥艦，現在外國的戰鬥艦，每艘要值五千萬元以至於一萬萬元，能夠值這些錢和船，才叫做一隻兵船，外國物質的進步以武器為最快，武器的進步又以戰鬥艦為最快。戰鬥艦的變動最多不過十年，在歐占芭前的戰鬥艦，至今已成廢物。不但是海軍的戰鬥艦有這樣的大變動，就是陸軍的槍炮也是日日進步，每十年一次變動，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翻新。現在我們所用的槍，在外國已經成了無用的廢物；歐戰時各國所用的大炮，到了今日也算是舊式。不但是武器在歐美是日日進步、件件翻新，就是其他機器物品也是天天改良、時時發明。所以外國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一天比一天的不同。至於在政治上，外國比較中國又是進步了多少呢？歐美兩三百年來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政治上的進步雖然是比中國快得多，但是外國的政治書本，像二千多年以前在希臘有一位大政治哲學家叫做柏拉圖，他所著的《共和政體》那本書至今還有學者去研究，對於現在的政體還以為有多少價值可以供參考；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顧無價值的廢物，由此便知外國的物質科學，每十年一變動，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後大不相同，那種科學的進步是很快的。至於政治理論，在二千年以前，柏拉圖所寫的《共和政體》至今還有價值去研究，還是很有用處。所以外國政治哲學的進步，不及物質進步這樣快的。他們現在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如果我們倣傚外國的政治，以為也是象倣傚物質科學一樣，那便是大錯。
外國的物質文明一天和一天不同，我們要學他，便很容易趕上。至於外國的政治進步，比較物質文明的進步是差得很遠的，速度是很慢的。像美國革命實行民權有了一百五十多年，現在能夠實行的民權，和一百多年以前所實行的民權便沒有大分別。現在法國所行的民權，還不及從前革命時候所行的民權。法國在從前革命的時候，所行的民權是很充分的。當時一般人同以為不對，大家要去反抗，所以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法國的民權還是沒有大進步。我們要學外國，便要把這些情形分別清楚。至於外國民權所以沒有大進步的原因，是由於外國對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由前幾次所講的情形，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政治至今還是沒有辦法，民權的真理還是沒有發明，不過近兩三百年以來民權思想逐漸澎漲，在人事上想不通的問題，大家便聽其自然，順著潮流去做罷了。所以近來民權的發達，不是學者從學理上發明出來的，是一般人民順其自然做出來的。因為總是順其自然去做，預先沒有根本辦法，前後沒有想過，所以歐美實行民權在中途便遭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中國革命以後，要倣傚歐美實行民權，歐美的民權現在發達到了代議政體，中國要跟上外國實行民權，所以也有代議政體。但是歐美代議政的好處，中國一點都沒有學到；所學的壞處卻是百十倍，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是世界各國自古以來所沒有的。這真是代議政體的一種怪現象。所以中國學外國的民權政治，不但是學不好，反且學壞了！
照前幾回所講，大家便知道歐美的民權政治根本上還沒有辦法，所以我們提倡民權，便不可完全倣傚歐美。我們不完全倣傚歐美，究竟要怎麼樣去做呢？現在中國還有守舊派，那些守舊派的反動是很大的。他們的主張是要推翻民國，恢復專制，去圖復辟。以為要這樣的辦法才可以救中國。我們明白世界潮流的人，自然知道這個辦法是很不對的，所以要反對這個辦法，順應世界潮流，去實行民權，走政治的正軌。我們要走政治的正軌，便先要知道政治的真意義。什麼是叫做政治呢？照民權第一講的定義說，政是眾人的事，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處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歐美的機器，我們只要是學到了，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譬如電燈，無論在中國的什麼房屋，都可以在裝設，都可以使用。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自己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雖然管理人類之政治法律條理，也是一種無形的機器，所以我們稱行政組織為機關。但是有形的機器是本物理而成的，而無形的機器之政治是本於心理而成的。物理之學近數百年來已發明得甚多，而心理之學近二三十年始起首進步，至今尚未有大發明。此所以有別也，是以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歐美。因歐美關於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經老早想通了，至於那些根本辦法他們也老早解決了，所以歐美和物質文明，我們可以完全倣傚，可以盲從，搬進中國來也可以行得通。至於歐美的政治道理至今還沒有想通，一切辦法在根本上還沒有解決，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便是重新想出一個方法，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我們要中國進步、民族的前途沒有危險，自己來實行民權，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種辦法。
我們對於民權政治到底能不能夠想辦法呢？我們要能夠想出辦法，雖然不能完全倣傚歐美，但是要借鑒於歐美，要把歐美已往的民權經驗研究到清清楚楚。因為歐美民權雖然沒有充分發達、根本解決，但是已經有了很多的學者對於民權天天去研究，常常有新學理的發明，而且在實行上也有了一百多年，所得的經驗也是很多的。那些經驗和學理，根本上都是應該拿來參考的。如果不參考歐美已往的經驗、學理，便要費許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歐美的覆轍。
現在各國學者研究已往民權的事實，得到了許多新學理，那是些什麼學理呢？最新的對於政治問題的，有一位美國學者說：「現在講民權的國家，最怕的是得到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沒有方法去節制他；最好的是得一個萬能政府，完全歸人民使用，為人民謀幸福」。這一說是最新發明的民權學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一個萬能政府。第一說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萬能政府，第二說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政府成為萬能呢？變成了萬能政府，要怎麼樣才聽人民的話呢？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有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像前次所講，近幾十年來歐洲最有能的政府，就是德國俾士麥當權的政府。在那個時候的德國政府，的確是萬能政府。那個政府本是不主張民權的，本是要反對民權的，但是他的政府還是成了萬能政府。其他各國主張民權的政府，沒有那一國可以叫做萬能政府。
又有一位瑞士學者說：「各國自實行了民權以後，政府的能力便退化。這個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總是防範政府，不許政府有能力，不許政府是萬能。所以實行民治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便應該想方法去解決。想解決這個問題，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應該要改變。」從前人民對於政府總是有反抗態度的緣故，是由於經過了民權的革命以後，人民所爭得的自由平等過於發達，一般人把自由平等用到太沒有限制，把自由平等的事做到過於充分，政府毫不能夠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做事，國家雖然是有政府，便和無政府一樣。這位瑞士學者看出了這個流弊，要想挽救，便主張人民要改變對於政府的態度。他究竟要人民變成什麼態度呢？人民的態度對於政府有什麼關係呢？譬如就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說，中國人在這幾千年中對於政府是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研究歷史，總是看見人稱讚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的政府是中國人常常羨慕的政府，中國人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是希望有那樣的政府，替人民來謀幸福。所以歐美的民權思想沒有傳進中國以前，中國人最希望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以為有了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人民便可以得安樂，便可以享幸福，這就是中國人向來對於政府的態度。近來經過了革命以後，人民得到了民權思想，對於堯舜禹湯文武那些皇帝便不滿意，以為他們都是專制皇帝，雖美亦不足稱。由此便知民權發達了以後，人民便有反抗政府的態度，無論如何良善，皆不滿意。如果持這種態度，長此以往，不想辦法來改變，政治上是很難望進步的。現在世界上要改變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歐美學者只想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改變，至於怎麼樣改變的辦法，至今還沒有想出。
我們革命主張實行民權，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到了一個解決的方法。我的解決方法，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根本辦法。我的辦法就是象瑞士學者近日的發明一樣，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近日有這種學理之發明，更足以證明我向來的主張是不錯。這是什麼辦法呢？就是「權」與「能」要分別的道理。這個權能力分別的道理，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究竟什麼是叫做權與能的分別呢？要講清楚這個分別，便要把我從前對於人類分別的新發明再拿來說一說。
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夠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夠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的。做了許多事業，世界才有進步，人類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選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夠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仿，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天下事業的進步者是靠實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第三種人的身上。譬如建築一間大洋樓，關於各種工程材料都要通盤計算；等到通盤計算好了，便繪一個很詳細的圖，再把那個圖交給工頭去看，等到工頭把圖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運材料，照那個圖樣去做。做洋樓的工人，都是不能夠看圖樣的，只有照工程師所繪的圖，吩附工人去砌磚蓋瓦。所以繪圖的工程師，是先知先覺□看圖的工頭，不後知後覺；砌磚蓋毒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覺。現在各城市的洋樓；都是靠工人、工人和工程師三種人共同出來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後知後覺，便沒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世界上的事業，都是先要發起人，然後又要許多贊成人，再然後又要許多實行者，才能夠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不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份，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份，就是不知不覺的人也要有一份。我們要知道民權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們應該造成民權，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來爭才交到他們。
前幾天有一位在高麗做官的日本人來見我，和我談天，談了頗久之後，我順便問他一句話說：「現在高麗的革命是什麼樣情形呢？能不能夠成功呢？」那位日本人沒有什麼話可答，我又問他說：「日本在高麗的官吏，對於高麗的民權態度又是怎麼樣呢？」他說：「只看高麗將來的民權思想，究竟是怎麼樣。如果高麗人都曉得來爭民權，人們一定是把政權交還他們的。但是現在的高麗人還不曉得爭民權，所以我們日本還是不能不代他們治理高麗。」這種說話未嘗不冠冕堂皇，但是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
照以前所講的情形，歐美對於民權問題還沒有解決的辦法。今日我們要解決民權的問題，如果倣傚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倣傚，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新方法，是象瑞士的學者最新的發明，人民對於政府要改變態度，但要改變態度，就是要把權與能分開，權與能要怎麼樣公開呢？我們要把他研究到清楚，便應該把前幾次所講的情形，重提起來再說。第一件，什麼是叫做民權？簡單的說，民權便是人民去管理政治。詳細推究起來，從前的政治是誰人管理呢？中國有兩句古語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說「庶人不議」。可見從前的政權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那麼，人民成了一個什麼東西呢？中國自革命以後，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是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照中國幾千年有歷史看，實在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其餘的那些皇帝，都是不能負政治責任為人民謀幸福的。所以中國幾千年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能夠負政治責任，上無愧於天，下無怍於民，他們所以能夠達到這種目的，今〔令〕我們在幾千年之後都來歌功頌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兩種特別的長處：第一種長處是他們的本領很好，能夠做成一個良政府，為人民謀幸福；第二種長處是他們的道德是很好，所謂「仁民愛物」，「視民如傷」，「愛民若子」，有這種仁慈的好道德。因為他們有這兩種長處，所以對於政治能夠完全負責，完全達到目的。中國幾千年來，只有這幾個皇帝令後人崇拜，其餘的皇帝不知道有多少，甚至於有許多皇帝後人連姓名都不知道。歷代的皇帝，只有堯舜禹湯文武有很好的本領、很好的道德，其餘的皇帝沒有本領、沒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雖然沒有本領、沒有道德，但是很有權力的。
大家都把中國歷史看得是很多的，尤其是《三國演義》，差不多人人都看過了。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所輔的主，先是劉備，後是阿斗。阿斗是很庸愚的，沒有一點能幹。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劉備臨死的時候，便向諸葛亮說：「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劉備了以後，諸葛亮的道德還是很好，阿斗雖然沒有用，諸葛亮依然是忠心輔佐，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由這樣看來，在君權時代，君主雖然沒有能幹，但是很有權力，像三國的阿斗和諸葛亮便可以明白。諸葛亮是有能沒權的，阿斗是有權沒能的。阿斗雖然沒有能，但是把什麼政事都付託到諸葛亮去做；諸葛亮很有能，所以在西蜀能夠成立很好的政府，並且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和吳魏鼎足而三。用諸葛亮和阿斗兩個人比較，我們便知道權和能的分別。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知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夠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什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象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現在歐美人民反對有能的政府。但是改變了態度以後，究竟是用什麼辦法呢？他們還沒有發明。我現在所發明的，是要權與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如果權與能不能分開，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總是不能改變，當時阿斗知道自己無能，把國家全權托到諸葛亮。要諸葛亮替他去治理。所以諸葛亮上「出師表」，便獻議到阿斗把宮中和府中的事要分開清楚，宮中的事，阿斗可以去做，阿斗自己不能去做。府中的事是什麼事呢？就是政府的事，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究竟要怎麼樣才可以分開呢？大家要拿一個遠大眼光和冷靜見解來看世界上的事，才可以把他分別清楚。
大家此時對於政府有一種特別觀念，這種觀念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由於幾千年專制度政體，多是無能力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做皇帝的奴隸，在中國的四萬萬人，就做過了幾千年奴隸。現在雖然是推翻專制，成立共和政體，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還有專制的觀念，還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因為再怕有皇帝一樣的政府來專制想要打破他，所以生出反對政府的態度，還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反動生出來的，換句話說，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是由於從前崇拜皇帝的心理，一變而為排斥政府的心理，從前崇拜的心理固然是不對，現在排斥政府的心理也是不對的。我們要打破這種不對的心理，便要回顧到幾萬年和幾千年以前的政治歷史，才可以看破。
比方在專制皇帝沒以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可以組織政府。譬如從前所講人同獸爭的野蠻時代，國家的組織沒有完全，人民都怕毒蛇猛獸來侵害，所以要奉一個有能的人負保護的責任。當時保護的任務，就是在有能力去打；能夠打勝毒蛇猛獸的人，就是當時很有能幹的人。當時同獸打，沒有武器，都是靠赤手空拳他做皇帝。除了會打的人可以做皇帝以外，中國還有例外。譬如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動植物的危險，復可製出種種美味，適於口腹之慾，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鑽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麼人的事？就是廚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變可以說廚子做皇帝，神農嘗百草，發明了許多藥性，可以治疾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很有功勞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嘗百草是什麼人的事呢？就是醫生的事。所以神農由於嘗百草做皇帝，就可以說醫生皇帝；有巢氏教民營宮室民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都可以組織政府。像廚子、醫生、裁縫、木匠那些有特別能幹的人，都是做過了皇帝的。
從前有一位美國教授，叫做丁韙良，有一天到北京西山去遊玩，遇到了一個農夫，和農夫談起話來，那個農夫便問丁韙良說：「外國人為什麼不到中國來做皇帝呢？」丁韙良反問農夫說：「外國人可以來做皇帝嗎？」那個農夫便指田邊所掛的電線說：「能做這種東西的人，使可以做中國皇帝了。」那個農夫的意思，以為只有一根鐵線便可以通消息、傳書信，做這種鐵線消息的人當然是很有本領的，有這樣大本領的人當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證明中國人的一般心理，都以為是大本領的人便可以做皇帝。中國自堯舜以後，那些皇帝便漸漸變成專制，都要家天下，不許人民自由擁戴有本領的人去做皇帝，假若現在四萬萬人用投票，絲毫不受別種勢力的干涉，同時又有堯舜復生，究竟是選舉誰來做皇帝呢？我想一定是選舉堯舜來做皇帝。中國人對於皇帝的心理，不像歐美人對於皇帝的那樣深惡痛絕。因為中國皇帝的專制沒有歐洲皇帝的那麼厲害。
歐洲在兩三百年以前，皇帝專制達到了極點，人民都視為洪水猛獸，非常的怕他，所以人民不但是對於皇帝要去排斥，就是和皇帝很相近的東西象政府一樣，也是一齊要排斥。歐美現在實行了民權，人民有了大權，要排斥政府實在是很容易的，像西蜀的阿斗要排斥諸葛亮，那還不容易嗎？如果阿斗要排斥諸葛亮，試問西蜀的政府能不能長久呢？能不能夠六出祁山去北伐也是由他，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半當然是應該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和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和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
我們現在主張要分開權和能，再拿古時和現在的事實比較的來說一說。在古時能打的人，大家便奉他做皇帝。現在的富豪家庭也請幾位打師來保護，好像上海的租界之內去住，因為怕有人去打他、和他要錢，他便請幾個印度巡捕在他的門口保護。照古時的道理講，能保護人的便可以做皇帝，那末保護那些官僚軍閥的印度巡捕，便應該做那些官僚軍閥的皇帝。那些官僚軍閥不把他當作皇帝，只把他當作奴隸。那種奴隸有了槍，雖然是很有能力，那般官僚軍閥只能夠在物質一方面給些錢，不能夠在名義上叫他做皇帝。像這樣講，古時的皇帝，便可以看作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現在守門的印度巡捕，就是古時的皇帝。再進一層說，保護人民的皇帝，既是可以看作守門的印度巡捕，大家又何必要排斥他呢？
現在有錢的那些人組織公司、開辦公廠，一定要請一位有本領的人來做總辦，去管理工廠。此總辦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股東就是有權的人，工廠內的事，只有總辦能夠講話，股東不過監督總辦而已。現在民國的人民，便是股東；民國的總統，便是總辦。我們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把他們當作專門家看，如果有了這種態度，股東便能夠利用總辦整頓工廠，用很少的成本出很多的貨物，可以令那個公司發大財。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的，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一樣的迅速。從前維新，只有幾十年便富強起來，從前德國也是很貧弱的國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麥執政，結合聯邦，勵精圖治，產到幾十年便雄霸歐洲。其他實行民權的國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國的進步，一日千里。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民權問題的根本辦法沒有解決。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把國家的大事付託到本領的人。
現在歐美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用專門家，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開辦工廠便要用工程師，對於政治也知道要用專門家，至於現在之所以不能實行用政治專門家的原因，就是由於人民的習慣還不能改變。但是到了現在的新時代，權與能是不能不分開的，許多事情一定是要靠專門家的，是不能限制專門家的。像最新發明，在人生日用最便利的東西，是街上的汽車。在二十多年前初有汽車的時候，沒有駕駛的車伕，沒有修理的工匠，我從前有一個朋友，買了一架汽車，自己一方面要做駕駛的汽車伕，又一方面要做修理的機器匠，那是很麻煩的，是很難得方方面面都做好的，到了現在，人許多的汽車伕和機器匠，有汽車的主人，只要出錢雇他們來，便可以替自己來駕駛，替自己來修理，這種汽車伕和機器匠，就是駕駛汽車和修理汽車的專門家，沒有他們，我們的汽車便不能行動，便不能修，國家就是一輛大汽車，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車伕，歐美人同始初得到了民權，沒有相當的專門家，就像二十多年以前人錢的人得了一輛汽車一樣，所以事事便非靠自己去不修理、自己去駕駛不可，到了現在，有了許多有本領的專門家，有權力的人民便應該聘請他們，不然就要自己去駕駛、自己去修理，正所謂自尋煩惱，自找痛苦，就這個比喻，更可別駕駛汽車的車伕是有能面而無權的，汽車的主人是無能而有權的，這個有權的主人便應該靠有能的專門家去代他駕駛汽車。民國的大事，也是一樣的道理。由於這個理由，所以民國的政府官吏，不管他們是大總統、是內閣總理、是各部總長，我閃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為國家做事，我們都可以把他們當作汽車伕。只要他們是有本領，忠心為國家做事，我們就應該把國家的大權付託於他們，不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事由他們自由去做，然後國家才可以進步，進步是很快。如果不然，事事都是要自己去做，或者是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他們，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進步還是很慢。
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我從前住在上海的時候，有一天和一個朋友約定了時間，到虹口去商量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把約定的時間忽然忘記了，一直到所約定的時間十五分鐘之前才記憶起來。當時我所住的地方是法國租界，由法國租界到虹口是很遠的，用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不容易趕到。我便著急起來，找著汽車伕，慌忙的問他說：「在十五鐘之內，可以不可以趕到虹口呢？」那個車伕答應說：「一定可以趕到。」我便坐上車，由車伕自由駕駛，向目的地出發，上海的道路我是很熟悉的，由法國租界到虹口，好比由廣州沙基到東山一樣，一定要經過長堤和川龍口，才是捷徑。但是我的汽車伕從開車以後所走的路，便不經過長堤和川龍口，他先由豐寧路再繞道德宣路，走小北門然後才到大東門，才抵東山。當時汽車走得飛快，聲音很大，我不能夠和車伕說話，心理便很奇怪，便非常的恨那個車伕，以為車伕和搗亂，是故意的走彎曲路阻遲時候，此睦的情形，好比是政府有特別緣故，要做非常的事，國民不知道，便生出許多誤會來非難政府一樣，至於那個車伕選擇那一條路，不過十五分鐘便到了虹口，我的忿氣才平，便問那個車伕說：「為什麼要這樣彎彎曲曲走這一條路呢？」那個車伕答應說：「如果走直路，便要經過大馬路，大馬路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和行人貨物的來往是很擁擠的，是很不容易走通的。」我才明白從前誤會的道理，才曉得我所要走的大刀路和外擺渡是從空間上著想。那個車伕是有經驗的，知道汽車能夠走得快，每小時可以走三四十英里，雖然走彎一點，多走幾里路，但是把汽車的速度加快一點，還是限定鐘點以內可以趕到。他的這樣打算，是時間上著想。那個車伕不是哲學家，本不知道用什麼時間、空間去打算，不過他是專門家，知道汽車有縮地的能力，如果把汽車的速度加快，就是多走彎路，，還能夠於十五分鐘之內趕到虹口，假若當時我不給車伕以全權，由他自由去走，要依我的走法一定是趕不到。因為我信他是專門家，不掣他的肘，他要走那一條路便走那一條路，所以能夠在預約時間之內，可以趕到。不過我不是這種專門家，所以當時那個車伕走彎路，我便發生誤會，便不知道他何以要走彎路的道理。民國的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對於政府的態度，應該要學我那次到虹口對於車伕的態度一樣，把他當作是走路的車伕。能夠有這樣的眼光，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才可以改變。
歐美人民現在對於政府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權與能沒有分開，所以民權的總是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實行民權，便不要學歐美，要把權與能分得清清楚楚。民權思想雖然是由歐美傳進來的，但是歐美的民權問題至今不沒地辦法，我們現在已經想出了辦法，知道人民要怎麼樣才對於政府可以改變態度，但是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我們先知知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那才能夠避了歐美的紛亂，不蹈歐美的覆轍。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把那些專門家不要看作是很榮耀很尊貴的總統、總長，只把他們當作是趕汽車的車伕，或者是當作看門的巡捕，或者是弄飯的廚子，或者是診病的醫生，或者是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縫，無論把他們看作是那一捉的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這樣的態度，國賓才有辦法，才能夠進步。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六講
現在歐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學者，都說政府是機器，法律是機器之中的工具。中國很多的政治法律書籍都是從日本譯過來的，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作「機關」。這個機關的意思。就是中國人所常說的機器一樣。我們中國人從前說機關，是機會的意思，從日本人把政治組織譯成了機關之後，就和機器的意思相同。所以從前說政府衙門，現在說是行政機關，財下政機關，軍事機關，教育機關，這種種機關的意思，和日本人秘說的政府機關是一樣的解釋，沒有絲毫分別。現在說機關就是機器，好比機關鎗就是機器一樣，由此便知道機關和機器兩個名詞，是一樣的意思，因為機關和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機關就可以說是行政機器。至於行政機器和製造機器，有什麼分別呢？製造機器完全是用物質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鋼鐵和皮帶種種東西湊合起來，便做成製造機器，行政機器完全是用人組織成的，種種動作都是靠人去活動，不是靠物別，就是行政機器是靠人的肥力去發動的，製造機器是靠物的能力去發動的。
照前幾次所講的民權情形，便知道近來的歐美文化是很發達的，文明是很進步的，分析起來說，他們的物質文明，像製造機器那些東西的赴，是很快的，至於人為機器，像政府機關這些東西的進步，是很慢的。這個理由，上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物質機器做成了之後易於試驗，試驗之後，不好的易於放棄，不備的易於改良。人為機器成立了之後很不容易試驗，試驗之後，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當作不好的物質機器看待，變成廢鐵，那就上做不來的，因為變個理由，所以歐美的製造機器進步很快，行政機器進步很慢，譬如民權風潮，在歐美發生了以後，各國都想實行民權，最早的是美國，美國自開國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開國時所行的民權，和現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現在所用的憲法，就是開國時候的聯邦憲法，那種聯邦憲法經過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沒有大更改，至今還是應用他，至於大多數的製造機器，發明的年代也不過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舊機器，現在有沒有人去用他呢？從前的舊機器老早變成了廢鐵，現在農工商業中所有的機器，沒有十年以前的舊東西。因為每過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發明，很多的新改良，沒有那一年不是有進步的，說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機關，至今還是應用他，這便是由於用人活動的機關，當中活動的人固然可以隨時改換，但是全體組織不容易根本改造，因為習慣太久，陳陳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時去改造。把舊組織完全廢棄，那是做不到的。由於這個道理，歐美的物質機器近來很容易進步，進步是很快的；人為機器向來便難於進步，進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兩次講演民權，便說歐美對於民權政治命令沒有根本辦法。他們為什麼沒辦法呢？就是因為他們把人為的機器，沒有精良去試驗，說到物質的機器，自最初發明時代以至於現在，不知道古人經過了幾千次的試驗和幾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機器。由現在所見的機器回顧到最初發明的時代，是什麼情形呢？如果大家讀過了機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發動機的歷史說，在最初發明的時候，只有一個方向的動力，沒有和現在一樣的兩個方向的動力。那個動力的來源，是把水盛在鍋內，再用煤在爐底燒很大的火，把水燒到沸騰，變成蒸汽，到了水變蒸汽之後，便有很大的膨脹力，用一個汽管把蒸汽由鍋中導入一個機器箱，這個機器箱，中國話叫做「活塞」，外國話叫「比士頓」這個活塞就是令機器發動的東西，是機器全體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機器之所以發動，是由於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後，由蒸汽之膨脹力，便推動活塞，令活塞前進。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盡了以後，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動活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運動的原料從前用水，現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揮發的油，化為氣體去推動活塞，各種機器發動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活塞的運動，住返不已，便旋轉機器，我產要想用來做什麼工作，便可以做什麼工作。譬如行船拉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一天可以走幾千里；就是運輸的機器，要運多少貨物，便可以載多少貨物。到現在看起來，是妙極了的東西。但是推到最初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最初發明的活塞，構造極簡單，只能夠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過去，再不能夠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來，所以當初活塞的運動，只有一個前進的方向，再沒有回頭的方向，因為這個原因，從前用機器做工便有許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發明的機器去彈棉花，每用一架機器，便要用一個小孩站在機器的旁邊，等到活塞前進了之後，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拉回來，然後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過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來幫助。比較現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幫助，該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後來是怎麼樣造成現在這樣便利的活塞呢？當中所經過的階級是什麼情形呢？當時做那種機器的工程師，毫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夠把活塞能夠把活塞拉回來。至於在那個時候的棉花工廠本不很大，所用的機器力，雖然是只有一個方向，但是在一個工廠之內，只有十多架機器。不過一架機器要用一個小孩子去幫助，有了十多架機器，便要用十幾個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種機器，時時刻刻做一個動作，便覺得很無趣味，很覺得討厭，因為那些小孩子覺得那種工作討厭，所以要有工頭去監視，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懶，工頭一離開了工廠，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機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個很聰明又很懶怠的小孩子，不情願總是用手去拉那架機器，想用一個方法代手去拉，於是乎用一條繩和一根棍綁在那架機器上面，令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拉回來，那個小孩子不必動手去位他，便可以自動來回，運轉不已。由於那一個小孩子的發明，便傳到那十幾個小孩子的全體，那些全體的小孩子，因為都得了棍和繩的幫助，機器都可以自動，所以大家都去玩耍，都沒有站在機器旁邊去拉回活塞棒，便驚訝起來說：「為什麼這些小孩子不拉機器，機器還能夠之所以自動來往，繼續工作呢？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麼把戲呢？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頭在當時因為覺得奇怪，更把考察機器的結果之所以自動來回的緣故，更把考察的結果去報告工程師。後來工程師明白那個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漸改良，做成了今日來回自如的機器。
民權政治的機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沒有改變，我們拿現在民權政治的機器來看，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這好像初始的發動機一樣。但是從前有一個幫助機器的懶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條繩和一根棍，藉機器本體的力量，可以令機器自動的來回；至於現在的民權政治中，還沒有這種懶小孩子發明那種拉回民權的方法。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民權政治的機器用過了一百多年，至今還只有一個選舉權。從有了選舉權以後，許久都沒有別的進步。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像這種情形，就是民權政治的機器不完全，所以民權政治至今還沒有好辦法，還沒有大進步。我們要這種機器進步，是從什麼地方做進來呢？照前一次所講的道理，是要把權和能分清楚。
現在還是用機器來比喻，機器裡頭各部的要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發動，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機器說，現在最大的船有五六萬噸，運動這樣大船的機器，所發出來的力量的超過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個管理的人，要全船怎麼樣開動，便立刻開動；要全船怎麼樣停止，便立刻停止，現在機器的進步，到了這種妙境。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候，如果一種機器發出來的力量到了幾百匹或者幾千匹馬力，便不敢用他，因為馬力太大，便沒有人能夠管理，通常機器的大小，都是用馬力做標準。一匹馬力是多少呢？八個強壯人的力合壟〔攏〕起來，便是一匹馬力。如果說一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個人的力□現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機器所發出的原動力，有從十萬匹到二十萬匹馬力的。像這樣大力的機器，是沒有別樣東西可以抵當得住的，在尋常的機器，一萬匹馬力便有八萬個人的力，若是那麼樣大力的機器，管理的方法為不完全，那麼機器全體一經發動之後，便不能收拾，所謂能發不能收，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從前發明機器的人去試驗機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於這種結果，在機器打死的發明家，世界歷史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國有一個名詞叫做「化蘭京士丁」就是能發不能收的機器。到了後來，機器的構造天天改良，天天進步，雖然有十萬匹或者二十萬匹馬力的機器，只用一個人便可以從容去管理，沒有一點危險。說到十萬匹馬力，便是有八十萬個人，二十萬匹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萬個人的力，若是專有這樣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現在軍隊的力量，到了一兩萬人便容易管理。機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萬人之多，一個人還可以從容管理。由此便可見近來的機器是很進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現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學者，都以政府為機器，以法律為工具，此刻的民權時代，是以人民為動力，從前的君權時代，是以皇帝為動力，全國的動作中發源於皇帝。在那個時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就尊嚴；有了強有力的政府，皇帝的號令才容易實行。因為皇帝是以動機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為所欲這。譬如修內治、勤遠略，整軍經武，他要想做什麼，便可以做什麼。故在君權時代，政府的力越大，對於皇帝只有利而無害。到了民權時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動力。為什麼人民不願意政府的動力太大呢？因為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的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奶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發明機器的時代，一個機器推過去了以後，只用一個小孩子便可以拉回來，由此便知道在那個時候，一個機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過是幾匹馬力；如果有了一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當然不是一個小孩子可以拉回得回來的。當時因為管理機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樣小力的機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現在是民權初發達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動力固然是以源於人民，但是人民發出了動力之後，還要隨時可以收回來，像那樣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幾萬匹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夠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現在歐美各國的人民恐怕強有力的政府，好比從前的工廠怕有大馬力的機器是一樣的道理。當初那種小力的機器。如果不想方法來改良，那種機器一定是永遠沒有進步，一定是永遠還要人去拉。但是後來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現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機器的自身便可以來回自動，至於政治的機器，人民總不知道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發達，民權沒有進步。照現在世界的潮流說，民權思想是一天一天的進步，管理民權政治的機器還是絲毫沒有進步。甩以歐美的民權政治至今沒有根本辦法，就是這個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講的根本辦法說，權志能要分別清楚，用機器來做比喻，什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什麼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無論機器是有多少馬力，只要工程師一動手，要機器開動，便立刻開動，要機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師管理機器，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好像輪船火車，一開機器，便可以要輪船火車走得快，一停機器，馬一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機器是很有能力的東西，工程師是很有權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權和能分開了，也要象工程師管理機器一樣。在民權極盛的時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見在國民大會上去發表，對於政府加以攻頌揚，便可以鞏固。但是現在的權與能不分，政府過於專橫，人民沒有方法來管理，不管人民是怎麼樣攻擊，怎麼樣頌揚，政府總是不理，總是不能發生效力，現在世界上的政治不進步，民權思想很發達，無論那一國的億，對於政治機關的現狀總是不合他們心理上的用法。
中國此刻正是改革時代，我們對於政治主張實行民權。這種民權思想，是由歐美傳進來的。我們近來想學歐美的新思想，造成一個完全的民治國家，最初想造成這種國家的時候，一般革命志士以都為完全倣傚歐美，步歐美的後塵，把歐美的東西完全抄過來，中國的民權便算是很發達，便可以算是止境。當初的這種思想並不是全錯。因為中國從前的專制政體過於腐敗，我們如果實行改革，打破了專制以後做建設的事業，能夠學到象歐美，就比較上說當然是很好。但是歐美人民對於自己國家社會的現狀是不是心滿意足呢？如果我們細心老家歐美的政治社會，所謂革命的先進國家象美國、法國的人民，現在還是主張改良政治，還是想要再來某個，他們革命不過一百多年，為什麼還要再來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證明我們從前以為學到了象歐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對，由此便知就令是我們學到了象美國、法國一樣，法國、美國現在還是要革命，我們百年之後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為法國、美國現在的政治機器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還是不能滿足人民的慾望，人民還是不能享圓滿的幸福。像這樣講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改革，決不能夠說學到了象現在的歐美便算是止境，便以為心滿意足，我們步他們的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還再要起革命嗎？若是再起革命，那麼此次的革命豈不是徒勞無功嗎？
我們要現在的革命不是徒勞無功，想存一個長治久安之計，所謂一勞永逸，免將來的後患。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歐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國來行呢？我們試拿歐美最新的物質文明說，譬如交通上最要緊的東西是鐵路。東方國家仿造鐵路電早的是日本，中國近來才知道鐵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築鐵路。所以中國仿造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但是用中國和日本現在的鐵路來比較，中國和日本的火車，大家如果都是坐過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鐵軌是很窄的，車是很小的，為什麼中國建築鐵路在日本之後，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若是中國建築鐵路，不照歐美和新發明，只學日本的舊東西，可不可以算是滿足呢？歐美從前只有那樣的窄鐵路和小火車，日本最初去學他，便在無形之中上了大當。我們現在建築鐵路，可不可以也學那種不便利的舊東西呢？但是中國近來建築鐵路，不學日本不便利的舊東西，要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明，所以中國現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所謂是後來者居上。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從前的舊東西，要把歐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們政治的進步究竟是到了什麼程度，我們要學他們的最初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
我在前一次講過了，歐美對於民權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徹底。因為不徹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衝突。因為民權是新力量，政府是舊機器，我們現在要解決民權問題，便要另造一架新機器，造成這種新機器的原理，是要分開權和能。人民是要有權的，機器是要有能的。現在有大能的新機器用人去管理，要開動就開動，要停止就停止。這是由於歐美對於機器有完全的發明，但是他們對於政治還是沒有很完全的發明，我們現在要有很完全的革命，無從學起，便要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要我們自己想出一個新辦法，可不可以做得對呢？中國人從經過民義和團之後，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總是信仰外國，不敢信仰自己，無論什麼事，以為要自己去做成、單獨來發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歐美的後塵，要倣傚歐美的辦法，至於在義和團之前，我們的自信力是很豐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為中國固有的文明、中國人的思想才力是超過歐美，我們自己要做到什麼新發膽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現在，便以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歐美的文明，只在物質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專就物質文明科學說，歐美近來本是很發達的。一個人對於一種學問固然是特長，但是對於其餘的各科學問未必都是很精通的，還是許多都是盲然的。他們的物質科學，一百多年以來發明到了極點，許多新發明真是巧奪天工，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如果說政治學問，他們從前沒有想到的我們現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沒有理由，歐美的機器近來本有很完全的進步，但是不能說他們的機器是進步，政治也是進步。因為近兩百多年以來，歐美的特長只有科學，大科學家對於本行的學問固然是有專長，對於其餘的學問象政治哲學等，未必就有兼長。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來證明。
英國從前有一位大科學家，在近來世界上的學問家之中，沒有那一個能夠駕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紐頓。紐頓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人。他在物理學中，有很多超前絕後的發明，最著名的是「萬有引力」。紐頓推出來的「萬有引力」，是世界上頭一次的發明，是至今科學中的根本原理，近來世界上許多科學原理的新發明，沒有那一種能夠駕乎萬有引力學說之上的。紐頓對於科學既是有這樣的特別聰明，試看他對於別的事情是不是一樣的聰明呢？照我看起來，卻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證明紐頓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的。紐頓一生除了讀書、試驗之外，還有一種嗜好是愛貓，他養民大小不同的兩個貓，出入總是跟著他。因為他很愛那兩個貓。所以貓要行動，他便怎麼樣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內讀書、試驗，貓要出門，他便停止一切工作，親自去開門讓貓出去。如果貓要進到房內，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開房門讓貓進來。那兩個貓要終日總是出出入入，弄到鈕頓開門關門，是麻煩不堪的，億以有一天。紐頓便想一個辦法，讓那兩個貓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擾亂他的工作，總是開門關門，他所想出來的是什麼方法呢？就是把房門開兩個孔，一個是很大的，一個是很小的。在紐頓的思想，以為在門上所開的大孔，便可以令大貓出入，在門上所開的小孔，便可以令小貓出入，像這種思想不這是大科學家的聰明，這件事實在還是大科學家做出來的。照普通的常識講，開一個大孔，大貓可以出入，小貓也當然是可以出入，那麼開一個大孔便夠了，又何必要枉費工夫多開一個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開一個孔，大科學家的紐頓偏要開兩個孔，這是不是可笑呢？科學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聰明呢？由此便可以證明，科學家不是對於件件事事都是很聰明的，科學家有了一藝的專長，未必就有種種學問的兼長。
歐美科學在近幾十年以來，本來是進步到了極點，所以做出來的物質機器有往返的兩面動力，來回可以自動，但是做成的政治機器，還只有一面的動力，人民對於政府的權力只能夠發出去，不能夠收回來。我們現在主張民權，來改造民國，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下是要徹底。要造成徹底的新民國，在歐美的先進國家無從完全倣傚，我們自己便要另想一個新辦法。這種新辦法，歐美還沒有完全想到，我們能不能夠想到呢？要答覆這個問題，自己便不可以輕視自己，所謂妄自菲薄。此刻民權潮流傳進中國來了，我們歡迎這種潮流，來改造國家，自己的新辦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國幾千年以來都是獨立國家，從前政治的發達，向來沒有假借過外國材料的。中國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進的國家，外國的材料向來無可完全倣傚。歐美近來的文化才比中國進步，我們羨慕他們的新文明，才主張革命。此刻實行革命，當然是要中國駕乎歐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國家。我們要達到這咱目的，實在是有這種資格。不過歐美現在的民權政府，還是不能完全倣傚。他們的政府已經成了舊機器，我們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機器，才可以達到我們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機器，世界上有沒有新材料呢？現在散在各國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過要先定一個根本辦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張的分開權與能，便是這一種的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定了之後，去實行民權，還要分開國家的組織與民權的行使。歐美的根本辦法沒有想能了，更進一步，就是分開政治的機器。要分開政治的機器，先要明白意義。
我在第一講中，已經把政治這個名詞下一個定義，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器就是象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要怎麼樣才可以分別清楚呢？根本上還是要再從政治的意義來研究。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呢？好比有十萬匹馬力的輪船機器，那架機器能夠發生十萬匹馬力來運動輪船，這便是機器本體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樣，這種自身的力量就是政治。至於這樣大的輪船，或者是要先進，或者是要後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轉，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師，用很完全的機器，才可以駕駛，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駕駛、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樣大力的輪船，要怎麼樣開動便是怎麼樣開動，要怎麼停止就怎麼停止。這種開動、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輪船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樣，這種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權，我們造新國家好比是造新輪船一樣，船所裝的機器，如果所發生的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當然是很慢的，所載的貨物當然很少，所收的利息當然是很微，反過來說，如果發生的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當然極快，所載的貨物當然極多，所收的利息也當然極大，假設有一隻輪船，其中所裝的機器可發生十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二十海里，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在兩個星期之內可以賺十萬塊錢，如果是另造一隻極大的輪船，其中裝一架拳機器可以發生一百萬匹馬力，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來，那麼來往廣州、上海一次，只要一個星期便可賺一百萬塊錢。現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輪船，每小時不過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們所造的新輪船每小時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沒有別的輪船能夠來比賽，我們的輪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輪船，創造國家也是一樣的道理，如果在國家之內，所建設的政府只要他發生很小的力量，是沒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當然是很微。若是要他發生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的力量，是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政府所做的事業當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當然是極大，假設在世界上最大國家之內，建設一個極強有力的政府，那麼，這個國家豈不是駕乎各國之上的國家，這個政府豈不是無敵於天下政府？
歐美到了今日，為什麼還是只造有大馬力的機器之輪船，不造極強有力的政府之國家呢？因為他們現在的人民，只有方法來管理大馬力的機器，沒有方法來管理強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馬力的舊船，另處造一隻大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於國家，已經是根深蒂固，有了沒有力的舊政府，要另外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說到我們中國人口，有了四萬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寬闊，特產豐富，都要在美國之上。美國成了現在世界上最富最強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和他並駕齊驅。就天然的富源來比較，中國還應該要駕乎美國之上，並且不能夠和美國相提並論，此中原因，就是我們中國只有天然的資格，缺少人為的工夫，從來沒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這種天然的資格，再加以人為的工夫，建設一具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發生極大力量運動全國，中國便可以和美國馬上並駕齊駕齊驅。
中國有了強有力的政府之後，我們便不要象歐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因為在我們的計劃之中，想造成的新國家，是要把國家和政治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可以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權，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夠管理，歐美從前不敢造十萬匹馬力以上的機器，就是因為機器的構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機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現在，機器很進步，機器本體的構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機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極大馬力的機器，我們要造政治的機器，要政治的機器進步，也是要跟這一樣的路走，要有構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機關，同時又要的管理這個機關很周密的民權的方法。歐美對於政府因為沒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們的政治機關至今還是不發達。我們要不蹈他們的覆轍，根本上要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分開權與能，把政治的大權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府權，一個是人民權。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
現在機器的構造很進步，不但是有機器知識的人可以來管理，就是沒有機器知識的小孩子也可以管理。譬如現在所用的電燈，從前發明的時候是什麼情形呢？因為電是和雷一樣，是很危險的東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為這個緣故，從前發明電的科學家不知道受過了多少犧牲，因為所受犧牲太多，危險太大，所以了明瞭電光很久，還不敢拿來做燈用。後來發明了管理電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轉接電鈕，便可以開閉，這樣一轉手之勞，是很便利很安全的，無論是那一種沒有電學知識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鄉下極無知識愚民，都可以用手來轉他。所以現在便把極危險的電光拿來做燈用。其他各種機器的進步，也是和這一樣的情形。比方最新發明大機器，是飛天的機器，也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最初發明的時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從前廣東的馮如，他是什麼人呢？就是製造飛機的人，就是駕駛飛機跌死了的人。在從前發明飛機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用這個機器去飛，所以製造飛機的人又要做飛機師。最初做飛機師的人，一來由於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不周密，二來由於向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樣來用這種機器，所以飛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許多人。因為死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飛機。現在管理這種機器的方法很周密，許多人都知道飛到了天空之中□象鳥雀一樣，來往上下，非常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飛機。因為普通人都敢去坐這種機器，所以近來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機器。好像我們由廣東到四川，道路很遠，當中又有敵人，水陸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飛機，由天空之中一直飛到四川。
現在中國有了民權的思想，但是關於這種思想的機器，世界上還沒有發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應該先來造好這種機器，做一個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個安全的接電鈕，只要普通人一轉手之勞便知道用他，然後才可以把這種思想做成事實。中國人得到民權思想本是在歐美之後，好像築鐵路是在日本之後一樣，日本築鐵路是在我們之先，但是所築的鐵路是舊東西，不合時用，我們新築成的鐵路是很合時用的東西，至於我們在歐美之後，要想有什麼方法才可以來使用民權呢？這種方法想通了，民權才可以供我們的使用，若是這種方法沒有想通，民權便不能供我們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險，便要打死人，現在世界上有沒有這種方法呢？在歐洲有一個瑞士國，已經有了這幾部分的方法，已經試驗了這幾部分的方法。這是徹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權，不過不完全罷了。至於歐洲的那些大國，就是這不完全的方法還是沒有試驗。因為試驗這幾部分之方法的國家，只有瑞士的一個小國，沒有別的大國，所以許多人便懷凝起來，說這幾部分的方法只有小國能夠使用，在大國不能夠用。歐洲的大國為什麼不用這幾部分的方法呢？這個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經有了小鐵路，再要改造大鐵路，便要費很久的時間，花很多的錢，是很不經濟的事，因為畏難苟安，注重不採用他。說到我們中國，關於民權的機器，從前沒有舊東西，現在很可以採用最近最好的新發明。
關於民權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麼最新式的發明呢？第一個是選舉權，現在世界上所謂先進的民權國家，普通的只實行這一個民權。專行這全個民權，在政治之是是不是夠用呢？專行這一個民權，好比是最初的舊機器，只有把機器推到前進的力，沒有拉回來的力，現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選舉權之外，第二個就是罷免機。人民有了這個權，便有位回來的力。這兩個權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這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機器的自動。國家除了官吏之外，還有什麼重要東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謂有了治人，還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麼權，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種法律，以為是很有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決定以來，交到政府去執行。關於這種權，叫做創製權，這就是第三個民權。若是大家看到了從前的舊法律，以為是很不利於人民的，便要有一種權，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後，便要政府執行修改的新法律，廢止從前的舊法律，關於這種權，叫做復決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上徹底的直接民權。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用代議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行這四個權。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前講過了的，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四萬萬人要怎麼樣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這四個民權來管理國家的大事。所以這四個民權，就是四個放水制，或者是四個接電鈕。我們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來水；有了接電鈕，便可以直接管理電燈；有了四個民權，便可以直接管理國家的政治。這四個民權，又叫做政權，就是管理政府的權。
至於政府自己辦事的權，又可以說是做工權，就是政府來替人民做工夫的權，人民有了大權，政府能不能夠做工夫，要做什麼樣的工夫，都要隨人民的志願，就是政府有了大權，一經發動做工夫之後，可發發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隨時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總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權，便要政府的動作隨時受人民的指揮。好像外國的舊兵船，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炮，便分成六個炮台，要瞄準放炮打什麼敵人，都是由於許多炮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炮，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敵人，不必要許多炮手去瞄準放炮，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從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遠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炮，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炮同時瞄準，同時放炮，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樣才叫做直接管理，但是要這樣來直接管理，並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來做工夫，不要自己來做工夫的機器，才叫做靈便機器。
人民有了這四個大權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用什麼方法呢？要政府有完全的機關，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權憲法。用五權憲法所組織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機關，有了這種政府機關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完全的工夫。從前說美國有一位學者，對於政治學理上的最新發明，是說在一國之內，最怕的是有了一個萬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個萬能政府，為人民使用，以謀人民的幸福。有了這種政府，民治才算是最發達。我們現在分開與能，說人民是工程師，政府是機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機器是萬能，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師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萬能的機器。那麼，在人民一政府的兩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麼的大權，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權剛才已經講過了，是要有四個權，這四個權是選舉權、罷免權、制創權、復決權。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個權，這五個權是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們要詳細明白這兩種大權的關係，可以用一個圖來說明。
就這個圖看，在上面的政權，就是人民權，在下面的治權，就是政府權。人民要怎麼樣管理政府，就是實行選舉權、罷免權、創製權和復決權；政府要怎麼樣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實行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有了這九個權，彼此保持平衡，民權問題才算上真解決，政治才算是軌道。
至於這九個權的材料，並不是今日發明的，譬如就政權說，在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個權，不過是沒有罷官權。在美國的西北幾省。現在除採用瑞士的三個權以外，並加入一個罷免權。至於選舉權，更是世界上各國最通行的民權，所以就世界上民權的情形說，瑞士已經實行過了三權，美國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經實行過了四權。他們在那幾部分的地方實行這四個民權，有了很周密的辦法，得了很好的成績。就是這四個民權，實在是經驗中的事實，不是假設來的理想，我們現在來採用，是穩健的，並沒有什麼危險。至於說到政府權，從前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革命之後才分開成三個權。像美國獨立之後便實行三權分立，後來得了很好的成績，各國便都學美國的辦法。
不過，外國從前只有三權分立，我們現在為什麼要五權分立呢？其餘兩上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兩個權是中國固有的東西。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像滿清的御史，唐朝的諫議大夫，都是很好的監察制度。舉行這種制度的大權，就是監察權。監察權就是彈劾權。外國現在也有這種權，不過把他放在立法機關之中，不能夠獨立成一種治權罷了。至於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中國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有放效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倣傚過去的。不過英國的考試制度，只考試普通文官，還沒有達到中國考試之獨立的真精神。所以就是中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個權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還是獨立的。就是中國的專制政府，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也可以說是三權分立的，和外國從前的專制政府便大不相同，從前外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無論是什麼權都是由皇帝一個人壟斷。中國在專制政府的時候，關於考試和監察權，皇帝還沒有壟斷。所以分開政府的大權，便可以說外國是三權分立，中國也是三權分立。中國從前實行君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分立，有了幾千年，外國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過外國近來實行這種三權分立，還是大不完全。中國從前實行那種三權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壁，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像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是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有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
我們在政權一方面主張四權，在治權一方面主張五權，這四權和五權各有各的統屬，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別清楚，不可紊亂，現在許多人都不能分別，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別，就是專門學者也是一樣的不能分別。像近來我會見了一個同志，他是從美國畢業回來的。我問他說：「你對於革命的主義是怎麼樣呢？」他說：「我是很贊成的。」我又問他說：「你對於我所主張的民權，有什麼意見呢？」他說：「五權憲法是很好的東西呀，就是人人都歡迎的呀！」像這位學政治法律的專門學者，所答非所問，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權和五權還沒有分別清楚。對於人民和政府的關係還是很糊塗。殊不知道五權是屬於政府的權，就他的作用說，就是機器權。一個極大的機器，發生了極大的馬力，要這個機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績，便要把他分成五個做工的門徑。民權就上人民用來直接管理這架大馬力的機器之權，所以四個民權，就可以說是機器上的節制。有了這四個節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機器的動靜。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個權，永是要有五種工作，要分成五個門徑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動靜，要有四個權，就是要有四個節制，要分成四方面來管理政府。政府有了這樣的能力，有了這些做工的門徑，才可以發出無限的威力，才是萬能政府。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以指揮的。像要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治和治權，才可以達到美國學者的目的，造成萬能政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至於民權之實情與民權之行使，當待選舉權、罷免法、創製法和復決法規定之後，乃能悉其真相志底蘊。在講演此民權主義之中，固不能盡述也。閱者欲知此中詳細情形，可參考廖仲愷君所譯之《全民政治》。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一講
諸君：
今天來講民生主義，什麼叫做民生主義呢？「民生」兩個字是中國向來用慣的一個名詞。我們常說什麼「國計民生」，不過我們所用這句話恐怕多是信口而出，不求甚解，未見得涵有幾多意義的，但是今日科學大明，在科學範圍內拿這個名詞來用於社會經濟上，就覺得意義無窮了。我今天就拿這個名詞來下一定定義，可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生計、群眾的生命便是。我現在就是用民生二字，來講處國近百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社會問題，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欲明白這個主義，斷非幾句定義的話可以講得清楚的；必須把民生主義的演講從頭到尾，才可以徹底明白瞭解的。
民生問題，今日成了各國的潮流。推到這個問題的來歷，發生不過一百幾十年。為什麼近代發生這個問題呢？簡單言之，就是胃為帝幾十年來，各國的物質文明極進步，工商業很發達，人類的的生產力忽然增加。著實言之，就是由於發蝗了機器，世界文明先進的人類便逐漸不用人力來做工，而用天然力來做工，就是用天然的汽力、火力、水力及電力來代替人的氣力，用金屬的銅鐵來替代的筋骨，機器發明之後，用一個人管理一副機器，便可以做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工夫，所以機器的生產力和人工的生產便有大大的分別。在沒有機器以前，一個最勤芝的人，最多為過是做兩三個人的工夫，斷不能做得十個人以上工夫。照此推論起來，一個人的生產力，就本領最大、體魄最強和最勤勞的人說，也不過是大過普通人十倍。不覺人的生產力都是相等的，沒有什麼大差別，至於用機器來做工的生產力，和用人做工的生產力兩相比較，便很不相同，用人來做工，就是極有能幹而兼勤勞的人，只可以駕乎平常人的十倍；但是用機器來做工，就是用一個很懶惰和很尋常的人去管理，他的生產力也可以；輕乎一個人力的幾百倍，或者是千倍，所以這幾十年來機器發明了之後。生產力比較從前就有很大的差別。我信拿前的可以證明的事實來說一說，比方在廣州市街上所見最多的人，莫如運送的苦力，這種苦力就叫做挑夫，這種挑夫的人數，占廣州市工人中一大部分，挑夫之中體魄最強狀的人，最重的只可以挑二百斤東西，每日不地是是走幾十里路遠，便覺得很辛苦。如果拿挑夫和運送的機器來比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象廣州市黃沙的火車運送貨物，一駕火車頭可以拖二十多架貨車，一架貨車可以載幾百擔重的貨物，用一架火車頭去拉，只要一兩個人管理火車頭的機器，或者要幾個人管理貨車，一日便可以走幾百里。譬如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約有五百里的路程，像從前專用人力去運貨物，一個人挑一擔，一百個人一百擔，如果有一萬擔貨物，就要有一萬個工人。用工人所走的路程計算，一個人一天大概只能夠走五十里，五百里的路程就要走十天的時間。所以一萬擔貨物，從前專用人工去運送，就要一萬工人，走十天之久，現在用火車去運送，只要八點鐘的時間，一直便由黃沙到韶關，所用工人最多不過是十個人。由此便知道用十個人所做工便可以替代一萬人，用八點鐘便可以替代十天，機器和人工比較的相差，該是有多少呢！用火車來運送的工，不但是用一個人可以替代一千人。用一點種可以替代一日，是很便利迅速的。就是以運貨的工錢來說，一個工人挑一擔貨物，走十天的路，統共就要十萬元。如果用火車來運送，頂多不過是幾千元，機器和人工的比較，單拿挑夫來講便有這樣的大差別，其他耕田、織布、做房屋以及種種工作，也是有幾百倍或幾千倍的差別。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個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佔了人工，有機器的人便把沒有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再像廣州，沒有經過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獨一的通商口岸，中國各省的貨物都是先運來廣州，然後再由廣州運去外洋；外國的貨物也是先運到廣州，然後由廣州運進各省，所以中國各省的進出口貨物，都是經過湖南、江西，走南雄、樂昌，才到廣州。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南雄、樂昌到韶關的這兩條路、。所以由南雄、樂昌到韶關兩條路的工人，現在都減少了。從前那兩條路的繁盛，現在都變成很荒涼了。到了粵漢鐵路通了火車之後，可以替代人工，由廣州到韶關的挑夫更是絕跡□其他各地各國的情形都是一樣。所以從機器發明了之後，便有許多人一時失業，沒有工做，沒有飯吃，這種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為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為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
這個社會問題，就是今天所講的民生主義。我今天為什麼不學外國直接來講社會主義，要拿民生這個中國古名詞來替代社會主義呢？這是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要研究的。因為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為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之發生已經有了幾十年，但是帝幾十年中，歐美各國對於社會主義，還沒有找出一個解決方法，現在還是在劇烈戰爭之中。這種學說和思想現在注入中國來了。中國一班新學者也是拿他來研究。因為社會主義，現在中國很流行，所以共產主義現在中國也是很流行。中國學者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研究，想尋一個解決方法，也是很艱難的。因為外國發明謗種學理已經有了幾十年，到現在還不能夠解決，此時傳入中國。我們就想要解決，當然是不容易的。我們要研究這個問題，便要先把他的源委、性質和定義來研究清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現在外國是一樣並稱的，其中辦法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稱的名詞都是用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有人把社會主義同社會學兩個名詞作一樣的看待，這實在是混亂。這種混亂，不但專是中國人有的，因為社會這個名詞在英文是「梳西乙地」，社會學是「梳西柯羅之」，社會主義是「梳西利基」。這三個字頭一半的英文串字都是相同的，所以許多人便生出混亂。其實英文中的社會主義「梳西利基」那具字，是從希臘文變出來的，希臘文社會主義的願意是「同志」，就像中國俗話說是「夥計」兩個字一樣，至於說到社會學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的情狀、社會的進化和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研究人民生計的問題。所以我作民生主義替代社會主義，始意就是在正本清源，要把這個問題的真性質表明清楚。要一般人一聽到這個名詞之後，便可以瞭解。
因為社會主義已經發生了幾十年，研究這種學理的學者不知道有千百家，所出的書籍也不知道有千百種。其中關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學說之多，真是聚訟紛紛。所以外國的俗語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才是對的。由此便可見普通人對於社會主義無所適從的心理了。歐戰發生了之後，社會的進步很快，世界潮流已經到了解決問題的時期。凡是從前不理會社會主義的人，在此時也跟上社會主義的路來走。就時勢的機會講，社會黨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應該可以完全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社會黨的內部，便生出許多紛爭。在各國的社會黨，一時風起雲湧，發生種種派別，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謂共產黨、國家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各黨派之複雜，幾乎不止五十七種。所以從前旁觀者對於社會黨派別之複雜的批評，至此時正所謂不幸而言中。至於歐戰沒有發生以前，世界各國只有贊成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同社會黨來戰爭。到歐戰發生了以後，反對的人都似降服了，社會黨似乎可以乘機來解決社會問題。不過當時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地事前沒有想到好辦法，所以社會黨內部便臨時生出許多紛爭。這種紛爭，比較從前反對派和贊成派的紛爭，更要厲害。所以社會問題至今不能解決，我們到了今日還是要來研究。在從前資本家、工我和學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時候，所有世界各國贊成社會主義的人，不論是本國外國，都是認為同志。到了近來，不但是德國的社會黨反對俄國的社會黨，或者是俄國的社會黨反對英國、美國的社會黨，有國際的紛爭；就是一國的社會黨內部，也演出種種紛爭。所以社會問題愈演愈紛亂，到在還找不出一個好方法來解決。
今天我講的民生主義，究竟和社會主義有沒有分別呢？社會主義中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經濟問題。這種問題，就是一班人的生活問題。因為機器發明以後，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機器奪去民，一班工人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之發生，原來是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分的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便可說是社會主義的本題。現在各國的社會主義，各有各的主張，所以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是各有不同。社會主義到底是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中的一部分呢？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馬克思對於社會問題，好像盧騷對於民權問題一樣，在一百多年以前歐美研究民權問題的人，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盧騷為民權中的聖人，好像中國崇拜孔子一樣；現在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也沒有那一個不是崇拜馬克思做社會主義中的聖人。
在馬克思的學說沒有發表以前，世界上講社會主義的，都是一種陳義甚高的理論，離事實太過。而馬克思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所以後來學者把社會主義的人分作兩派：一是叫做「烏托邦派」，這個烏托邦和中國黃老所說的華胥氏之國意思相同；一是叫做「科學派」，專從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問題之解決。至於烏托邦是專從理想上來把社會改良成一個安東的國家，便有這種子虛烏有的寄托。這種寄托是由於人類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極有道德和悲天憫人的人，見了很不忍心但是沒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說理想上空話，作一種寄托。中國俗話說：「天生一條蟲，地生一片葉；天生一隻鳥，地生一條蟲。」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有了蟲就有葉來養，有了鳥就有蟲來養。但是人類的天然形體不完全，生來沒有羽毛，必需衣以御寒，必需食以養生。在太古果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錯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吃，才可以生活，就是要做工才有飯吃。到了遊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徒，所有的工作便是很辛苦勤勞。至於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穀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複雜，所以的工作更是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是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類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僱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用飯吃，甚至於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一般道德家，見得天然蜀的禽獸不用受痛苦尚且可以得衣食，人類受了痛苦反不容易得衣食，這是很可憫的；想要減少這些痛苦，令人人都可以得衣食，便發明了社會主義的學，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從前一般講社會主義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贊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只有在經濟上已經成功、自私自利、不顧群眾生活的資本家才去反對，才不理社會問題。這個問題既然是為世界大多數人的同情心來表示贊成。所以這個學說一經出世之後，便組織得有社會黨。社會黨一經成立之後，團體便一天發達一天，一天加大一天，擴充到各國。但是從前講社會主義的人都是烏托邦派，只希望造一個理想上的安樂世界，來消滅人類的痛苦；至於怎麼樣去消滅的具體方法，他們毫沒有想到。
到了馬克思出世之後，便用他的聰明才智和學問經驗，對於這些問題作一種透徹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所不能解決的都通通發明出來。他的發明中全憑著經濟原理。他照經濟原理作透徹的研究之扣，便批評從前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不過是有個人的道德心和群眾的感情作用；其實經濟問題，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決得了的。必須把社會的情狀和社會的進化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解決。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原理，可以說是全憑事實，不尚理想。至於馬克思所著的書和所發明的學說，可說是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學說一出來之後，便舉世風從，各國學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好像盧騷發明了民權主義之後，凡是研究民權的人都信仰盧騷一樣。從馬克思以後，社會主義裡頭便分兩派，一個中烏托邦派，一個是科學派。烏托邦的情形，剛才已經講過了。至科學派，是主張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因為近幾十年來，物質文明極發達，科學很昌明，凡事都是要憑科學的道理才可以解決，才可以達到圓滿的目的。就是講到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也是要從科學一方面研究清楚了之後，才可以得出結果。
講到這地，便要歸宿到我的學說──知難行易。天下事情，如果真是知道了，便容易行得到。比方今天講堂裡很熱，我們不用人力，只用電氣風扇便可以解熱。這件事如果是古人或者是鄉下毫沒有知識的人看見了，一定以為是神鬼從中搖動，所謂巧奪天工，對於這種奇怪的風扇一定要祈禱下拜。現在大家雖然不明白電氣內扇的詳細構造，但是已經明白電磁吸引的道理，因為由電能夠吸引風扇，所以風扇能夠轉動，決不以為是很奇怪的事。難道古人的聰明不及我們嗎？推論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人不知道科學，故不能發明風扇，不是古人沒有本領，不能用風扇。近來因為知道科學，有了科學家能夠發明風扇，所以大家便能夠用這種風扇來享清涼。如果古人知道科學，以古人的聰明才智所做出來的東西，或者要比我們做的還要巧妙得多。
講到社會問題，在馬無思以前，以為是一種希望，是做不到的事。馬克思本人，也以為單靠社會主義的理想去研究，還是一種玄想。就令全世界人都贊成，也是做不成功，一定在憑事實，要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清楚，才可以做得到。所以他一生研究社會主義，便在科學方法上去做工夫。他研究社會主義的工作，更是很辛苦的，當他亡命在英國的時候。英國是近代世界上頂文明的國家，沒有那一國可以駕乎英國之上的。所以英國在當時關於文化的設備也是很齊備，有一間圖書館，其中所藏的書籍總有好幾百萬種，無論關於什麼問題的書籍都是豐富的。馬克思便每天在那間圖書館內去研究，用了二三十年的功，費了一生的精力，把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不管他是古人著作的，或者是時人發表的──都搜集在一處，過細參考比較，想求出一個結果。這種研究社會問題的辦法，就是科學方法。故馬克思所求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由於他這種詳細深粵的研究，便求出一個結果，說世界上各種人事的動作，凡是文字記載下來令後人看見的，都可以作為歷史。他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之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是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為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故人類文明史，只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馬克思的這種發明，有人比之牛頓發明天文學之重心學說一樣。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因為他的研究透徹，理由充足，所以從前許多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後來都變為贊成社會主義。如果是過細研究了馬克思學說的人，更是信仰他。
經過歐戰之後，世界上差不多沒有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社會黨可以為所欲為。本來可以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當時勢力最大的社會黨是馬克思派。馬克思派是科學派，從前的是烏托邦派。在當時各國的社會。秩序一亂，社會黨內的科學派和烏托位派固然是發生了衝突，就是科學派的社會黨內也是互相衝突。因為內部有衝突，所以歐戰之後，至今還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至於推到社會黨聖人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樣呢？馬克思的門徒，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大會，定了許多辦法，現在各國馬克思派的社會黨所用的辦法，許多還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綱。當歐戰發生以後，俄中便拿尋種主義去實行，現在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孌了，其中理由到底是怎麼樣，我們研究俄國怕情形不多，不敢判斷，但是照俄中人自己說，俄國從前所行的革命辦法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戰時政策，這種戰時政策並不是俄中獨行的，就是英國、德國和美國當歐戰的時候，把全國的大實業象鐵路、輪船和一切大製造廠都收歸國有，同是一樣的辦法，為什麼英國、美國實行出來就說是戰時政策。在俄國實行出來大家便說是馬克思主義呢？理由就是由於俄中革命黨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欲施之實行的原故。照俄國人說，俄國現在的實業和經濟的那樣發達，實在夠不上實行馬克思主義；要象英國、美國之實業經濟的那樣發達，才可以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理論一方面講，馬克思的信徒在歐戰以後便大家爭論起來。德國、法國和俄國的社會黨，本來都是服從馬克思主義，成了「國際派」；但是到爭論時候，彼此互相擊攻，互相底毀，攻擊的人總是說被攻擊的人不是服從馬克思主義。這一派攻擊那一派，這一國的社會黨攻擊那一國的社會黨。由於這些攻擊底毀，馬克思的學說便了生了問題。就是物質到底是不是歷史的重心呢？牛頓究得太陽宇宙之間，是我們的中心。照天文學和各科學去研究，那個道理是很對的。馬克思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到底這種道理是對不對呢？經過歐占後幾年的試驗以來，便有許多人說是不對。到底什麼東西才是歷史的重心呢？我們國民提倡民生主義已經有了二十多年，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範圍是什麼關係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深究馬克思，見得自己的同門互相紛爭，一定是馬克思學說還有不充分的地方，所以他便發表意見，說馬克思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量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成為重心，那才便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覺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為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民物質。我們提倡民生主義二十多年，當初詳細研究，反覆思維，總是覺得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瞭，故採用之。不圖歐占發生之後，事理更明，學問更進，而馬克思宗徒亦有發明相同之點。此足見吾黨之提倡民生主義正合夫進化之原理，非同時髦學者人云亦也。
照這位美國學者主張，他說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財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我們要明白這兩家的學說，究竟那一家的主張是對的，便要詳細研究他們的主義和近世社會進化的事實是不是相符合。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是專注重物質的。要講到物質，自無〔然〕不能不注重生產；沒有過量的生產，自然不至有實業革命。所以生產是近世經濟上頭一件事，要知道近世的經濟情形，必先要知道近世的生產情形。近世的生產情形是怎麼樣呢？生產的東西都是用工人和機器，由資本家與機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產，至於這種大生產所得的利益，資本家獨得大分，工人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常常相衝突，衝突之後，不能解決，便生出階級戰爭。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獨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認定要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我們要知道這種的道理是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
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經可以分作四種：第一種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的；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庚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這四種社會經濟帶來是些什麼詳細情形呢？
譬如就第一種，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在能力，便極願意去做工，生產的效力便是很大。這種社會進化事業在德國施行最早，並後最有成效。近來英國、美國也是一樣的仿行，也是一樣的有成效。
就第二種的情形說，就是要把電車、火車、輪船以及一切郵政、電政、交通的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用政府的大力量去辦理那些大事業，然後運輸才是很迅速，交通才是很靈便。運輸迅速，交通靈便，然後各處的原料才是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工廠內製造的出品，才是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便不至多費時間，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受極大的損失。如果不有政府辦，要用私人辦，不是私人的財力不足，就是壟斷的阻力極力。歸結到運輸一定是不迅速，交通一定是不靈便，令全國的各種經濟事業都要在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這種事業老早就是由國家經營。就是美國私有的大運輸交通事業，在歐戰期內也是收歸政府辦理。
至於第三種直接徵稅，也是最近進化出來的社會經濟方法。行這種方法，就是累進稅率，多征資本空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徵稅，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從前的舊稅法只是錢糧和關稅兩種，行那種稅法，就是國家的財源完全取之於一般貧民，資本家對於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國、英國老早發現這種不公平的事實，所以他們老早便行直接徵稅的方法。德國政府的歲入，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的，占全國收入約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國政府關於這種收，在歐戰的開始的時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美國實行這種稅法較為落後，在十年之前才有這種法律，自有了這種法律以後，國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千九百一十八年，專就所得稅一項的收入而論，便約有美金四十萬萬。歐美各國近來實行直接徵稅，增加了大財源，所以更有財力來改良種種社會事業。
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更是歐美社會最近的進化事業。人類自發明了金錢，有了買賣制度以後，一切日常消耗貨物多是由商人間接買來的。商人用極低的價錢，從出產者買得貨物，再賣到消耗者，一轉手之勞便賺許多傭錢，這種貨物分配製度，可以說是買賣制度，也可以說是商人分配製度，消耗者在這種商人分配製度之下，無形之中受很大的損失。近來研究得這種制度可以改良，可以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譬如英國所發明的消費合作社，就是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貨物。歐美各國最新的市政府，供給水電、煤氣以及麵包、牛奶、牛油等食物，就是用政府來分配貨物。像用這種分配的新方法，便呆以省去商人所賺的傭錢，免去消耗都所受的損失。就這種新分配方法的原理講，就可以說是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
以上所講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
至於這種社會進化是由於什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有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於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社會上因為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會化，消滅商人壟斷，多征資本粗的所得稅和遺產稅，增加國家的財富，更用這種財富來把運輸和交通收歸公有，發及改良工人的教育、衛生和工廠設備，來增加社會上的生產力。因為社會上的生產很大，一切生產都是很豐富，資本家固然是發大財，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錢。像這樣看來，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這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錢。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的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變利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
再照馬克思階級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譬如中國最新的工業是上海、南通州和天津、漢口各處所辦的紗廠布廠，那些紗廠布廠，當歐戰期內紡紗織布是很賺錢的，各廠每年所剩的盈餘價值少的有幾十萬，多的有幾百萬。試問這樣多的盈餘價值，是屬於何人功勞呢？是不是僅僅由於紗廠布廠內紡織織布的那些工人的勞動呢？就紡織織布而論，我們便想想布和紗的原料，由此我們便要推及於棉花。因為要研究棉花的來源，我們便要推到種種農業問題。要詳細詰到棉花的農業問題，便不能不推及到研究好棉花種子和怎麼工具和機器去耕耘土地，及下棉種之後，又不能不用肥料去培養結棉花的枝幹。我們一想到那些器械和肥料，便不能不歸功到那些器械和肥料的製造家和發明家。棉花收成之後，再要運到工廠內來紡紗織布，布和紗製成之後，再運到各處市場去賣，自然要盧到那些運輸的輪船火車。要研究到輪船火車之何以能夠運動，首先便要歸功到那些蒸汽和電氣的發明家，要研究到構造輪船火車是些什麼材料，片段不能不歸功於金屬的採礦家、製造家和木料的種植家。就是布和紗製成之後，社會上除了工人之外，假若其餘各界的人都不穿那種布、用那種紗。布和紗當然不能暢銷。布和紗沒有大銷路，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怎麼樣可以多賺錢，可以多取盈餘價值？就這種種情形設想，試問那些紗廠布廠的資本家所取得盈餘價值，究竟是屬於誰得呢？試問紗廠布廠內的工人，怎麼能夠說專以他們的勞動便可以生出那些布和紗的盈餘價值的呢？不徒是紗廠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是這樣，就是各工業盈餘價值的情形都是一樣。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廠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只佔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至於其他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像我們中國做工的人數，更是很少。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檄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能力有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和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很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求得社會上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是很容易。
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因為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合，有的時候並且相反。譬如他的門徒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開過一次國際共產大會，發表了種種主張，這次所組織的國際共產黨，在普法戰爭的時候就被消滅了。後來又成立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第二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一次國際共產黨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要完全本階級戰爭的原理，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主張不與資本家調和，所謂不妥協。至於黨員加入國會去活動是共產黨所不許可的，以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但是後來德國的共產黨通同走到國會去活動，延到今日，英國工黨又在君主立憲政府之下組織內閣，照這些事件來看，世界上所發生許多的政治經濟變動，都不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年定的辦法。因為第一次國際共產黨和第二次國際共產黨的主張太不相同，所以後來馬克思黨徒的紛爭更是厲害。這都是馬克思在當時所沒有料到的，由於這些不能料到的事情，便知道我的學說是知難行易。馬克思主張用科學來解決社會問題，他致力最大的地方，在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沒有成立以前，用很多工夫把從前的歷史和當時的事實所有的心得，便下一個判斷，說將來資本制度一定要消滅。他以為資本發達的時候，資本家之中彼此因為利害的關係，大資本家一定吞滅小資本家。弄到結果，社會上便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極富的資本家，一種產極窮的工人。到資本發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自己便更行破裂，成一個資本國家，再由社會主義順著自然去解決，成一個自由社會的式的國家。依他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時，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其他許多事實，在馬克思當時自以為是料到了的，後來都是不相符合，令馬克思自己也說「所料不中」。別的事實不說，只就資本一項來講，在馬克思的眼光，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但是到今日，各國有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便可以證明馬克思的學理了。
我們再來講德國社會問題的情形。德國當俾士麥執政的時代，用國家力量去救濟工人的痛苦，作工時間是由國家規定了八點鐘；青年和婦女作工的年齡與時間，國家定了種種規定，要全國的資本家擔任去實行。當時雖然有許多資本家反對，但是俾士麥是一位鐵血宰相，他便有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當實行的時候，許多人以為國家保護工人的辦法改良，作工的時間減少，就是一定於工人有利、於資本家有損的。再照比例的理想來推，從前十六點鐘工作的生產力，自然要比八點鐘的生產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後的結果是怎麼樣呢？事實上，八點鐘的工作比較十六點鐘的工作還要生產得多。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工人一天作八點鐘的工作，他的精神體魄不至用盡，在衛生上自然是健康得多。因為工人的精神體魄健康，管理工廠內的機器自然是很周到，機器便很少損壞；機器很少損壞，便不至於停工修理，便可以繼續的生產，生產自然是加多。如果工人一天做十六點鐘的工，他們的精神體魄便弄到很衰弱，管理機器不能周到，機器便時常損壞，要停工修理，不能繼續生產，生產力自然要減少。如果大家不信，我可舉一個比喻，請諸君各人自己去試驗。比方一個人一日要讀十五六分鐘的書，弄到精神疲倦，就是勉強讀得多，也不容易記清楚。如果一日只讀八點鐘的書，其餘的時候便去休息遊戲，保養精神，我想讀過了的書一定是很容易記得，很容易瞭解。講到時間關係，馬克思在當時所想到了的，以為作工八點鐘，生產力一定要減少。後來德國實行時間減少政策，生產力反為加多，駕乎各國之上。於是英國、美國便奇怪起來，以作工時間減少，工人保護費加多，生產力應該要減少，何以德國行這種政策，生產力反加多呢？因為奇怪，便去考察德國的情形。後來英國、美國也明白這個道理，便倣傚德國的辦法。馬克思在當時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便斷錯了。
再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上延長工作工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值。這三個條件是不是合理，我們可以用近來極賺錢的工業來證明。大家知道美國有一個福特汽車廠，那個廠極大，汽車的出品極多，在世界各國都是很銷行的，該廠內每年所賺的錢有過萬萬。至於那個廠內製造和營業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不管是製造廠或者是辦事房，所有一切機器陳設都是很完備，都是很精緻，很適合工人的衛生。工人在廠內做事，最勞動的工作，最久不過是做八點鐘，至於工錢，雖極不關重要的工夫，每日工錢都有美金五元，合中國錢便有十元；稍為重要的職員，每日所得的薪水更不昌此數，廠內除了給工人的工錢薪水以外，還設得有種種遊戲場，供工人的娛樂；有醫藥衛生室，調治工人的疾病；開設得有學校，教育新到的工人和工人的子弟；並代全廠的工人保人壽險，工人死亡之後，遺族可以得保險費，又可以得撫恤金。說到這個工廠所製出來的汽車價格，這是大家買過汽車的人都是很知道的，凡是普通汽車要值五千元的，福特汽車最多不過是值一千五百元。這種汽車價值雖然是很便宜，機器還是很堅固，最好的是能夠走山路，雖使用極久還不至於壞。因為這個車廠的汽車有這樣的價廉物美，所以風行全球，因為這種汽車銷路極廣，所以這個廠便發大財。我們用這個發財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是不明白，所以他從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他從前的都是已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疫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變更他的學說，再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由此更可見，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
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剝奪工人的盈餘，由此便推到資本家生活要靠工人，工人生產要靠物質，物質買賣要靠商人。凡是一種生產，資本家同商人總是從中取利，剝奪工人的血汗錢。由此便知資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於工人，有害於世界的，都應該要消滅。不過馬克思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如前所講之分配社會化就是新發明，這種發明叫做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由許多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的。工人所需要的衣服飲食，如果要向商人間接買來，商人便從中取利，賺很多的錢，工人所得的物品一定是要費很多的錢。工人因為想用賤價去得好物品，所以他們便自行湊合，開一間店子，店子內所賣的貨物都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工人常年需貨物，都是向自己所開的店子內去買，供給既便利，價值又便宜。到了每年年底，店中所得的盈利，便依顧主消費的多少分派利息。這種店子分利，因為是根據於顧主消費的比例，所以就要消費合作社。現在英國許多銀行和生產的工廠，都是由這種消費合作社去辦理。由於這種合作社之發生，便消滅了許多商店，所以從前視此種合作社為不關重要的商店，現在便看作極有效力的紡織。英國因為這種組織很發達，所以國內的大商家現在都變成了生產家。就是象美國的三達火油公司，在中國雖然是一家賣油商店，在美國便是製造水油的生產家。其他英國的各種大商家，現在都有變成生產家的趨勢。用這種合作社來解決問題，雖然是旁枝的事情，但是馬克思當時的判斷，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可以消滅；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馬克思的判斷和這種事實又是不相符合。馬克思的判斷既然是和事實不對，可見我的學說──知難行易，是的確不能磨滅的。
再照馬克思的學理說，世界是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工業便可以發展，便可以賺錢。就我們中國工業的情形來證明，是怎麼樣呢？中國最大的工業是漢冶萍公司。漢冶公司是專製造鋼鐵的大工廠。這個公司內最大的資本家，從前是盛宣懷。這個工廠每年所出的鋼鐵，在平常的時候，或者是運到美洲捨埠去賣，或者是運到澳洲去賣；當歐戰的時候，都是運用日本去賣。鋼鐵本來是中國的大宗進口貨，中國既是有了漢怡萍可以製造鋼鐵，為什麼還要買外國的鋼鐵呢？因為中國市面所需要的鋼鐵都是極好的建築鋼、槍炮和工具鋼，漢怡萍所製造的只是鋼軌和生鐵。不合市面的用途，所以市面要買來的進口貨，不買漢怡的鋼鐵。至於美國每年所出的鋼有四千萬噸、鐵有四五千萬噸，中國只有漢冶萍每年出鐵二十萬噸、出鋼十幾萬噸，中國所出這樣少的的鋼鐵，為什麼還要運到美國去賣呢？美國出那樣多的鋼鐵，為什麼還可以消受中國的鋼鐵呢？就是因為漢怡萍沒有好煉鋼廠，所出的生鐵要經濟許多方法的製造才可以有用，在中國不合用途，所以要運到外國去賣。美國有極多的制鋼廠，只要便宜鐵，不管他是那裡來的，便可以消納，便可以製造好鋼來賺錢。所以本國雖然出很多的鋼鐵，就是中國運去的便宜鐵，還可以買。漢怡萍公司所出的鋼鐵，因為是運到外國去賣，所以在歐戰的時候，對於工人減時間、加工價，還是很賺錢；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照馬克思的學理講，漢冶萍公司既是有鋼鐵的好出產，又有大資本，應該要賺錢，可以大發展。為什麼總是要虧本呢？由漢冶萍這一個公司的情形來考究。實業的中心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在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漢冶萍雖然有大資本，但是生產的鋼鐵在中國沒有消費的社會，所是不能發展，總是不能賺錢。因為實業的中心要靠消費的社會，所以近來世界上有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要來製造物品。近來有知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眾人的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業實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
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這好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
民生主義這個問題，如果要從學理上詳細來講，就是講十天或二十天也講不完全。況且這種學理，現在還是沒有定論的。所以單就學理來講。不但是虛耗很多時間，恐怕講演理論，越講越難明白。所以我今天先把學理暫且放下不說，專拿辦法來講。
民生主義的辦法，國民黨在綱裡頭老早是確定了。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至於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我們中國學者近來從歐美得到了這種學問，許多人以為解決中國民生問題，也要倣傚歐美的辦法。殊不知歐美社會黨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至今還是紛紛其說，莫衷一是。
照馬克思派的辦法，主張解決社會問題要平民和生產家即農工專制，用革命手段來解決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這種是激烈派。還有一派社會黨主張和平辦法，用政治運動和妥協的手段來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辦法，俄國革命時候已經採用過了，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用革命手段，只解決政治問題。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歐美許多學者便不贊成俄國專用革命的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不是一日可以做得倒的，所以這派人都主張緩進。這派主張緩進的人，就是妥協家同和平派。他＜們＞所想得的方法，以為英美資本發達的國家，不能用馬克思那種方法立時來解決社會問題，要用和平的方法才可以完全解決。這種方法就是前一次已經講過了的四種方法：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直接徵稅，就是收所得稅；第四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合作社，這四種方法，都是和馬克思用革命來解決經濟問題。歐美各國已經陸續實行這四種方法。這四種方法都是和平手段，所以他們便很反對馬克思革命手段。俄國當初革命的時候，本來想要解決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在其次。但是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由於這種事實，反對馬克思的一派便說：「俄國行馬克思辦法，經過這次試驗，已經是辦不通，歸於失敗。」至於馬克思的黨徒便答覆說：「俄國行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不是失敗，是由於俄國的工商業還沒有發達到英美那種程度，俄國的經濟組織還沒有成熟，所以不能行馬克思的方法。如果在工商業極發達、經濟組織很成熟的國家，一定可以行馬克思的辦法，所以馬克思的方法若是在英美那種國家去實行，一定是能夠成功的的，社會問題一定是可以根本解決的。」照這兩派學說比較起來，用馬克思的方法，所謂是「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反對馬克思的方法，是和平手段。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究竟是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好呀，還是用和平手段、象上面所講的四種政策好呢？這兩派的辦法，都是社會黨所主張的，和資本家相反對的。
現在歐美的工商業進步到很快，資本發達到極高，資本家專制到了極點，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社會黨想為人民解除這種專制的痛苦，去解決社會問題，無論是採用和平的辦法或者是激烈的辦法，都被資本家反對，還是料不到。不過主張和平辦法的人，受了資本家很多的反對、種種的激烈，以為用和平手段來改良社會，於人類極有利益，於資本家毫無損害，尚且不能實行，便有許多人漸漸變更素來的主張，去贊成激烈的辦法，也一定要用革命手段來解決問題。照馬克思的黨徒說：「如果英國工人真能夠覺悟，團結一致，實行馬克思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在英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美國的資本發達和英國相同，假若美國工能行馬克思主義，也可以達到目的。」但是現在英國各國的資本家專制到萬分，總是設法反對解決社會問題的進行，保守他們自己的權利。現在資本家保守公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專制皇帝因為要保守的皇位，恐怕反對黨來搖動，便用很專制的威權、極殘忍的手段來要消他們的反對黨、現在資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也是用種種的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
共產這種制度，在原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什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後。大家有了金錢，便可以自由買賣，不必以貨易貨，由交易變成買賣，到那個時候共產制度漸漸消滅了。由於有了金錢，可以自由買賣便逐漸生出了大商家。當時區業還沒有發達，商人便是資本家。後來工業發達，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便成為資本家。所以從前的資本家是有金錢，現在的資本家是有機器。由此可見，古代以貨易貨，所謂「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時候，還沒有金錢，一切交換都不是買賣制度，彼此有無相通，還是共產時代。後來有了貨幣，金錢發生，便以金錢易貨，便生出買賣制度，當時有金錢的商人便成為資本家。到近世發明了機器，一切貨物都靠機器來生產，有機器的人更駕乎有金錢的人之上。所以由於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於機器發明，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戰爭。一般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不忍見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減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麼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復起來。因為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是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與人鬥。從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極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了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謂人與人爭，究竟是爭什麼呢？就是爭麵包，爭飯碗。到了共產時代，大家都人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便可以免去人同人爭。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國民黨所提倡的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民生主義能夠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能夠解決，人類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像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科學恥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
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都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為過一個貧人，可見中國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什麼方法呢？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是由於封建制度。歐洲現在還沒有脫離封建制度。中國自秦以後，封建制度便已經打破了。當封建制度的時候，有地的貴族便是富人，沒有地的人便是貧民。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為工商業有沒發達，今日的社會情形還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會情形一樣。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
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的問題。比方現在廣州市的土地在開闢了馬路之後，長堤的地價，和二十年以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又像上海共浦淮的地價，比較八十年前的地價相差是有多少呢？大概可說相差一萬倍。就是從前的土地大概一塊錢可以買一方丈，現在的一方丈便要賣一萬塊錢，好像上海共浦灘的地土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廣州長堤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十幾萬。所以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經濟發達、土地受影響的這種變動，不獨中國為然，從前各國也有這種事實。不過各國衩時不大注意，沒有去理會，後來變動越大才去理會，便不容易改動，所謂積重難返了。我們國民黨對於中國這種地價的影響，思患預防，所以要想方法來解決。
講到土地問題，在歐美社會主義的書中，常說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處地方，在沒有成立市場以前，地價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賣一塊土地，這塊土地在當時是很荒蕪的，都是作拶沒堆之用，沒有別的用處，一般人都不願意出高價去買。忽然有一個醉漢闖入拍賣場來。當時拍賣官正在叫賣價，眾所還的價，有一百元有，有二百元的，有還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還到二百五十元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加高價。拍賣官就問有沒有加到三百元的？當時那個醉漢，醉到很糊塗，便一口答應，說我出價三百無，他還價之後折賣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塊地皮，地既賣定，眾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賣官開出賬單，向他要地價的錢。他記不起昨天的醉後的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認那一筆帳；後來回憶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對於政府既不能賴賬，只可費了許多籌劃，盡其所有，才湊夠三百元來給拍賣官。他得了那塊地皮之扣許久也沒有能力去與日俱增。相隔十多年，那塊地皮的周圍都建了高樓大廈，地價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買那塊地皮，還他數百萬的價錢，他還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塊地分租與人，自己總是收地租。更到後來，這塊地便漲價到幾千萬，這個醉漢便成澳洲第一個富家翁。推到這位澳洲幾千萬元財產的大富翁，還是由三百元的地皮來的。
講到這種事實，在變成富翁的地主當然是很快樂，但是考究這位富翁原來只用三百元買得那塊地皮，後來並沒有加工改良，毫沒有理會，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得了幾千萬元。這幾千萬元是誰人的呢？依我看來，是大家的。因為社會上大家要用那處地方來做工商事業的中心點，便去把他改良，那塊地方的地價才逐漸增加到很高。好像我們現在用上海的地價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又像我們廣州做中國南部工商定的中心點，廣州的地價也比從前要增漲幾萬倍。上海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廣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萬，如果上海的人完全遷出上海，廣州的人完全遷出廣州，或者另處發生天災人禍，令上海的人或廣州的人都消滅，試問上海、廣州的地價還值不值現在這樣高的價錢呢？由此可見，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理由，是由於眾人的功勞，眾人的力量；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勞，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地主由地價增高所獲的利益，名之為「不勞而獲」的利，比較工商業的製造家要勞心勞力，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處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業家壟斷物質的價值來賺錢，我們已經覺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功心勞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價是由什麼方法才能夠增漲呢？是由於眾人改良那塊土地，爭用那塊土地。地價才是增漲。地價一增漲，在那塊地方之百貨的價錢都隨之而漲。所以就可以說，眾人在那塊地方經營工商業所賺的錢，在間接無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搶去了。
至於中國社會問題，現在到了什麼情形呢？一般研究社會問題和提倡解決問題的人，所有的這種思想學說，都是從歐美得來的。所以講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除了歐美各國所主張的和平辦法和馬克思的激烈方法辦法以外，也沒有別的新發明。此刻講社會主義，極時髦的人是贊成馬克思的辦法，所以一講到社會問題，多數的兩年便贊成共產黨，要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來實行。到底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麼樣呢？他們的用心是很好的。他們的主張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以為政治、社會問題要正本清源，非從根本上解決不可。所以他們便極力組織共產黨，在中國來活動。
我們國民黨的舊同志，現在對於共產黨生出許多誤會，以為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是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不知道我們一般同志，在二十年前都是贊成三民主義互相結合。在沒有革命以前，大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譬如當時參加同盟會的同志，各人的目的都是在排滿。要進會的時候，我要他們宣誓，本是贊成三民主義；但是他們本人的心理，許多都是注意民族主義，要推翻清朝，以為只要推翻滿清之後，就是中國人來做皇帝，他們也是歡迎的。就他們宣誓的目的，本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同時又贊成中國人來做皇帝，這不是反對民權主義嗎？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個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在當時以為只要能夠排滿，民族主義能夠達到目的，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便自然跟住做去，沒有別樣枝節。包以他們對於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在當時都沒有過細研究。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是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採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大家為什麼當初又來贊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像拿到了廣東地盤的軍人，便想把廣東的地盤去擴充；拿到雲南、湖南地盤的軍人，便想把雲南、湖南的地盤去擴充；拿到了山東、直隸的軍人，也想把山東、直隸的地盤去擴充。擴充到極大的時候，羽毛豐滿之後，他們便拿自己的力量來統一中國，才明白張膽來推翻共和。這種由革命所成的軍閥，或由滿清投降到民國的軍閥，在當時都是懷抱這種心事，他們以為自己一時的力量不能統一中國，又不願意別人來統一中國，大家立心便沉機觀變，留以有待。所以這種軍閥，在當時既不明白共和，又來贊成民國，實在是想做皇帝；不過拿贊成民國的話來做門面，等待他們的地盤擴充到極大之後，時機一到，便來反對民國，解決國家問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當初的民國還能夠成立。在這個十三年中的民國，便有許多人想來推翻，但是他們的力量都不甚大，所以民國的名義還能夠苟延殘喘，繼續到現在。由此便可見當時間同盟會人的盡心理，對於民權主義便有許多都是模稜兩可，對於民生主義更是毫無心得。
現在再來詳細剖解。革命成功之後，改大清帝國為中華民國，我們國民黨至今還中尊重民國。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國屆黨的三民主義，是什麼情形呢？民國政治上經過這十三年的變動和十三年的經驗，現在各位同志對於民族、民權那兩個主義，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對於民生主義的心理，好像革命以後革命黨有兵權的人對於民權主義一樣無所可否，都是不明白的。為什麼我敢說我們革命同志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明白呢？就是由於這次國民黨改組，許多同志因為反對共產黨，便居然說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不同，在中國只要行三民主義便夠了，共產主義是決不能容納的。然則民生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在前一次講演有一點發明，是說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麼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甘，那些種咱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主義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都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照這樣判斷，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
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既是不能以個人有行為便反對全體主義，那麼，我們同志中何以發生這這種問題呢？原因就是由於不明白民生主義上什麼東西。殊不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就是先才講過並不是由馬克思發明出來的。照生物進化家說，人類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先由獸類的生活不同，人類逐漸成為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那個原人時代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群島的土人生番毫末〔未〕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是什麼制度。那些土人生番的社會制度，通通是共產。由於現在那些有受過文明感化的社會都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
近來歐美經濟的潮流侵入中國，最先所受的的影響就是土地。許多人把土地當作賭具，做投機事業，俗語說是炒地皮。原來有許多地皮毫不值錢，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以值高價錢的；但是因為有投機的人從中操縱，便把那塊地價預先抬高。這種地價的昂貴，更是不平均。
由於土地問題所生的弊病，歐美還沒有完美善方法來解決。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更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不但是漸漸成為貧富不齊，就是同是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比方甲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黃浦灘，乙有一畝地是在上海鄉下。乙的土地，如果是自己耕種，或者每年可以得一二十元；如果租與別人，最多不過得五元至十元。但是甲在上海的土地，每畝可租界得一萬幾千元。由此便可見上海的土地可以得幾千倍。鄉下的土地能夠得一倍。目的就是要把社會上的財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
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各國不同，而且各國有很多繁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所用的辦法是很簡單很容易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講到解決土地問題，平均地權，一般地主自然是害怕；好像講到社會主義，一般資本家都是害怕，要起來反對一樣。所以說到解決土地問題，如果我們的地主是象歐洲那種大地主，已經養成了很大的勢力，便很不容易做到。不過中國今日沒有那種大地主，一般小地主的權力還不甚大，現在就來解決。講到了這個問題，地主固然要生一種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們國民黨的辦法，現在地主還是很可以安心的。
這種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什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比廣州長堤的地價，有值十萬元一畝的，有值一萬元一畝的，都是由地主自己報告政府，至於各國土地的稅法，大概都是值百抽一，地價值一百元的抽稅一元，值十萬元的便抽一千元，就是各通行的的地價稅。我們現在所定的辦法，也是照這種稅率來抽稅。地價都是由地主報告到政府，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許多人以為地價由地主任意報告，他們以多報少，政府豈不是要吃虧麼？譬如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到政府只報告一萬元，照十萬元的地價，政府應該抽稅一千元，照地主所報一萬元的地價來抽稅，政府只抽得一百元，在抽稅機關一方面，自然要吃虧九百元。但是政府如果定了兩種條例，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又可以照價買。那麼地主把十萬元的地皮，只報一萬元，他騙了政府九百元的稅，自然是佔便宜；如果政府照一萬元的價錢去收買那塊地皮，他便要失去九百元的地，這就是大大的吃虧。所以照我的辦法，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地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主既是報折中的市價，那麼政府和地主自然是兩不吃虧。
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中國的工商業幾千年都沒有大進步，所以土地價值常常經過許多年代都沒有大改變。如果一有進步，一經改良，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後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比方有一個地主，現在報一塊地價是一萬元，到幾十年之後那塊地價漲到一百萬元，這個所漲高的九十九萬元，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眾人公有，以酬眾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久，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裡頭，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困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所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文明城市實行地價稅，一般貧民可以減少負擔，並有種種利益。像現在的廣州市，如果是照地價收稅，政府每年一宗很大的改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經費便有著落，便可以整理地方。一切雜稅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來水和電燈費用，都可由政府來負擔，不必由人民自己負擔。其他馬路的修理費和警察的給養費，政府也可向地稅項下撥用，不必另外向人民來抽警捐和修路費。但是廣州現在漲高的地價，都是歸地主私人所有，不是歸分家所有。政府沒有大宗收入，所以一切費用便不能不向一般普通人民來抽種種雜捐。一般普通人民負擔的雜捐太重，總是要納稅，所以便很窮，所以中國的窮人便很多。這種窮人負擔太重的原故，就是由於政府抽政稅不公道，地權不平均，土地問題沒有解決。如果地價稅完全實行，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便沒有這種痛苦。
外國的地價雖然是漲很高，地主的收入固然是很多，但是他們科學進步、機器發達，有機器的資本家便有極大的生產，這種資本家所有極大生產的收入，比較地主的收入更要多得厲害。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切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講到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就有一重要事件要分別清楚，就是地價是單指素地來講，不算人工之改良及地面之建築。比方有一塊地價值是一萬元，而地面的樓宇是一百萬元，那麼照價抽稅，照值百抽一來算，只能抽一百元。如果照價收買，就要給一萬元地價之外，另要補回樓宇之價一百萬元了。其他之地，若有種樹、築堤、開渠各種人工之改良，亦要照此類推。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現在外國所行的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的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我們的國家現在四五分裂，要發達資本，究竟是從那一條路走？現在似乎看不出、料不到，不過這種四分五裂是暫時的局面，將來一定是要統一的。統一之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發達資本，振興實業。振業實業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業，像鐵路、運河都要興大規模的建築；第二是礦產，中國礦產極其豐富，貨藏於地，實在可惜，一定要開闢的；第三是工業，中國的工業非要趕快振興不可。中國工人雖多，但是沒有機器，不能和外國競爭。全國所用的貨物，都是靠外國製造輸運而來。所以利權總是外溢。我們要挽回這種利權，便要趕快用國家的力量來振興工業，用機器來生產，令全國人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國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夠用機器生產，那便是一種很大的新財源。如果不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任由中國私人或者外國商人來經營。所以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思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可能的。
我記得三十多年前，我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一到冬天便穿起皮衣。廣州冬天的天氣本來不大冷，可以用不著皮衣的，但是那些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是要穿皮衣，表示他們的豪富，在天氣初冷的時候，便穿小毛；稍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麼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變暖，他們便說到：「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壞人民」，在他們的心理以為社會上大家都是有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害的。其實社會上那裡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穿夾衣，甚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裡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以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產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今日中國社會問題辦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我先才講過，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才可解決之，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制國家資本之大要。前言商業時代之資本為金錢，工業時代之資本為機器，故當由國家經營。設備種種之生產機器為國家所有。好像歐戰時候各國所行的戰時政策，把大家實業和工廠都收歸國有一樣，不過他們試行這種政策不久便停止罷了。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衝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上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要發達這三種大實業，照我們中國現在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們自己有了資本之後才去發展實業，那便上很迂緩了。中國現在沒有機器，交通上不過是六七萬英里的鐵路，要能夠敷用，應該要十倍現在的長度。至少要有六七萬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資來以展交通運輸事業，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才來經營這些實業。至於說到礦產，我們尚未開闢，中國的人民比美國多，土地比美國大，美國每年產煤有六七萬噸、鋼鐵有九千萬噸，中國每年所產的煤鐵不及美國千分之一。所以要趕快開採礦產，也應該借用外資。其他建造輪船、發展航業和建設種種工業的大規模工廠，都是非借肋外國資本不可。如果交通、礦產和工業的三種大實業都是很發達，這三種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像外國現在的情形一樣。外國因為大資本是歸私人所有，便受資本的害，大多數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發生階級戰爭來解除這種痛苦。
我們要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三講
今天所講的是吃飯問題。大家聽到講吃飯問題，以為吃飯是天天做慣了的事。常常有人說，天下無論什麼事都沒有容易過吃飯的。可見吃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慣了的事。為什麼一樣容易做慣了的事還有問題呢？殊不知道吃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夠解決，民生主義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古人說：「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可見吃飯問題是很貴重要的。
未經歐戰以前，各國政治家總沒有留意到吃飯問題。在這個十年之中，我們留心歐戰的人，研究到德國為什麼失敗呢？正當歐戰劇烈的時候，德國都是打勝仗，凡是兩軍交鋒，無論是陸軍的步隊、炮隊和騎兵隊，海軍的驅逐艦、潛水艇和一切戰鬥艦，空中的飛機、飛艇，都是德國戰勝，自始至終，德國沒有打過敗仗，但是歐戰結果，德國終歸於大敗，這是為什麼原因呢？德國之所以失敗，就是為吃飯問題。因為德國的海口都被聯軍封鎖，國內糧食逐漸缺乏，全國人民和兵士都沒有飯吃，甚至於餓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終歸失敗。可見吃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來有飯吃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美國每年運送許多糧食去接濟歐洲。蕨是俄國，俄國地廣人稀，全國出產的糧食也是很多。其他像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延那些國家，都是靠糧食做國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糧食運到外國去賣，補助各國糧食之不足。不過當歐戰時候，平時許多供運輸的輪船都是被國空收管，作軍事的轉運。至於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延那些地方多餘的糧食，便不能運到歐洲，歐洲的國家便沒有飯吃，中國當歐的時候，幸而沒有水旱天災，農民得了好收成，所以中國沒有受到饑荒。如果在當時遇著象今年有水災，農民沒有收成，中國一定也是沒有飯吃。當時中國能夠逃過這種災害，不至沒有飯吃，真是一種天幸了。現在世界各國有幾國是有飯吃的，有許多多是沒有飯吃，有九個月所吃的糧食都是靠外國運進去的。所以當歐戰正劇烈的時候，德國的潛水艇把英國的海口封鎖了，英國便幾乎沒有飯吃。東方三島的日本國，每年也是不夠飯吃，不過日本所受糧食缺乏的憂愁，沒有象英國那些厲害。日本本國的糧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給十一個月，不夠的約有一個多。德國的糧食，一提之中可以供給十個月，還相差約兩個月。其他歐洲各小國的糧食，有許多都是不夠的。德國的糧食在平時已經是不夠，當歐戰時候農民都是去當兵士，生產減少，糧食更是不夠。所以大戰四年，歸到結果，便是失敗。由此可見全國的吃飯問題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個人沒有飯吃，便容易解決；一家沒有飯吃，也很容易解決。至於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提到這個問題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決。到底中國的糧食是夠不夠呢？中國人有沒有飯吃呢？象廣東地方每年進口的糧食要值七千萬元，如果在一個月之內外間沒有米運進來，廣東便馬上鬧饑荒，可見廣東是不夠飯吃的。這是就廣東一省而言，其他有許多省公都是有和廣東相同的情形。至於中國土地的面積是比美國大得多，人口比美國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飯這個問題用中國和美國來討論，中國自然比不上美國，但是．攻歐洲各國來比較，德國是不夠飯吃的，故歐開始之後兩三年國內便人饑荒。法國是夠飯吃的，故平時不靠外國運進糧食，還可足食。用中國和法國來比較，法國的人口是四千萬，中國的人口是四萬萬，法國土地的面積為中國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人口比法國是多十倍，中國的土地是比法國大二十倍。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分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倣傚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生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可以供給他國。但是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著了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中國的人數在十年以前是四萬萬，現在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應該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
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在從前講民族問題鐵時候，我曾經說外國用經濟勢力來壓迫中國，每年掠奪中國的利權，現在有十二萬萬元。就是中國為受外國用經濟的壓迫每年要損失十二萬萬元。中國把這個十二萬萬，是用什麼方法貢獻到外國呢？是不是把這十二的金錢運送到外國呢？這十二萬萬元的損失，不是完全用金錢，有一部分是用糧食。中國糧食供給本國已經是不足。為什麼還有糧食運到外國去呢？從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照前幾天外國的報告，中國屆貨中，以雞蛋一項，除了製成蛋白質不算，只就有殼的雞蛋而論，每年運進美國便有十萬萬個；運進日本及美國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過了南京的，一抵下關便見有一所很宏偉的建築，那所建築是外國人所辦的制肉廠，把中國有豬、雞、鵝、鴨各種家畜都在那個制肉廠內製成肉類，運送到外國。再像中國北方的大小麥和黃豆，每年運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國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漢、京奉鐵路一帶餓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當時牛莊、大連莊還有很多的麥、豆運出外國。這是什麼原故呢？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這就是中國的吃飯問題還不能夠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那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研究起呢？吃飯本來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覺吃飯，以為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的窮人常有一句話說：「天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可見吃飯是有問題的。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詳細來研究。
我們人類究竟是吃一些什麼東西才可以生存呢？人類所吃有東西有許多是重要的材料，我們每每是忽略了。其實我們每天所靠來養生活的糧食，分類說起來。最重要的有四種。第一種是吃空氣。淺白言之，就是吃風。我講到吃風，大家以為是笑話，俗語說「你去吃風」──是一句輕薄人的話，殊不知道吃風比較吃飯還要重要得多。第二種是吃水；第三種是吃動物，就是吃肉。第四種是吃植物，就上吃五穀果疏。這個風、水、動、植四種東西，就是人類的四種重要糧食。現在分開來講。第一種吃風，大家不可以為是笑話。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風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閉信住起來，一分鐘不吃風，試問要受什麼樣的感覺呢？可不可以忍受能呢？我們吃風每分鐘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鐘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飯最多不過是三餐，像廣東人吃飯，連消〔宵〕夜算進來，也不過每天吃四餐；至於一般窮人吃飯，大概都是兩餐，沒有飯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於吃風，每日就要吃二萬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覺得不舒服，如果數分鐘不吃。必定要死。可見風是人類養生第一種重要的物質。第二種是吃水，我們單獨靠吃飯不吃水，是不能夠養生的。一個人沒有飯吃，還可以支持過五六天，不至於死；但是沒有水吃，便不能支持五天，一個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種是吃植物，植物是人類養生之最要緊的糧食，人類謀生的方法很進步之後，才知道吃植物。中國是文化很老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多是吃植物。至於野蠻人多是吃動物，所以動物也是人類的一種糧食。風、水、動、植這四種物質，都是人類養生的材料。不過風和水是隨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無論是河邊或者是在陸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處皆有水；風更是無處不有。所以風和水雖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質，但是因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天給與人類，不另煩人力的，所謂是一種一賜。因為這個情形，風和水這兩種物質不成問題。但是動植物質便成問題。原始時代的人類和現在的野蠻人都是在漁獵時代，謀生的方法只是打魚獵獸，捉水陸的動物做食料。後來文明進步，到了農業時代便知道種五穀，便靠植物來養生。中國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們食飯的文化是比歐美進步得多，所以我們的糧食多是靠植物。植物雖然是靠土地來生長，但是更要費許多功夫，經過許多生活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決植物的糧食問題，便先要研究生產問題。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我們要把植物的生產增加。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目的呢？中國的農業從來都是靠人工生產，這種人工生產在中國是很進步的，所收穫的各種出品都是很優美的，所以各國學者都極力讚許中國的農業。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工，中國有農民又是很辛苦勤勞，所以中國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製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佔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幾乎不能夠自養，變是很不公平的。我們要增加糧食生產，便要規定法律，對於農民的權利有一種鼓勵、有一種保障，讓農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們要怎麼樣能夠保障農民的權利，要怎麼樣令農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關於平均地權問題。前幾天，我們國民黨在這個高師學校開了一個農民聯歡大會，做農民的運動，不過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起點。至於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他們所耕的田，大都是屬於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為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農民耕田所得的糧食，據最近我們在鄉下的調查，十分之六是歸地主，農民自己所得到的不過十分之四，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長此以往，到了農民有知識，還有誰人再情願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是更高興的去耕田的。大家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但是現在的多數生產都是歸於地主，農民不過得回四成。農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穫的糧食，結果還是要多數歸到地主，所以許多農民便不高興去耕田，許多田地便漸成荒蕪，不能生產了。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了上說之農民解放問題以外，還有七個加增生產的方法在研究，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種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第一個方法就是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工，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向來用人工生產，可以養四萬萬人，若是用機器生產，便可以養八萬萬人。所以我們對於糧食生產和方法，若是用機器來代工人，則中國現在有許多荒田不能耕種，因為地勢太高、沒有水灌溉，用機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開闢來耕種，已開闢的良田，因為沒有旱災，更可以加多生產。那些向來不能耕種和荒地，既是能夠耕種，糧食的生產自然上大大增加了。現在許多耕田抽水的機器，都是靠外國輸運進來的，如果大家都用機器，需要增加，更要我們自己可以製造機器，挽回外溢的利權。
第二個方法就是肥料問題。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敗的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的。近來才漸漸用智利硝做肥料，像廣東河南的許多地方近來都是用智利硝來種甘蔗。甘蔗因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長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長出來的甘蔗也加大幾倍，凡是沒有用過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長得很慢，並且長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國運來農業都用不起，除了智利之外，海中各種甲殼動物的磷質和礦山岩石中的灰質，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質、磷質和灰質三種東西再混合起來，更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栽培甚麼植物都很容易生長，生產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畝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籮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農業的生產，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來製造肥料。
製造肥料的原料，中國到處都有，像智利硝那一利原料，中國老早便用來造火藥。世界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由南美洲智利國所產；近來科學發達，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到處可以用電來造硝，所以現在各國便不靠智利運進來的天然硝，多是用電去製造人工硝。這種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極便宜，所以各國便樂於用這種肥料。但是電又是用什麼造成的呢？普通價錢極貴的電，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於近來極便宜的電，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來外國利用瀑布和河灘的水力來運動發電機，發生很大的電力，再用電力來製造人工硝。瀑布和河灘的天然力是不用費錢的，所以發生電力的價錢是很便宜。電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製造出來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這種瀑布和河灘，在中國是很多的。像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許多河灘。將近南寧的地方有一個伏波灘，這個灘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對於來往船隻是很阻礙危險的；如果把灘水蓄起來，發生電力，另外開一條航路給船舶往來，豈不是兩得其利嗎？照那個癱的水力計算，有人說可以發生一百萬匹的電。其他像廣西撫河、紅河也有很多河灘，也可以利用來發生電力。再像廣東北部之翁江，據工程師的測量說，可以發生數萬匹的電力，用這個電力來供給廣州各城市的電燈和各工廠中的電機之用，甚至於把粵漢鐵路照外國最新的方法完全電化，都可以足用，又像揚子江上游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萬縣一帶的水力，可以發生三千餘萬匹馬力的電力。像這樣大的電力，比現在各國所發生的電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給全國火車、電車和各種工廠之用，並且可以用來製造大宗的肥料。又角黃河的龍門，也可以生幾千匹馬力的電力。由此可見，中國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如果把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用新方法來發生電力，大約可以發生一萬萬匹馬力。一匹馬力是等於八個強狀人的力，有一萬萬匹馬力便是有八萬萬人的力。一個人力的工作，照現在各國普通的規定，每天是八點鐘，如果用人力作工多過了八點鐘，便於工人的衛生有礙，生產也因之減少。這個理由，在前一回已經是講過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過八點鐘，但是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點鐘。照這樣計算，一匹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是等於二十四個人的工作。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發生一萬萬匹馬力的電力，好便是有二十四萬萬個工人來做工，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行駛火車汽車、製造肥料和種種工廠的工作，都可以供給。韓愈說，「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國家便一天窮一天。中國四萬萬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國年輕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許多少年強狀的人，像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別人做工來養他們。所以中國人大多數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國便很窮。如果能夠利用揚子江和黃河的水力一萬萬匹馬力，有了一萬萬匹馬力，就是有二十四萬萬個人力，拿這麼大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是可以變貧為富的。所以對於農業生產，要能夠改良人工，利用機器，更用電力來製造肥料，農業生產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個方法就是換種問題。像一塊地方，今年種這種植物，明年改種植物；或者同是一樣的植物，在今年是種廣東的種子，明年是種湖南的種子，後來便種四川的種子。用這樣交換種子的方法，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可以增＜加＞。而種子落在新土壤，生於新空氣，強壯必加，結實必夥，所以能換種，則生產增加。
第四個方法是除物害問題。農業上還有兩種物害，一是動物的害。像稻田本來是種穀，但是當種穀的時候，常常生許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長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長，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於禾稻是很有害的。農民應用科學的道理，研究怎麼樣治療那些草秕，以去植物之災害；同時又要研究怎麼樣去利用那些草秕，來增加五穀的結實。至於動物的害是些什麼呢？害植物的動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蟲和其他各種害蟲。當植物的成熟時候，如果遇著了害蟲，便被蟲食壞了，沒有收成。像今年廣東的荔枝，因為結果的時候遇著了毛蟲，把那些荔枝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產是非常少。其他害植物的蟲是很多的，國家要用專門家對於那些害蟲來詳細研究，想方法來消除。像美國現在把這種事當作是一個大問題，國家每年耕費許多金錢來研究消除害蟲的方法。美國農業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幾萬萬元□現在南京雖然是設了一個昆蟲局來研究消除這種災害，但是規模太小，沒有功效。我們要用國家的大力量，仿美國的辦法來消除害蟲，然後全國農業的災害才可以減少，全國的生產才可以增加。
第五個方法就是製造問題。糧食要留存得長久，要運送到遠方，就必須要經過一度之製造方可，我國最普通的製造方法就有兩種：一是曬乾，一是兼鹹。好像菜乾、魚乾、肉乾、鹹菜、鹹魚、鹹肉等便是。近來外國製造新法，就有將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內而封存之，存留無論怎麼長久，到時開食，其味如新。這是製造食物之最好方法。無論什麼魚肉果蔬餅食，分配全國或賣出處洋。
第六個方法就是運送問題。糧食到了有餘的時候，我們還要彼此調劑，拿此地的人余去補彼此的不足，像東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麥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沒有豆和麥，我們就要把北方、東三省多餘的豆、麥拿來供給南方，更要把南方多餘的米拿去供給北方和東三省。要這樣能夠調劑糧食，便要靠運輸。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運送貨物都是靠挑夫，一個挑夫的力量，頂強的每日只能夠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遠，所需要的工錢總要費一元。這樣耕費，不但是空花金錢，並且空費時間，中國財富的大部分於無形中便在運輸這一方面消耗去了。講到中國農業問題，如果真是能夠做倒上面所說的五種改良方法，令生產加多，但是運輸不靈又要成什麼景象呢？象前幾年我遇著了一位雲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很多租谷，他告訴我說：「每年總要燒去幾千擔谷。」我說：「谷是很重要的糧食，為什麼要把他來燒去呢？」他說：「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無商販來買。轉運的方法，只能挑幾十里路遠，又不能運去遠方去賣。因為不能運到遠地去賣，所以每年總是新谷壓舊谷，又沒有多的倉庫可以儲蓄，街到新谷上了市，人民總是愛吃新谷，不愛吃舊谷，所以舊谷便沒有用處，因為沒有用處，所以每年收新谷的時候，只好燒去舊谷，騰出空倉來儲新谷。」這種燒谷的理由，就是由於生產過剩、運輸不靈的原故。中國向來最大的耕費，就是在挑夫，像廣州這個地方從前也人很多挑夫，現在城內開了馬路，有了手車，許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車可以抵得幾個挑夫，可以省十幾個挑夫的錢，有手車和自動車來運送貨物，不但是減少耕費，並可省少時間。至於西關沒有馬路，都是用轎夫。中國從前因為這種運輸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極重要的糧食還是運輸不通，因為糧食運輸不通，所以吃飯問題不能解決。
中國古時運送糧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運河。有一條運河是很長的，由杭州起，經過蘇州、鎮江、揚州、山東、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里路遠，實為世界第一長運河。這種水運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來的大輪船和電船，自然更加利便。不過近來對於這條運河都是不大理會。我們要解決將來的吃飯問題，可以運輸糧食，便要恢復運河制度。已經有了的運河，便要修理；沒有開闢運河的地方，更要推廣去開闢。在海上運輸，更是要用大輪船，因為水運是世界上運輸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鐵路，如果中國十八行省和新疆、滿州、青海、西藏、內外蒙古都修築了鐵路，到處聯絡起了，中國糧食便可以四處交通，各處的人民便有便宜飯吃。所以鐵路也是解決吃飯問題的一個好方法。但是鐵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幫能夠賺錢，如果到窮鄉僻壤的地方去經過，便沒有什麼貨物可以運輸，也沒有很多的人民來往。在鐵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夠賺錢，反要虧本了。所以在窮鄉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夠築鐵路，只能夠車路，有了車路，便可以行駛自動車。在大城市有鐵路，在小村落有車路，把路線聯絡得很完全，於是在大城市運糧食便可以用大火車。在小村落運糧食便可以用自動車，像廣東的粵漢鐵路，由黃沙到韶關，鐵路兩旁的鄉村是很多的。如果這些鄉村都是開了車路，和粵漢鐵路都是聯絡起來，不但是粵漢鐵路可以賺許多錢，就是各鄉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兩旁的各鄉村也要築許多支鐵路，用火車去運送，不用自動車去輸送，那就一定虧本。所以現在外國鄉下就是已經築成了鐵路；火車可以通行，但是因為沒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車，還是改用自動車。因為每開一次自動車，所費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賺錢，就是近來辦交通事業的人可不知道的。又像由廣州到澳門向來都是靠輪船，近來有人要籌辦廣澳鐵路，但是由廣州到澳門不過二百多里路程遠，如果築了鐵路，每天來往行車能開三次，還不能夠賺錢，至於每天只開車兩次，那便要虧本了。而且為節省經費。每天少開幾次車，對於交通還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廣州到澳門，最好是築車路，行駛自動車，因為築車路比築鐵路的成本是輕得多。而且火車開行一次，一個火車頭至少要拖七八架車，才不致虧本，所費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漢能夠賺錢。不比在車路行駛自動車，隨便可以開多少架車，乘客多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更多的時候可多開兩三架大車，乘客少的時候便可開一架大車。隨時有客到，便可以隨時開車，不比火車開車的時候有一定，如果不照開車的一定時候，便有撞車危險。所以由廣州到澳門築車路和築鐵路比較起來，築車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車路之後，更有窮鄉僻壤，是自動車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見，我們要解決運輸糧食的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第四是挑夫。要把這四個方法做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四萬萬人才有很便宜的飯吃。
第七個方法就是防天災問題。像今年廣東水災，在這十幾天之內便可以收頭次谷，但是頭次谷將成熟的時候，便完全被水淹沒了。一畝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現在被水淹浸子，便是損失了十元。今年廣東全省受水災的田該是多少畝產呢？大概總有幾百萬畝。這種損失便是幾千萬元。所以要完全解決吃飯問題，防災便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關於這種水災是怎樣去防呢？現在廣東防水災的方法，設得有治河處，已經在各江兩岸低處地方修築了許多高堤。那種築堤的工程都是很堅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禦，便不至讓大水氾濫到兩岸的田中，我去年在東江打仗，看見那些高堤都是築得很堅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沖破。這種築堤來防水災的方法，是一種治標方法，只可以說是防水災的方法之一半，還不是完全治標的方法。完全治標方法，除了築高堤之外，還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帶＞來浚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氾濫到各地，河道又深，河水很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時候，便不至氾濫到各地，水災便可以減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築高堤岸兩種工程要同時辦理，才是完全治標方法。
至於防水災的治本方法是怎麼樣呢？近來的水災為什麼是一年多過一年呢？古時的水災為什麼是很少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古代很多森林，現在人民採伐木料過多，採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沒有森林來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便馬上流到河裡去。河水便漲起來，即成水災，種植森林是很有關係的，多種森林便是防水災的冶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時候，林木的枝葉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極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畜積起來，然後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於成災。所以防水災的治本方法，還是森林。所以對於吃飯問題，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國的水禍。我們講到了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要國家來經營，這個問題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國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災，由於這次大水災，全國的損失總在幾萬萬元。現在已經是民窮財盡，再加以這樣大的損失，眼前的吃飯問題便不容易解決。
水災之外，還有旱災，旱災問題是有什麼方法解決呢？象俄國在這次大革命之後有兩三年的旱災，因為那次大旱災，人民餓死了甚多，俄國的革命幾乎要失敗，可見旱災也很厲害的。這種旱災，從前以為是天數不能夠挽救，現在科學昌明，無論是什麼天災都有方法可以救。不過，這種防旱災的方法，要用全國大力量通盤計劃來防止。這種方法是什麼呢？治本方法也是種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以減少，至於地勢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們更要用機器抽水，來救濟高地的水荒。這種防止旱災的方法，好像是築堤防水災，同是一樣的治標方法。有了這種治標方法，一時候的水旱天災都可以挽救。所以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國大規模的森林。至於水旱兩災的治標方法，都是要用機器來抽水和建築高堤與浚深河道。這種治標與治本兩個方法能夠完全做到，水災〔旱〕天災可以免，那麼糧食之生產便不致有損失之患了。
中國如果能解放農民和實行以上這七個增加生產之方法，那麼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就是以上種種的生產問題能夠得到了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大家都知道．歐美是以工商立國，不知道這些工商政府對於農業上也是很多的研究。像美國對於農業的改良和研究。便是無微不至；不但對於本國的農業有很詳細的研究，並且常常派專門家到中國內地並滿洲、蒙古各處來考察研究，把中國農業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種子都帶回美國去參考應用。美國近來是很注重農業的國家，所有關於農業運輸的鐵路、防災的方法和種種學的設備，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國的吃飯問題到底是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進來，美國的吃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美國每年運輸很多糧食到外國去發賣，糧食是豐足的，為什麼吃飯問題還沒有解決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美國的農業還是在資本家之手，美國還是私人資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生產的方法太發達，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問題便不能夠解決。
我們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是要同時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夠實地的。因為在私人資本制度之下，種種生產的方法都是嚮往一個目標來進行，這個目標是什麼呢？就是賺錢。因為糧食的生產是賺錢做目標，所以糧食在本國沒有高價的時候，便運到外國去賣，要賺多錢。因為私人要賺多錢，就是本國有饑荒，人民沒有糧食，要餓死很多人，好些資本家也是不去理會。像這樣的分配方法，專是以賺錢為目標，民生問題便不能夠完全解決。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還要注重分配問題。我們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眾來使用。中國的糧食本來是不夠，但是每年還有數十萬萬個雞蛋和＜很多＞谷米、大豆運到日本和歐美各國去。這種現象是和印度一樣的，印度不但是糧食不夠，且每年都是有饑荒，但是每年運到歐美的糧食數目，印度還佔了第三個重要位置。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印度受了歐洲經濟的壓迫，印度尚在資本制度時代，糧食生產的目標是在賺錢。因為生產的目標是賺錢，印度每年雖是有饑荒，那般生產的資本家知道拿糧食來救濟饑民是不能夠賺錢的，要把他運到歐洲各國去發賣便可以賺錢，所以那些資本家寧可任本地的饑民餓殘，也要把糧食運到歐洲各國去賣。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中國現在已經是不夠吃，每年還要運很多糧食到外國去賣，就是因為一般資本要賺錢。如果實行民生主義，便要生產糧食的目標不在賺錢，要在給養人民。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把每年生產有餘的糧食都儲蓄起來，不但是今年的糧食很足，就是明年、後年的糧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後的糧食都是很充足，然後才可以運到外國去賣；如果在三年之後還是不大充足，便不准運出外國去賣。要能夠這樣做去，來實行民生主義，以養民為目標，不以賺錢為目標，中國的糧食才能夠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有了這種以養民為目的的好主義，從前不好的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我們的目的，本是要中國的糧食很充足，等到中國糧食充足了之後，更進一步便容易把糧食的價值弄到很便宜。現在中國正是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糧食被外國奪去了一部分，進出口貨的價值不能相抵，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別的貨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糧食來作抵。因為這個道理，所以現在中國人很多人沒有飯吃，因為沒有飯吃，所以已生的人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減少。全國人口逐漸減少，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就是由於吃飯問題沒有解決，民生主義沒有實行。
對於吃飯的分配問題，到底要怎麼樣呢？吃飯就是民生的第一個需要。民生的需要，從前經濟學家都是說衣、食、住三種；照我的研究，應該有四種，於衣食住之外，還有一種就是行。行也是一種很重要；行就是走路。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夠享受。所以我們要實行民生三民生主義來造成一個新世界，就要大家對於這四種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固然是要負責任，至於人民對於國家又是怎麼樣呢？人民對於國家應該要盡一定的義務，像做農的要生糧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無，做士的要盡才智。大家都能各盡各的義務，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種需要。我們研究民生主義，就要解決這四種需要的問題。
今天先講吃飯問題，第一步是解決生產問題，生產問題解決之後，便在糧食的分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每年儲蓄，要全國人民有三年之糧，等到有了三年以後，才能夠把盈餘的糧食運到外國去賣。這種儲蓄糧食的方法，就是古時的義倉制度，不過這種義倉制度，近來已經是打破了。再加以歐美的經濟壓迫，中國就變成民窮財盡。所以這是解決民生問題最著急的時候，如果不趁這個時候來解決了生問題，將來再去解決便是更難了，我們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來立國，現在講到民生主義，不但要注重研究學理，還要注重實行事實。在事實上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吃飯。我們要解決這個吃飯問題，是先要糧食的生產很充足，次要糧食的分配很平均；糧食的生產和分配都解決了，還要人民大家都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能夠大家盡義務，自然可以得到家給人足。吃飯問題才算上真解決。吃飯問題能夠解決，其餘的別種問題也就可以隨之而決。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四講
今天所講的是穿衣問題。在民生主義裡頭，第一個重要問題是吃飯，第二個重要問題是穿衣。所以在吃飯問題之後，便來講穿衣問題。
我們試拿進化的眼光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便見得無論什麼動植物都是要吃飯的，都是要靠養料才能夠生存，沒有養料便要殘廢。所以吃飯問題，不但是在動物方面是很重要，就是在植物那方面也是一樣的重要。至於穿認問題。宇宙之中，只是人類才有衣穿，而且只是文明的人類才是有衣穿。他種動物植物都沒有衣穿，就是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所以吃飯是民生的第一個重要問題，穿衣就是民生的第二個問題。現在非洲和南洋各處的野蠻人都是沒有衣穿，可見我們古代的祖宗也是沒有衣穿。由此更可見，穿衣是隨文明進化而來，文明愈進步，穿衣問題就愈複雜。原人時代的人類所穿的衣服是「天衣」。什麼叫做天衣呢？象飛禽走獸，有天生的羽毛來保護身體，那種羽毛便是禽獸的天然衣服，那種羽毛是天然生成的，所以叫天衣。原人時代的人類，身上也生長得有許多毛，那些毛便是人類的天衣。後來人類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有了獸皮來做衣服愈完備，身上的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個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由此可見，衣的原始，最初是人類身上天然生長的毛。後來人類進化，便打死猛獸，拿獸肉來吃，拿獸皮來穿，獸皮便是始初人類的衣。有一句俗語說：「食肉寢皮。」這是一句很古的話。這句話的意思，本是罵人做獸類，但由此便可證明古代人類打死獸類之後，便拿他的肉來做飯吃，拿他的皮來做衣穿。後來人類漸多，獸類漸少，單用獸皮便不夠衣穿，便要想出別種材料來做衣服，便發明了別種衣服和材料。什麼是做衣服的材料呢？我前一回講過，吃飯的普通材料，是靠動物有肉和植物的果實。穿衣的材料和吃飯的材料是同一來源有，吃飯材料要靠動物和植物，穿衣的材料也是一樣的要靠動物和植物。除了動物和植物以外，吃飯穿衣便沒有別的大來源。
我們現在要解決穿衣問題，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呢？穿衣是人類的一種生活需要，人類生活的程度，在文明進化之中可以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人生不得需要，固然不能生活，就是所得的需要不滿足，也是不能充分生活，可說是半死半活，所以第一級的需要，是人類的生活不可少的，人類得了第一級需要生活之外，更進一步便是第二級，這一級叫做安適。人類在這一級的生活，不是為求生活的需要，是於需要之外更求安樂□更求舒服。所以在這一級的生活程度，可以說是安適，得了充分安適之後，再更進一步，便想奢侈。比方拿穿衣來講，古代時候的衣服所謂是夏葛冬裘，便算了滿足需要；但是到安適程度，不只是夏葛冬裘，僅求需要，更要適體，穿到很舒服；安適程度達到了之後，於適體之外，還要再進一步，又求美術的雅觀，夏葛要弄到輕綃幼絹，冬裘要取到海虎貂鼠。這樣穿衣由需要一進而求安適，由安適再進而求雅觀，便好像是吃飯問題，最初只求清菜淡飯的飽食，後來由飽食便進而求有酒有肉的肥甘美味，更進而求山珍海味。好像現在廣東的酒席，飛禽走獸，燕窩魚翅，無奇不有，無美不具，窮奢極欲，這就是到了極奢侈的程度。我們現在要解決民生問題，並不是要解決安適問題，也不是要解決奢侈問題，只要解決需要民生問題，這個需要問題，就是要全國四萬萬人都可以得衣食的需要，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
我在前一回講過，中國人口的數目是由四萬萬減到三萬萬一千萬，我們現在對於這三萬萬一千萬人的穿衣問題，要從生產上和製造上通盤計劃，研究一種方法來解決，如果現在沒有方法來解決，這三萬萬一千萬人恐怕在一兩年之後還要減少幾千萬。今年的調查已經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再過幾年，更是不足。現在只算三萬萬人，我們對於這三萬萬人便要統籌一個大計劃，來解決這些人數的穿衣問題。要求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首先當要研究是材料的生產。就穿衣問題來講，穿衣需要的原料是靠動物和植物，動物和植物的原料一共的四種，這四種原料，有兩種是從動物得來的，有兩種是從植物得來的。這四種原料之中，第一種是絲。第二種是麻，第三種是棉，第四種是毛。棉和麻是從植物得來的原料，絲和毛是從動物得來的原料。絲是由於一種蟲叫做蠶吐出來的，毛是由於羊和駱駝及他種獸類生出來的。絲、毛、棉、麻這四種物件，就是人生穿衣所需要的原料。
現在先就絲來講。絲是穿衣的一種好材料。這種材料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人在極古的時候便穿絲。現在歐美列強的文化雖然是比我們進步得多，但是中國發明絲的那個時候，歐美各國還是在野蠻時代，還是茹毛飲血。不但是沒有絲穿，且沒有衣穿；不但是沒有衣穿，並且身上還有許多毛，是穿著「天衣」，是一種野蠻人。到近兩三百年來，他們的文化才是比我們進步，才曉得用絲來做好衣服的原料。他們用絲不只是用來做需要品，多是用來做奢侈品。中國發明絲來做衣服的原料，雖然有了幾千年，但是我們三萬萬人的穿衣問題，還不是在乎絲的問題。我們穿衣的需要品並不是絲，全國人還有許多用不到絲的問題的。我們每年所產的絲，大多數都是運到外國。供外國做奢侈品。在中國最初和外國通商的時候，出口貨物之中第一大宗便是絲。當時中國出口的絲很多，外國進口貨物之中很少，中國出口的貨物和外國進口的貨物價值比較，不但是可以相抵，而且不在超過進口貨。中國出口貨物，除了絲之外，第二宗便是茶。絲、茶這兩種貨物，在從前外國都沒有這種出產，所以便成中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外國人沒有茶以前，他們都是喝酒，後來得了中國的茶，便喝茶代酒，以後喝茶成為習慣，茶便成了一種需要品。因為從前絲和茶，只中國才有這種出產，外國沒有這種貨物，當時中國人對於外國貨物的需要也不十分大，外國出產的貨物又不很多，包以通商幾十年，和外國交換貨物，我們出口絲茶的價值便可以和外國進口貨物的價值相抵消，這就是出口貨和進口貨的價值兩相平均，但是近來外國進口的貨物天天加多，中國出口的絲茶天天減少，進出口貨物的價值便不能相抵消。中國所產的絲近來被外國學去了，像歐洲的法蘭西和意大利現在就出產許多絲。他們對於養蠶、紡絲和制絲種種方法，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很多的發明，很好的改良，日本的絲業不但是倣傚中國的方法，而且採用歐洲各國的新發明，所以日本絲的性質便是很進步，出產要比中國多，品質又要比中國好。由於這幾個原因，中國的絲茶在國際貿易上便沒有多人買，便被外國的絲絲茶奪去了。現在出口的數量，更是日日減少。中國絲茶的出口既是減少，又沒有別的貨物可以運去外國來抵消外國的進口的價值，所以每年便要由通商貿易上進貢於各國約五萬萬元大洋，這就是受了外國經濟有壓迫。中國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愈厲害，民生問題愈不能夠解決。中國絲在國際貿易上，完全被外國絲奪去了。品質沒有外國絲的那麼好，價值也沒有外國絲那麼高，但是因為要換外國的棉布棉紗來做我們的需要品，所以自己便不能夠拿絲來用，要運去外國換更便宜的洋布和洋紗。
至於講到絲的工業，從前發明的生產和製造方法都是很好的，但是一成不易，總不知道改良。後來外國學了去，加以近來科學昌明，更用科學方法來改良，所以製出的絲便駕乎中國之上，便侵佔中國蠶絲的工業。我們考究中國絲業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在乎生產方法不好，中國所養的蠶很多都是有病的，一萬條蠶裡頭，大半都是結果不良，半途死去；就是幸而不死，這些病蠶所結的繭，所出的絲，出是品質不佳，色澤不好。而且繅絲的方法不完全，斷口太多，不合外國織綢機器之用。由於這些原因，中國絲便漸漸失敗，便不能敵外國絲，在幾十年以前，外國養蠶的方法也是和中國一樣，中國農民養蠶，有時成績很優，有時完全失敗；這樣結果，一時好一時不好，農是沒的別的方法去研究，便歸於命運。養蠶的收成不好，便說是「命運不佳」。外國初養蠶時候，也有許多病蠶，遇著失敗沒有方法去挽救，也是安天命運。後來科學家發明生物學，把一切生物留心考察，不但是眼所能看見的生物要詳細考究。就是眼看不見、要用幾千倍顯微鏡才能看見的生物，也要過細去考究。由於這樣考究，法國有一位科學家叫做柏斯多，便得了一個新發明。這個發明就是：一切動物的病，無論是人的病或是蠶的病，都是由於一種微生物而起，生了這種微生物，如果不能夠除去，受病的動物便要死。他用了很多功夫，經過了許多研究，把微生物考究得很清楚，發明了去那種微生物來治療蠶疾的方法，傳到法國、意國的養蠶家。法國、意國人民得了這個方法，知道醫蠶病，於是病蠶便少了很多，到繅絲時候成績便很好，絲業便很進步。後來日本學了這個方法，他們的絲業也是逐漸進步。中國的農家一向是守舊，不相考究新法。所以我們的絲業便一天一天的退步，現在上海的絲商設立了一間生絲檢查所，去考究絲質，想用方法來改良。廣東嶺南大學也有用科學方法不改良蠶種，把蠶種改良了之後，所得絲有收成是很多，所出絲的品質也是很好，但是這樣用科學方法去改良蠶種，還只是少數人才知道，大多數的養蠶家還沒有知道。中國要改良絲業來增加生產，便要一般養蠶家都學外國的科學方法，把蠶種和桑葉都來改良，蠶種和桑葉改良之後，更要把紡絲的方法過細考究，把絲的種類、品質和色澤都分別改良，中國的絲業的便可以逐漸進步，才可以和外國絲去競爭。如果中國的桑葉、蠶種和絲質沒有改良，還是老守舊法，中國的絲業不止是失敗，恐怕要歸天然的淘汰，外於完全消滅。現在中國自己大多數都不用絲，要把絲運出口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如果中國的絲質不好，外國不用是中國絲，中國絲便沒有銷路，不但是失了一宗大富源，而且因為沒有出口的絲去換外國的洋布洋紗，中國便沒有穿衣的材料。所以中國要一般人有穿衣的材料，來解決穿衣問題，便要保守固有的工業，改良蠶種、桑葉，改良紡絲的方法。至於中國絲織的綾羅綢緞，從前都是很好，是外國所不及的，現在外國用機器紡織所製出的絲織品，比中國更好得多；近來中國富家所用頂華美的絲織品，都是從外國來的。可見我們中國的國粹工業，現在已經是失敗了。我們要解決絲業問題，不但是要改良桑葉、蠶種，改良養蠶和紡絲方法來造成很好的絲，還要學外國用機器來織造綢緞，才可以造成頂華美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的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來供大眾使用。等到大眾需要充足之後，才把有餘的絲織品運去外國，去換別的貨物。
穿衣所需要的材料除了絲之外，第二種便是麻。麻也是中國最先發明的。中國古代時候，便已經發明了用麻制布的方法，到今日大家還是沿用那種舊方法。中國的農工業總是沒有進步。所以制麻工業近來也被外國奪去了。近日處國用新機器來制麻，把麻製成麻紗，這種用機器製出來的麻紗。所有的光澤都和絲差不多。外國更把麻和絲混合起來織成種種東西，他們人民都是很樂用的。這種用麻，絲混合織成的各種用品，近來輸入中國很多，中國人也是很歡迎，由此便奪了中國的制麻工業。中國各省麻很多，由麻製出來的東西，只供夏天衣服之用，只可以用一季。我們要改良制麻工業，便要根本從農業起，要怎麼樣種植，要怎麼樣施用肥料，要怎麼樣製造細麻線，都要過去細去研究。麻業才可以進步，制得的出品才是很便宜。中國制麻工業完全是靠手工，沒有用機器來製造。用手工制麻，不但是費許多工夫，製出的麻布不佳，就是成本也是很貴。我們要改良麻業，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種大計劃。這種計劃，是先從農業起首來研究。自種植起以至於製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採用科學的方法。要能夠這樣改良，我們才可以得到好麻，才可以製出很便宜的衣料。
絲、麻這兩種東西用來做穿衣的材料，是中國首先要發明的。但是現在穿衣的材料，不只是擴絲、麻，大多數是有棉，現在漸漸用毛。棉、毛兩材料，現在都是人人穿衣所需要的，中國本來沒有棉，此種吉貝棉是由印席傳進來的。中國得了印席的棉花種子，各處種植進來，便曉得紡紗織布，成了一種棉花工業。近來外國的洋布輸入中國，外國洋布比中國的土布好，價錢以便宜，中國人便愛洋布，不愛穿土布，中國有土布工業便被洋布代銷了，所以中國穿衣的需要材料便不得不靠外，就是有些土布小工業，也是要用洋紗來織布。由此可見中國的棉業。根本上被外國奪去了。中國自輸入印度種之後，各處都是種得很多，每年棉花的出產也是很多。世界產棉的國家，第一個是美國。其次是印度。中國產棉花是世界上的第三等國。中國所產的棉雖然是不少，天然品質也是很好，但是工業不進步，所以自己不能夠用這種棉花來製成好棉布棉紗，只可將棉花運到外國去賣。中國出口的棉花大多數是運到日本，其餘運到歐美各國，日本和歐美各國來買中國棉花，是要拿來和本國的棉花混合，才能夠織成布好布。所以日本大阪各紡織布廠所用的原料，不只一半是中國的棉花，他們拿中國的棉花織成布之後，再把布又運到中國來賺錢。本來中國的工人是頂多的，工錢也是比各國的便宜的，中國自己有棉花，又有賤價的工人，為什麼還要把棉花運到日本去織布呢？為什麼自己不來織布呢？日本的工人不多，工價又貴，為什麼能夠買中國棉花，織成洋布，運回中國來賺錢呢？推究這個原因，就是由於中國的工業不進步，不能夠製造便宜布；日本的工業很進步，能夠製造很便宜的布。
所以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解決農業和工業的兩個問題。如果農業和工業兩個問題不能夠解決，不能夠增加生產，便沒有便宜衣穿。中國自己既是不能製造便宜布，便要靠外國運布進來。外國運布來中國，他們不中來盡義務，也不是來進貢，他們運貨進步是要賺錢的，要用一塊錢的貨，換兩塊中國錢。中國的錢被外國賺去了，就是要受外國的經濟壓迫。追究所以受這種壓迫的原因，還是由於工業不發達，因為工業不發達，所以中國有棉花都要運去外國，外國的粗棉布還要買進來。中國人天天＜穿＞的衣服都是靠外國運進來，便要出很高的代價；這種很高的代價，便是要把很貴重的金銀、糧食運到外國去抵償。這樣情形，便很像破落戶的敗家子孫自己不知道生產，不能夠謀衣食，便要把補祖宗留傳下的珍寶玩器那些好東西賣去換衣食一樣。這就是中國受外國經濟壓迫和現狀。
我從前在民族主義中已經是講過了，中國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每年要被外國奪去十二萬萬至十五萬萬元。這個十五萬萬元的損失之中頂大的就是由於進口貨同出口貨不相比對。照這兩三年海關冊的報告，出口貨比進口貨要少三萬萬餘兩。這種兩數是海關秤，這種海關秤的三萬萬餘兩。要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五萬萬元，若果折合廣東毫銀便有六萬萬元。這就是出口貨同進口貨不能相抵銷的價值。進口貨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頂大的是洋紗洋布，這種洋紗洋布都是棉花織成的，所以中國每年的進口的損失，大多數是由於棉貨，據海關冊的報告，這種進口棉貨的價值，每年要有二萬萬海關兩，折合上海大洋便有三萬萬元。這就是中國用外國的棉花每年要值三萬萬無，拿中國近來人人口的數目比較起來，就是每一個人要用一塊錢來穿洋布。由此可見現在中國民生的第二個需要，都是用外國材料。中國本來有棉花，工人很多，工錢又賤，但是不知道振興工業來挽回利權，所以就是穿衣便不能不用洋布，便不能不把許多錢都送到外國人。要送錢到外國人，就是受外國的經濟壓迫，沒有方法來解決。我們直接穿衣的民生問題，更是不能解決。大家要挽回利權，先解決穿衣問題，便要減少洋紗洋布的進口。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什麼好方法呢？
當歐戰的時候，歐美中國沒有洋布運進中國，到中國的洋布都是從日本運來的。日本在那個時候，供給歐洲協約國的種種軍用品，比較運洋布來中國還要賺錢很多，所以日本的大工廠都是製造軍用品去供給協約國，只有少數人工廠製造洋紗洋布運到中國來賣。中國市面上的布便不夠人民穿，布價便是非常之貴。當時中國的商人要做投機事業，便發起設立許多紗廠布廠，自己把棉花來紡成洋紗，更用洋紗織成洋布。後來上海設立幾十家工廠，都是很賺錢，一塊錢的資本差不多要賺三四塊錢，有幾倍的利息。一般資本家見這樣的大利，大家更想發大財，便更投許多資本去開紗廠布廠，所以當時在上海的紗廠布廠真是極時一時之盛。那些開紗廠布廠新發財的資本家，許多都是稱為棉花大王。但是到現在，又是怎麼樣情形呢？從前的幾千萬的富翁，現在都是虧大本，變成了窮人，從前所開的紗廠布廠，現在因為虧了本，大多數都是停了工。如果再不停七，還更要虧本，甚至於要完全破產。
這是什麼原因呢？一般人以為外國的洋布洋紗之所以能夠運到中國的原故，是由於用機器來紡紗織布，這種用機器來紡紗織布，比較用手工來紡紗織布，所得品質是好得多，成本是輕得多；所以外國在中國買了棉花，運回本國織成洋布之後，再運到中國，這樣往返曲折，還能夠賺錢，推究他們能夠賺錢的原因，是由於用機器。由於他們都是用機器，所以中國一般資本家都是學他們，也是用機器來織布紡紗，開了許多新式的大紗廠大布廠，所投的大的有千萬，小的也有百幾十萬。那些紗廠和布廠在歐戰的時候本賺了許多錢，但是現在都是虧本，大多數都是停工，從前的棉花大王現在多變成了窮措大。推到我們現在的紗廠和布廠也是用機器，同是一樣的用機器，為什麼他們外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賺錢，我們中國人用機器織布紡紗便虧本呢？而且外國織布的棉花還是從中國買回來的，外國買到棉花運回本國去，要花一筆運費，織成洋布之後再運來中國，又要花一筆運費。一往一返，要花多兩筆運費。再者，外國工人的工錢又比中國高得多。中國用本地的土產來製造貨物，所用的機器和外國的相同，而且工價又便宜，照道理是應該中國的紗廠布能夠賺錢，外國的紗廠布在虧本。為什麼所得結果恰恰是相反呢？
這個原因，就是中國的棉業受民外國的政治壓迫。外國壓迫中國，不但是專用經濟力。經濟力是一種天然力量，就是中國所說的「王道」。到了經濟力有時而窮，不能達到目的的時候，便用政治來壓迫。這種政治力，就是中國所說的「霸道」。當從前中國用手工和外國用機器競爭的時代，中國的工業歸於失敗，那還是純粹經濟問題；到了歐戰以後，中國所開的紗廠布廠也是學外國用機器去和他們競爭，弄到結果是中國失敗，這便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外國用政治力來壓迫中國是些什麼方法呢？從前中國滿清政府和外國戰爭。中國失敗之後，外國便強迫中國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外國至今都是用那些條約來束縛中國。中國因為受了那些條約的束縛，所以無論什麼事都是失敗。中國和外國如果在政治上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在經濟一方面可以自由去和外國競爭的，中國還可以支持，或不至於失敗。但是外國一用到政治力，要拿政治力量來做經濟力量的後盾，中國便沒有方法可以抵抗、可以競爭。
外國束縛中國的條約，對於棉業問題是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外國運洋紗到中國，在進口的進修，海關都是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進口之後，通過中國內地各處，再要行值百抽二五的釐金。統計起來，外國的洋紗洋布只要納百分之七五的厘稅，便可以流通中國各處，暢行無阻。至於是中國紗廠布廠織成的洋布，又是怎麼樣呢？在滿清的時候，中國都是做夢，糊糊塗塗，也是聽外國人主持。凡是中國在上海等處各工廠所出的布匹，都要和外國的洋布一樣，要行值百抽五的關稅；經過內地各處的時候，又不能和外國洋布一樣只納一次釐金，凡是經過一處地方便要更納一次釐金，經過幾處地方便要納幾次釐金。講到中國土布海關稅是和外國洋布一樣，納釐金又要比外國洋布多幾次，所以是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土布的價錢太高，便不能流通各省，所以就是由機器織的布，還是產能夠和外國布來競爭。外國拿條約來束縛中國的海關釐金，釐金廠對於外國貨不能隨便加稅，對於中國貨可以任意加稅。好像廣東的海尖，不是中國人管理，是外國人管理，我們對於外國貨物便不能自由加稅。中國貨物經過海關，都是由外國人任意抽稅，通過各關卡更要納許多次數釐金。外國貨物納過一次稅之後，便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因為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所以是中國的布便歸失敗。
至於歐美平等的獨立國家，彼此的關稅都是自由，都沒有條約的束縛，各國政府都是可以自由加稅。這種加和稅的變更。是看本國和外國的經濟狀態來定稅率的高下。如果外國有很多貨物運進來，侵奪本國的貨物，馬上便可以加極重的稅來壓制外國貨；壓制處國貨就是保護本國貨，這種稅法，就叫做「保護稅法」。譬如中國有貨運到日本，日本對於中國貨物最少也要抽值百分之三十的稅；他們本國的貨物便不抽稅。所以日本貨物原來成本是一百元的，因為不納稅，仍是一百元，日本貨物如果賣了一百二十元，便有二十元的利，中國貨運到日本，若賣了一百二十元，便要虧十元的血本。由此日本便可以抵制中國貨。這種保護本國貨物的發達，抵制外國貨物的進口，是各國相同的經濟政策。
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保護本國工業不為外國侵奪，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夠來保護工業。中國現在受條約的束縛，失政治的主權，不但是不能保護本國工業，反要保護外國工業，就是由於外國資本發達，機器進步，經濟方面已經是佔了優勝；在經濟力量之外，背後還有政治力量來做後援。所以中國的紗廠布廠，當歐戰的時候沒有歐美的洋布洋紗來競爭。我們便要虧本。講到穿衣問題裡頭，最大的是棉業問題，我們現在對於棉業問題沒有方法來解決。中國棉業還是在幼稚時代，機器沒有外國的那麼糧良，工廠的訓練和組織又沒有外國的那麼完備，所以中國的棉業就是不抽釐金關稅，也是很難和外國競爭。如果和外國競爭，便要學歐美各國的那種政策。
歐美各國對於這種政策是怎麼樣呢？在幾十年以前，英國的工業是占世界上第一個地位，世界所需要的貨物都靠英國來供給。當時美國還是農業時代，所有的小工業完全被英國壓迫，不能夠發達。後來美國採用保護政策，實行保護稅法，凡是由英國運到美國的貨物，便要行值百抽五十或者值百抽一百的重稅。因此英國貨物的成本便變成極大，便不能夠和美國貨物去競爭，所以許多貨物便不能運去美國。美國本國的工業便由此發達。現在是駕乎英國之上。德國在數十年之前也是農業國，人民所需要的貨物也是要靠英國運進去，要受英國的壓迫。後來行了保護政策，德國的工業也就逐漸發達，近來更駕乎各國之上。由此可見，我們要發達中國的工業，便應該倣傚德國、美國的保護政策，來抵制外國的洋貨，保護本國的土貨。
現在歐美列強都是把中國當做殖民地的市場，中國的主要和金融都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範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能夠實行保護政策，外國貨物不能侵入，本國的工業自然可以發達，中國要提倡土貨、抵制洋貨，從前不知道運動了好幾次，但是全國運動不能一致，沒有成功，就令全國運動能夠一致，也不容易成功。這個原因，就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關。外國人管理海關，我們便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不能夠自由增減稅率，沒有方法令法國令洋布價貴，土布的價賤，所以現在的洋布便是便宜過土布，洋布便宜過土布，無論是國民怎麼樣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穿洋布來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國民永久不穿布來穿土布，那便是和個人的經濟原則相反，那便行不通。比方一家每年要用三十元的洋布，如果抵制洋布、改用土布，土布的價貴，每年不止費三十元，要費五六十元，這就是由於用土布每年便要多費二三十元。這二三十元的耕費，或者一時為愛國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決講不能夠持久。我償要合乎經濟原則，可以持久，便要先打破不平等的條約，自己能夠管理海關，可以自由增減稅率，令中國貨和外國貨價錢平等，譬如一家每年穿洋布要費三十元，穿土布出只費三十元，那才是正當辦法，那才可以持久。我們如果能夠更進一步，能令洋布貴過土布，令穿外國洋布的人一年要費三十元，穿本國的人一年只費二十元，那便可以戰勝外國的洋布工業，本國的土布工一便可以大發達、不准外國洋布進口，便要國家有政治權力，穿衣問題才可以解決。
講到民生主義有穿衣問題，現在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絲、麻、棉，毛四種。這四種材料之中的毛，中國也是出產好多，品質也是比外國好。不過中國的這種工業不發達，自己不製造，便年年運到外國去賣，外國收中國的毛，製成絨呢，又再運回中國來賣，賺中國的錢。如果我們恢復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毛業，也可以和棉業同時來發達。毛工業能夠發達，中國人在冬天所需要的絨呢，便可以不用外國貨。有盈餘的時候，更可以像絲一樣，推廣到外國去銷行，現在中國的制毛工業不發達，所以只有用帶皮的毛；脫皮的散毛在中國便沒有用外，便被外國用賤價收買，織成絨呢和各種氈料，運回中國來賺我們的錢。由此可見，中國棉業和毛業。同是受外國政治經濟垢壓迫，所經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劃，先恢復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加重洋貨之入口稅。我國之紡織工業必可立時發達，而穿衣材料問題方能解決。
衣服的材料問題可以解決，我們便可來講穿衣之本題，穿衣之起源前已講過，就系用來御寒，所以穿衣之作用第一就系用來保護身體。但是後來文明漸進，就拿來彰身，所以第二之作用就系要來好看，叫做壯觀瞻。在野蠻時代的人無衣來彰身，就有圖騰其體的，就是用顏色塗畫其身，即古人所「文身」是也，至今文明雖進，而穿衣作用仍以彰身為重，而御寒保體的作用反多忽略了。近代窮奢斗侈，不獨材料時時要花樣翻新，就衣裳之款式也年年有寬狹不同。而習俗好尚，又多有視人衣飾以為優劣之別，所以有「衣冠文物」就是文化進進步之別稱，迨後君權發過，則又衣服為等級之區別，所以第三個作用，衣服即為階級之符號。至今民權發達，階級削平，而共和國家之陸海軍，亦不能除去以衣飾為等級之習尚。照以上這三個衣服之作用，一護體、二彰身、三等差之外，我們今天以穿衣為人民之需要，則在此時階級平等、勞工神聖之潮流，為民眾打算穿衣之需要，則又要加多一個作用，必在能護體、能美觀、又能方便不礙於作工，乃為完美之衣服。
國家為實行民生主義，當本此三穿衣之作用，來開設大規模之裁縫廠於各地，就民數之多少，寒暑之節候，來製造需要之衣服，經供給人民之用。務使人人都得到需要衣服。不致一人有所缺乏。──此就是三民主義國家之政府對於人民穿衣需要之義務資格。凡失去國民之資格者，就是失去主人之資格，此等遊惰之流氓，就是國家人群之蟊賊，政府必當執行法律以強近之，必使此等流氓漸變為神聖之勞工。得以同享國民之權利。如此，流氓盡絕，人人皆為生產之分子，則必豐衣足食，而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矣。
上李鴻章書*
（一八九四年六月）
宮太傅爵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當今光〔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兩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庫序學校遍佈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眾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勖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丙猶〔後〕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自〔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為士師，農學熟悉者為農長，工程達練者為監工，商情諳習者為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即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後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為民牧者，以為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為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為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只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為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即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氾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辟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為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為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磽土為沃壤，化瘠土為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蠹蝕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為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為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馬之勞，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溉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浚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仿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勸〔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為生民根本之務，捨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為事。如化學精，則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為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為日用之要需，每年入口為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為無用，今可煉為藥品，煉為顏料。又煮沙以作玻器，化土以取礬精，段石以為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倘能推而仿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為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為用較萬物為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礦。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礦之功，尚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借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面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礦，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繅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為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遍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倘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礦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為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在窮理之淺深以為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谷，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繫於機器之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余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稅，只設入國之關，貨之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征，節節阻滯。是奚異到〔遍〕地風波，滿天荊棘。商賈為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征，吏胥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為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為饑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為體恤，不為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為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與〕商財為表裡。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奪非洲，並澳土者，商力為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凌中夏者，亦商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為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為廢材，人成之物為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為之經營，為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為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闤闠。辟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廛，求上國之名都以為租界，集殊方之貨寶〔實〕，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為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今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隻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校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先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興路之扼要也。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日：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倣傚西法，於今已三十餘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辟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倣傚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群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為之焦，舌為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眾，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皋佐治，無能為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跡於醫術者，殆為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釁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所謂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為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為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借。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為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為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于于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眾，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發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為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祲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不足食胡以養民？不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為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遍行，為力尚易，為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倣傚，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景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為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通〔迨〕為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憤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群相倣傚，戶戶欲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之見利必趨，群相倣傚，到處皆然，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裡，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
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窔；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周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為生民請命，伏祈采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維垂鑒。
文謹稟
注釋：
據《萬國公報》月刊第六十九、七十冊（光緒二十年九、十月上海出版）連載的廣東香山來稿《上李傅相書》
*李鴻章是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初在廣東起草這個文件，修改定稿後，六月赴天津投書。
《孫中山選集》
興中會章程*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翦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塗〔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傚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用特集會眾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規條，臚列如下：
一、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茲特聯絡中外華人，創興是會，以申民志而扶國宗。
二、凡入會之人，每名捐會底銀五元。另有義捐以助經費，隨人惟力是視，務宜踴躍赴義。
三、本會公舉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庫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專司理會中事務。
四、每逢禮拜四晚，本會集議一次。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會，方能開議。
五、凡會中所收會底各銀，必要由管庫存貯妥當，或貯銀行以備有事調用。惟管庫須有殷商二名擔保，以昭鄭重。
六、凡會中捐助各銀，皆為幫助國家之用，在此不得動支，以省浮費。如或會中偶遇別事要用小費者，可由會友集議妥允，然後支給。
七、凡新入會者，須要會友一位引薦擔保，方得准他入會。
八、凡會內所議各事，當照捨少從多之例而行，以昭公允。
九、凡以上所訂規條，各友須要恪守。倘有善法，亦可隨時當眾議訂加增，以臻完美。
注釋：
據鄭東夢編《檀山華僑》（檀香山檀山華僑編印社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轉錄何寬所藏原件
*這個章程是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時制訂的。成立興中會的日期未見記載，現在標出的是第一批興中會員繳納會費時的登記日期。
《孫中山選集》
倫敦被難記*
（一八九七年初）
序
近者，予被逮於倫敦中國公使館，頗為當世所注意。予且因是結納多數良友，泰西學子借為法律問題之討論者尤眾。予若不以案中實情佈告當世，則予之職為未盡。顧予於英文著述非所長，惟冀讀者恕其譾陋，勿加督責。而遣辭達意尤得吾友匡助之力為多，使非然者，予萬不敢貿然以著作自鳴也。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孫文識於倫敦
第一章原因
時在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於珠江江口之澳門，以醫為業，藐茲一身。初不料四年後竟被幽於倫敦中國使館，更不料以是轟動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為實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館之見釋也。雖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以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
當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時，予學醫於廣州之英美傳道會，主政者為戈爾醫學博士（Dr．Kerr）。次年，聞香港創立醫科大學，遂決計赴香港肄業。閱五年而畢業，得醫學博士文憑。
澳門一埠，其隸屬於葡萄牙者蓋三百六十年矣。顧政柄雖屬歐人，而居民多稱華籍，即其自稱為葡人者亦大半為本地之歐亞雜種也。
予既卜居於澳門，澳門中國醫局之華董所以提攜而噓拂之者無所不至，除給予醫室及病房外，更為予購置藥材及器械於倫敦。
此事有大可注意者一端，則自中國有醫局以來，其主事之富紳對於西醫從未嘗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門始。予既任事於醫局，求治者頗眾，而尤以外科為繁。然亞東之閉塞，甫見開通，而歐西之妒焰已起而相迫。蓋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見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醫業之進行猝遭頓挫，雖極力運動，終歸無效。顧予赴澳之初，並不料其有是，資本損失為數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焉。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可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１[英文原為「YoungChina」Party．譯者在這裡和下文提及「興中會」，均為原文所無。]。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
至中國現行之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民收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抑，無所吁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婪索之風已成習慣，官以財得，政以賄成。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謀者也。然經一番之懲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至官場俸額之微，殆非英人所能夢見。彼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眾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之俸祿，合諸英金不過六十磅而已。是則一行作吏，安得而不以婪索及枉法為事乎？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為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入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雖欲不貪安可得乎？況有政府以為其貪黷之後盾，自非癡駭，更安肯以清廉自矢？且囊橐既盈，則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為計之便，無過於此。顧茲民賊，即後日最高級之上官，而一切社會、政治、刑律事件之所由取決者也。夫滿政府既借苞苴科斂、賣官鬻爵以自存，則正如糞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潛滋而暗長乎！至其塗飾人民之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尤有可駭者。凡政治之書，多不得流覽；報紙之行，尤懸為厲禁。是以除本國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國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與聞。談兵之書，不特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於一死。至於新器之創造、新學之發明，人民以惕於死刑，罕敢從事。是故中國之人民，無一非被困於黑暗之中。即政府有時微透一二消息，然其所透者，皆其足以自利者也。雖然，華人之被桎梏縱極酷烈，而其天生之性靈，深沉之智力，終不可磨滅。凡歐人之稔知華事者多如此評論，且謂其往往有超出歐人之處也。不幸中國之政，習尚專制，士人當束髮受書之後，所誦習者不外於四書五經及其箋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於奉令承教、一味服從之義者，則且任意刪節，或曲為解說，以養成其盲從之性。學者如此，平民可知。此所以中國之政治無論仁暴美惡，而國民對於現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近者日本命將遺師，侵入吾土，除宅居戰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開釁之舉者。彼內地之民，或並不知世界有日本國，即使微有風傳，獲聞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順，而斷不信其為敵國之相侵也。
中國睡夢之深，至於此極，以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此興中會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也。且近年以來，北京當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觸接較近，其於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利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寢閣不報。顧中日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之人加以譴責，且謂此等陳請變法之條陳，以後概不得擅上云云。
吾黨於是憮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志之人所在而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軍界，蓋海陸軍人腐敗貪黷，養成積習，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矣。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興中會之總部，設於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於廣州。當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北方戰事既息之後，廣州軍隊之被政府遣散者，約居四分之三，此等軍隊多散而為流民、為盜賊。即其未解散者亦多憤懣不平，群謂欲解散則全體解散，欲留用則全體留用；然當事者充耳若弗聞也。吾黨於是急起而運動之，冀收為己用。各軍士皆欣然從命，願效死力。由是而吾黨之武力略具矣。
時適巡防肇事，棄其軍服，四出劫掠。百姓憤甚，因起而合捕之，囚其為首者若干人於會館。詎知巡防局員率眾而出，撲攻會館，既將被囚諸人一律釋放，並將館中所有劫掠一空。於是居民特開會議，議決以代表一千人赴愬於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為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興中會者益眾。
時為兩廣總督者曰李瀚章，即李鴻章之弟〔兄〕也，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定費若干於督署。是又一間接剝民之法也。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且中國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萬兩以充賀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資於部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之事，每名定費三千兩。以是而富者怨，學者亦怨。凡茲所述，皆足以增興中會之勢力，而促吾黨之起事者也。
於是而興中會起事之計劃定矣。定計於廣州突舉義旗，據省城而有之，盡逐諸官吏；舉事之際，不特須極秘密，使倉卒不及備，且須力主沉靜，不以殺戮為能。因於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同時向廣州進逼。蓋以汕頭及沿江之人與廣州有主客之分，汕頭在廣州之北，雖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而語言之殊異，不啻英國之於意大利。所以用客軍進取者，因其與土人不相習，無牽率之慮，可一意以爭勝利；萬一客軍中途變計，相率潰散，則事後蹤跡易顯，斷不能存身於廣州。凡此皆所以逼其進取，而為韜略上不得已之作用也。
是兩軍者，期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某日，一由西南，一由東北，同時向廣州進發。吾黨籌備進行甚形愜意。興中會會員且時時集議，所需軍械藥彈以及炸藥之屬，隨時屯積於大本營者甚富。除汕頭及西江兩軍外，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馳至。迨會兵之期已屆，各軍與省城之距離，軍行約四小時可達；又有衛隊百名，身藏利器，巡行於興中會之四周；復有急使三十人，奉會員命分赴各邑，令黨人於翌晨同時起事。詎意會員部署略定，忽有密電馳至，謂西南、東北兩軍中途被阻。兩軍既不得進，則應援之勢已孤，即起事之謀已敗。然急使既遣，萬難召回。一面又連接警報，謂兩軍萬難進行，幸彼此各自為謀，未盡覆沒。於是黨員急起而消滅種種形跡，毀文籍，藏軍械，且連電香港，令緩師。然香港黨員接電之時，已在港軍盡發之後。港軍乘輪舟赴粵，並挈有大宗槍械，分儲若干箱。黨員接電後，非特不將港軍暫行遣散，且追蹤至粵。於是該黨員及其部眾盡投於羅網矣。至廣州諸黨魁，亦紛紛四散。予於奔避之際，遇險者數，後幸得達一小汽船，乘之以走澳門。在澳門留二十四小時，即赴香港，略訪故人，並投康德黎君（Mr．JamesCantlie）之門而求見焉。康德黎者，以一身而兼為予之師友也。康德黎君聞予出奔之故，即令予求見香港某律師，與商此後之行止。
第二章被誘
予所就教者為達尼思律師（Mr．Dennis）。達尼思詢悉顛末，即令予走避他方，毋以逗遛致禍。時予至香港已二日矣，聞律師言，不及與康德黎君握別，即匆匆乘日本汽船赴神戶。居神戶數日，又至橫濱。在橫濱購日本人所制之歐服，盡易舊裝，留鬚割辮。一二日後，由橫濱乘輪赴哈威夷群島１[今譯夏威夷群島，華僑稱為檀香山。]，就寓於火納魯魯２[今譯火奴魯魯，華僑稱為檀香山正埠。]。火納魯魯為予親故及同志所在，相處甚歡。予生平每經一地，如日本，如火納魯魯，如美利堅，與華僑相晉接，覺其中之聰明而有識者，殆無一不抱有維新之志願，深望母國能革除專制，而創行代議政體也。
予在火納魯魯時，偶於道上與康德黎君及其家屬相邂逅；康蓋率眷回英國，而道出火納魯魯也。渠等見予不復相識，而其同行之日本乳媼，方以予為日本人而改易歐裝者，遂以日本語與予相問答。此為予易服後數遇不鮮之事，蓋日本人多以予為同鄉，待啟口而後始悟其非是也。
予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由火納魯魯赴舊金山，舊金山之華人均與予一見如故，所以相遇者甚厚。閱一月，遊歷至美利堅。在美三月，乘輪船「麥竭斯的號」（S．S．Majestic）東行至英國之利物浦（LiverPool）。方予在紐約時，友人多來相告，謂中國駐美公使為滿洲人，其與漢人本無感情，而惡新黨尤甚，故令予兢兢致慎雲。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倫敦，投止於斯屈朗（Strand，倫敦路名）之赫胥旅館。翌日，往訪康德黎君。康德黎君夫婦相待極殷摯。康所居在波德蘭（PortlandPlace，倫敦區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Street）之四十六號，因為予覓相近之捨館曰葛蘭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予自是即小住倫敦，或游博物院，或訪各處之遺跡。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嘩紛擾，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嚮往也。
予無日不造訪康德黎君。每至，輒入其書室，借資消遣。一日，予於其家進中膳時，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盍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毋然，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械送回國耳！」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夫人之談言微中，不久即見諸實事也。一夕，予飯於孟生醫學博士（Dr．Manson）家。孟生君亦予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慎勿行近中國使館，至墮虎口。」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歷經良友之告誡，非全措意者；然予至倫敦為日猶淺，途徑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鐘時，自葛蘭旅店（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龐Holborn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赴覃文省街，欲隨同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躑躅間，一華人自予後潛步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為日本人歟？抑中國人與？」予答曰：「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予答以廣東。其人仍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為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Pidsin」英語，意即商業英語也。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扞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視倫敦之與利物浦猶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業英語通其郵，彼汕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晉接，此足以見中國言語之歧雜矣。雖文字之功用及於全國，初無二致，然中文之與日本文固亦大致相似者也。中日兩國人相遇之時，即或言語不通，而彼此盡可畫地為書或操紙筆以談也。
予途遇之華人既稔予為粵人，始以粵語與予相酬答，且語且行，步履頗舒緩。俄而又有一華人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如有一人並行矣。是二人者，堅請予過其所居，謂當進雪茄，烹杯茗，略敘鄉誼。予婉卻之，遂相與佇立於道旁階砌。未幾，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遇者即迤邐而去。於是與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過從，其意氣若甚殷勤者。予是時已及於階砌傍屋之側，正趑趄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然而辟，予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笑貌又似諧謔，又似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未知此屋為誰之所居，故方寸間並無所疑懼。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以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博士，冀同往禮拜堂，稍一遲回，不免過晏耳。迨予既入門，睹其急遽之狀，且屋宇如彼其寬廣，公服之華人如彼其眾多，因陡然動念曰：「是得非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覃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即中國使館左右之道途乎？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登樓。既登樓，復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登一樓，是為第二層樓。仍入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未幾，有一鬚髮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有官氣，一入室即謂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國，此間即中國也。」
言已就坐，叩予之姓，予答曰：「孫。」
其人曰：「汝姓孫名文，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輪船『麥竭斯的號』遊歷至英，因令我捕汝於此。」
予問曰：「捕予何意？」
其人曰：「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予被留於此，可使吾友知之乎？」
曰：「否，是不能！惟旅館中之行李，汝可馳一函，俾此間人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被禁於中國使館，請轉告康德黎君，俾取予行李畀予云云。其人閱竟，甚不以函中「被禁」字為然，因囑予別繕一函。予乃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稔為何許人，厥後而始知其即盛名鼎鼎之馬凱尼（SirHallidayMacartney１）也[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馬凱尼系清駐英公使館二等參贊，在當時使館文書中譯作馬格裡。]。
馬凱尼君忽又謂予可徑函告旅館，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除康德黎君外無知予居處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為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念者，蓋欲借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牘耳。計亦狡矣!
第三章被禁時之情形
馬凱尼君既出，即闔予所居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予遂遭幽禁矣。未幾，閉門外有匠人施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增一鍵也。且特遣監守二人，一中一西，嚴視門外；有時或於二監者之外更添一人。當最初之二十四小時內，其中國監守二人，時或入予室，與予相語。其於予被禁之緣由雖無一語宣洩，予亦不之問，然曾告予以頃者相見之老人即馬大爺，予審為馬凱尼也。大爺者，官場通俗之尊稱，猶當時駐英公使龔某之稱龔大人也。使臣與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國人人稱之曰大人。特不知與英政府公牘往還，亦稱龔大人否耳。中國官場及外交禮節，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等重為侮慢者，西人欲稔知之，非於文學風俗殫心研究不可。彼外交官輒喜於晉接之間，以言語文字愚弄外國人，偶或佔勝，即詡詡自得曰：「洋鬼子被屈於我矣！」
予被禁後數小時，有監守者一人入，謂奉馬凱尼君之命，搜檢予身，因探取予鑰匙、鉛筆、小刀等物。然予另有一衣袋，藏有鈔票數紙，彼不及檢取，彼所挈以去者惟無關重要之文件數紙而已。監守者詢予以飲食，予僅令取牛乳少許而已。
是日，有英國僕役二人入室燃火爐，除灑掃外，並置煤於室，以供燃火之用。予令先至之英僕為予寓書於覃文省街四十六號康德黎家，僕唯唯。迨後至之英僕來，予亦托之如前。此二僕者，厥後並稱已將予信遞寄，然所言殊未足信也。是晚，有一英國婦人入，為予設臥具。予並未與彼婦接談。及夜，和衣而臥，然實徹旦未眠也。
翌晨，即禮拜一日，為十月十二號，二英僕又來予室，畀予以煤料、清水及食物。其一人曰：「君書已代遞矣。」其一人名柯爾（Cole）者則曰：「予不能出公使館，故尚未能為君寄書也。」
禮拜二日（即十月十三號），予又以寄書事詢英僕。此僕為二人中之年齒較少者，非柯爾也。其答稱確已代遞，且已面晤康德黎君，康德黎君讀竟後即遣去之曰：「是耳。」僕言之鑿鑿，且以天日自矢。予是時已無復余紙，遂裂所用手巾，急書數語，乞其再付康德黎君；並勞以小金錢一枚，（言垂）諉至再，期勿相誤。僕雖諾諾承命，而詎知其一出予室，即馳報於使館中人，盡情吐露無遺也。
予被禁之第四日，有所謂唐１先生者來視予[英文原為Tang，應譯作鄧』下同。指鄧廷鏗，清使館譯員。]，是即誘予入使館之人也。唐先生就坐，與予縱談曰：「爾日與君相見，即挈君至此，乃公事公辦，義不容辭。今日之來，則所以盡一己之私情。君不如直認為孫文，諱亦無益，蓋所事均已定奪也。君在中國卓有聲望，皇上及總理衙門均稔知汝為人，君姓名已震鑠寰球，即死亦可以無憾。君在此間，實生死所關，君知之乎？」
予曰：「何也？此為英國，非中國，公等將何以處吾？按諸國際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將予被逮事聞於英政府，予意英政府未必肯遽從所請也。」
唐答曰：「吾儕不請於英政府，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輪舟亦既雇定。屆時當箝君口，束君肢體，舁赴舟上。既登舟，即置君於嚴密之所，鼓輪而行。迨抵香港，當有中國炮艦泊於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艦，載往廣州聽官司鞫審，並明正典刑焉。」
予告以此等舉動未免冒險已甚，蓋予在舟中，或得乘機與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曰：「否否，君萬不能出此。君既登舟，即有人嚴密看視，與在此無異。苟有可與外人通消息處，吾等當先事杜絕，決不使有絲毫間隙也。」予又曰：「舟中員司未必與使館沆瀣一氣，其中安知無矜憫予而為予援應者？」
唐曰：「是輪船公司與馬凱尼君交誼甚深，該公司自當遵馬君之命而行，決不慮其有所阻梗。」
唐又答予所問曰：「是輪船者屬於格來公司（Glen），本星期內未必啟程（按唐某與予談話之日為十月十四號，即禮拜三日）。蓋公使以惜費故，不欲專雇是船，因令其先載貨物，而行旅之費則由使館全認；迨次星期，則貨物之裝載既竟，而君亦須附載以行矣。」
予謂此等計劃，欲見諸實行亦良難。唐曰：「予儕如不出此，則亦不妨戮汝於此，借免周折。蓋此間即中國，凡使館中所為之事，無論誰何決不能干涉也。」
唐言已，又舉高麗某志士事為予勸慰，並資啟迪。蓋某志士自高麗出奔至日本，被其同國人誘赴上海，戕斃於英租界內，由華人將志士遺骸運往高麗，高麗政府戮屍示懲，而其戕斃志士之兇徒則獲重賞並擢高位焉。唐歷述此事，津津若有餘味，蓋其意以為此次有捕予之功，中國政府亦當加以重賞、錫以高位也。
予問曰：「公等何殘忍若是？」
唐曰：「此系皇上之命，凡有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當加以不次之賞。」予又進逼曰：「高麗志士之案即中日開釁之一因，今公等致予於此，或招起極大之交涉，未可知也。將來英政府對於使館中人，或不免要求中國政府全數懲治。況君與予有桑梓之誼，吾黨之在粵省者甚多，他日或出為予復仇，豈第君之一身可慮，甚或累及君之家族，亦意中事耳！」
唐某聞予言，其豪悍之口吻不覺頓變，遂曰：「凡我所為，皆公使之命，我此來不過為彼此私情計，俾君知前途之危險耳。」
第四章幽禁
是日，夜半後十二點鐘時，唐又至予室與予談。予曰：「君如真為予友，則將何以援予？」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來也。我當竭盡綿力，冀脫君於厄。我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鑰，一以啟此室之門，一以啟使館之前門。我之所以出此者，以掌鑰者為公使之親隨，乃其腹心所寄，決不肯出以相授也。」
予問以出險當在何時？唐答稱：「必須俟諸次日，即禮拜五日（按是時已在禮拜三夜十二點鐘以後，故應作為禮拜四日，而所謂次日者乃禮拜五日也）。禮拜五日清晨二點鐘時，我或能蹈隙以來，俾君出茲羅網，未可知也。」
當唐興辭時，又告予以「禮拜五清晨必來相援，汝可預為之備」云云。然唐去後，予仍取片紙，草數語，俟禮拜四日（即十月十五號）上午授之英僕，乞其密緻康德黎君。及下午，唐復來，謂此紙已由英僕徑呈使館，馬凱尼君睹之，即向唐某大肆詬詈，謂不應以使館密謀告予。是在唐某雖有相救之心，而予此舉實足破壞其計劃，未免自誤云云。
予乃叩以尚有一線生機否？唐曰：「生機正自未絕，特君必須遵我命而行，慎毋再誤。」
唐乃勸予致書公使，乞其相宥。予從之。唐立命西僕柯爾將紙筆墨水至，予請易中國文具，蓋上書公使宜用漢文，未便作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良佳。蓋此間大權均操諸馬凱尼之手，公使不過坐擁虛名而已。君此書，宜畀馬凱尼也。」
予問書中宜如何措辭？唐曰：「君必須極力表明，謂身系良民，並非道黨，徒以華官誣陷，至被嫌疑，因親詣使館，意在吁求伸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就其所授之意，繕成一長函。折疊既竟，通例應於紙背標明受書人姓名，唐乃為予讀馬凱尼君姓名之綴法曰：SirHalidayMacartney１[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蓋是時予僅知其姓氏之音為馬凱尼，而猶未稔其文字上之綴法也。既而授函於唐，唐懷之而去，自是不復睹斯人之面矣。
予此舉實墮唐某之奸計，可謂其愚已甚。蓋書中有親詣公使館吁求伸雪等語，是豈非授以口實，謂予之至使館乃出自己願，而非由誘劫耶？雖然，人當墮落深淵之際，苟有毫髮可資憑借，即不惜攀以登，更何暇從容審擇耶？更何能辨其為愚弄否耶？
唐曾告予，凡予所繕各函，均由僕人出首於使館，並未嘗達於予友。是時，予想望已絕，惟有坐以待斃而已。
是一星期內，予苟覓得片紙，即以被難情形疾書其上，令英僕為予擲於窗外，冀有人拾得之，或生萬一之望。予被禁之室雖有窗，並不臨街，故不得不乞僕人代投。既而知僕之愚予也，遂擬自起而為之。因於所居室之窗內一再外擲，某次，幸及於鄰家之鉛簷。然紙團之力，所及不遠，故始則裹之以銅幣，銅竭則媵之以銀；此錢幣者，乃予密藏於身畔，幸未於搜檢時被獲者也。迨所擲之紙及於鄰屋，竊意鄰家或萬一能拾視之矣。然同時別有一紙，擲出時誤觸繩，中道被阻，而徑墮於予室之窗外，因命西僕往拾之。此西僕即二僕中之少者，非柯爾也，聞命後不往拾，而反告監守者，於是監守者往拾，並留心四顧，則鉛簷上之紙團亦為所見；遂攀登鄰屋，取之以歸，呈之使館。自是而予一線僅存之希望亦盡絕矣！
使館之所以防予者，視前益密，窗上均加以螺釘，不復能啟閉自如。藐藐我躬，真墮落於窮谷中矣！惟有一意祈禱，聊用自慰，當時之所以未成狂疾者，賴有是也。及禮拜五（即十月十六號）上午，予祈禱既竟，起立後覺方寸為之一舒，一若所禱者已上達帝聽。因決計再盡人力，待英僕柯爾來，復向之哀懇，借脫予厄。
予謂柯爾曰：「子能為予盡力乎？」
柯爾反詰予曰：「君何人也？」
予曰「中國之國事犯而出亡於外者。」
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予乃叩以生平於阿美尼亞人之歷史，亦嘗有所聞否？柯爾頷之。予遂迎機以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予，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為阿美尼亞之基督教徒，故欲聚而殲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為中國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斬之；予即中國基督教徒之一，且嘗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也。凡英國之人民無不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者，故予之身世及予目前之情況苟為英國人所諗知，則其表同情於予亦不言而可決也。
柯爾謂不識英政府亦肯相助否？予曰：「唯唯，英政府之樂於相助，又寧待言。否則中國使館只須明告英政府，請其捕予而交與中國可矣，又何必幽禁予於斯，恐外人之或聞耶？」
予又進迫之曰：「予之生死，實懸君手。君若能以此事聞於外，則予命獲全；否則予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若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為重要乎，抑盡職於僱主為重要乎？更試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為重要乎，抑袒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為重要乎？君其三思予言，乞於下次相見時以君之決心示予。」
翌晨柯爾以煤至，既投煤於爐，復以手微指煤簍。予見其所指者為一紙，不覺中心跳蕩，予之生死固惟此片紙所書者是賴也。柯爾既出，急取而讀之，其文曰：
「某當為君遞一書於君友。惟君繕書時，慎勿據案而坐，蓋守者伺察甚嚴，得於鑰孔中窺見所為也。君若伏於臥榻而繕之，則得矣。」
予於是偃臥榻上，取名刺一紙，面壁而書；書系致予友康德黎君者也。亭午，柯爾復來，取予書去。予媵以二十鎊為酬勞之費，顧自是而予囊亦告罄矣。既而柯爾復持煤簍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後，急搜煤簍，得一紙，讀之，大喜逾望。文曰：
「勉之，毋喪氣！政府方為君盡力，不日即見釋矣。」
以是而予知禱告之誠，果上達於天也；以是而予知上帝，固默加呵護者也。予自被逮後，衣未嘗解帶，夜未嘗安眠，至此始酣然一睡，及旦而醒。
予之所惴惴致懼者，生命事小，政見事大。萬一果被遞解至中國，彼政府必宣示通國，謂予之被逮回華，實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後中國之國事犯決無在英國存身之地。吾黨一聞此言，必且回憶金田軍起義之後，政府實賴英人扶助之力，始得奏凱。吾國人又見予之被逮於英而被斬於華，必且以為邇來革命事業之失敗，仍出英國相助之功。自是而吾華革命主義，永無告成之望矣！且予旅館之中，行李而外尚有若干文件，設為中國使館所得，則株連之禍實不知其所終極。幸康德黎夫人以一女子而能為予預料及此，毅然赴旅館中盡取予書札文牘之屬，捆載而歸，付之一炬。是其識力之有造於吾黨者，誠不鮮也。
予被幽使館中，第覺飲食之可厭，而並未念及飲食之可以置毒，故尚日進乳茗少許，間或啖雞卵一枚，得借延殘喘，以待予良友之營救。厥後接康德黎君來簡，而食量之增與睡境並進矣。
第五章良友營救
自禮拜五日（即十月十六號）後，英僕柯爾始為予效奔走，求解脫。柯爾之妻尤盡力。其於禮拜六日（即十月十七號）密白予友康德黎君之書，即出自柯爾婦之手筆。康德黎君接書，已在是日夜間十一點鐘時。書曰：
「君有友某自前禮拜日來，被禁於中國使館中。使館擬遞解回國，處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實堪憐，設非急起營救，恐將無及。某於此書雖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屬實情。君友之名，某知其為林行仙（Lin Sen）。」
康德黎君既得此書，其感情若何，可以不言而喻。時雖深夜，然恐營救無及之故，急起而檢查馬凱尼君之居址；居址既得，即匆匆出門，馳往求見。夫此等不名譽之舉動，實以馬凱尼為主謀，而予友不知，反馳往哈蘭區（Harley Place）三號之屋，向之求助。時已禮拜六夜十一點一刻鐘。予友既造其廬，則見重門緊閉，人聲俱無。不得已出至場地外，則梅爾蓬路（Marylebone Road）中有一值夜之警察，警察目注予友，若甚疑者。據該警察謂此屋空閉，期以六閱月，居中人均往鄉間云云。予友叩以何能詳悉若是，則反唇以稽曰：「三日前有盜夜破是屋，聞於警署，警署因是而查得屋中人之姓名及其現在之蹤跡。所謂六閱月始回者，其言當不謬也。」康德黎君聞言，乃驅車至梅爾蓬巷（Mary－lebone Lane）警署，以予被拘事呈訴於值日警監。繼復至蘇格，蘭場警署，偵探長在私室接見，尤其呈訴一切，以便存案。惟康德黎君所訴之事，頗出常情之外，殊難置信。偵探長靜聽既畢，即告以此事關係重大，非渠所能主持云云。迨康德黎君步出警署之門，已在夜半後一點鐘，然所事則並未見有絲毫進步也。
翌日上午，康德黎君奔馳至甘星敦（Kensington１）[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就商於其友，意欲往見現寓倫敦之中國某稅務司，乞其以私情晉謁中國公使，告以私捕人犯之事殊屬非理，宜三思而行云云。
康德黎君之友頗不以此策為然。於是復往哈蘭區三號屋，蓋其意以為屋中人雖往鄉間，必有一二守宅之人，或可訪得馬凱尼君之蹤跡及其通信之地。詎知既抵其處，除於盜劫之事更聞一過及睹一二斧鑿散棄地上外，更不能別獲絲毫之消息，以蹤跡彼同化東亞之外交家。
康德黎君乃往訪孟生博士，既及門，見有一人趑趄於門外，則中國使館之西僕柯爾也。蓋柯爾是日決計躬往康德黎君之家，盡以中國使館拘予之密史傾吐於予友。康德黎君家人告以予友已出訪孟生博士，柯爾乃疾趨至孟生博士之門外，意欲俟康德黎君之來，而並謁孟生博士。
柯爾隨康德黎君入，即授以予函，是函系予以名片二紙繕成者。康德黎君刀與孟生博士同閱之，文曰：
「予於前禮拜日，被二華人始則誘騙，繼則強挾入中國使館。予今方在幽禁中。一二日後，將乘使館特雇之船遞解回國，回國後必被斬首。噫！予其已矣！」
孟生博士既備聞斯情，即與康德黎君從事營救。康德黎君歎曰：「設馬凱尼君未下鄉，則此事當無難措手；不幸馬凱尼又他出，吾儕當於何處求之也？」
柯爾聞言，即告之曰：「馬凱尼君何嘗遠出？彼固無日不赴中國使館。幽孫氏於其室中者，馬凱尼也。以孫氏付於吾，令吾嚴密防守，勿使得逸者，亦馬凱尼也。」
柯爾此言，實足使康、孟二君駭愕不已。且此事既由馬凱尼主謀，則營救不免更難，措置益須加慎，設非就商於政府中之秉政者，恐未易為功矣。
柯爾經孟、康二君詰問後，又答稱中國使館詭稱孫氏為瘋漢，擬於二日後即下禮拜二日押解回國。至輪舟之名雖不得而知矣，然倫敦城中有名麥奇谷（McGregor）者，柯爾知其必嘗與聞斯事也。又謂本星期內忽來中國兵三、四名，止於使館中，使館向無此等人物，是則兵士之來當與孫氏之起解必有關係也。
柯爾臨行時，康、孟二君各予以名刺一紙，俾轉授於予。蓋一則欲借此以稍慰予心，一則證明柯爾之確已為予奔走也。孟、康二博士復往蘇格蘭場警署，擬再求警察出而干涉，或可有濟於萬一。值日之偵探長謂康德黎君曰：「君於昨日夜半後十二點半鐘時嘗來此陳訴，乃時未久而君又來，此時實不及有所為也。」
孟、康二博士既出警署，又熟籌良策，於是決計赴外部始為嘗試。抵部後，部中人告以下午五點鐘時復來，當令值日司員接見。如期復往，書記員招待甚有禮，而於二君陳訴之辭不能不疑信參半。既而謂本日適值星期，無可設法，當於翌日轉達上官云云。二博士無如何。既思時期已極迫促，設中國使館即於是夜實行其計劃，將奈之何！況更有可慮者，彼使館所雇者或系外國輪船，則英政府雖欲搜檢，亦安從而搜檢？蓋人犯既已被解，輪舟既已開行，設為英國船，則不及搜索於倫敦，尚可截留於蘇伊士河；若為外國船，則此望亦等諸泡幻矣。二君因毅然決計，先徑往中國使館，告以孫某被拘事已為外人所知，英政府及倫敦警署已知其擬將孫某遞解處以死刑云云，俾中國使館聞之，或將有所惕而不敢遽行。孟生博士以中國使館稔知康德黎君與予相習，故決計只身前往。
於是孟生博士馳赴波德蘭區四十九號，叩中國使館之門，令門外守兵招一華人之能操英語者出見。俄而一中國通譯員出接，其人即唐某，始則捕予於途，繼則餌予於使館者也。孟生博士啟口第一語，即曰「某欲一見孫逸仙」。唐某面作躊躇之色，口中喃喃曰：「孫……孫……」一若不知斯名之誰屬者。既而答曰：「是間並無此人。」孟生博士即告以孫某確在是間，無庸諱飾，今英國外務部已知此事，而蘇格蘭警署且已派員徹查云云。然唐某竭力剖辯，謂此種消息純屬謬妄。其言侃侃，其色肫肫。雖以旅居中華至二十二年、善操廈門方言其熟如流、而於華人之性情習俗又號稱洞悉之孟生博士，亦不覺為所搖惑，幾疑予被拘之事之全不足信也。若唐某者，洵不愧為中國之外交家，將來出其善作誑語之才力，何難取卿相、列台閣？孟生博士歸為康德黎君言：「當其辯白之時，形容極坦率，辭氣極質直，甚且謂孫某被幽之信，或出孫某之自行捏造，冀以達其不可測度之目的焉。」
康、孟二君為予奔走營救，至是晚即禮拜日下午七點鐘時始各分袂。然二君均以所謀無當，意殊不慊。且恐中國使館既知英政府已有所聞，或即於是夜實行遞解亦未可知，否則亦必將移禁他處。二君所慮，不為無見。幸當時之所謂曾侯（按即曾紀澤，龔使之前任也）者，甫自倫敦返國，已將居宅退賃，否則使館中人必且以予改禁曾宅，而反請英政府赴使館檢查，以辟外間之流言，而示推誠相與之態度矣。雖然，改禁之計雖可無慮，而遞解之期既定於禮拜二日，則承載之輪舟是時必已安泊於船塢可知。彼使館或托詞押解瘋漢，在夜深人靜後，借免途人之屬目，而因以納予於船塢，又未可知。此予友之所以不能無惴惴也。
第六章訪求偵探
予友康德黎君以是不能釋然於心，計惟有遣人密伺於中國使館之外，藉以偵察其行動。因急往訪某友，某友告以「思蘭德號」（slater's Firm）之所在。「思蘭德號」者，美國私家偵探設於倫敦本區（所謂倫敦本區者，蓋倫敦全境分為若干區，而此則名倫敦城，即倫敦本區也）以待雇者也。顧是日為禮拜日，康德黎君既抵佩星和爾街（Basinghall Street），見有花剛石所建華屋，審為「思蘭德號」，即按其鈴，撾其門，甚且大聲以呼，而屋中闃然無應者。蓋以禮拜日之故，循例休業。然則英國於禮拜日無應辦之案乎？曰：非也。所謂禮拜星期者，不過借人為之力強分一月為若幹部分，藉以取便於世俗而已。彼犯案者，何嘗辨其為禮拜日與非禮拜日哉！
康德黎君不得已與在途巡警相商，且與御者互相討論，此御者已知中國使館之案，而頗欲盡力馳驅者也。既而定計往最近警署，康德黎君入見，具陳中國使館之事。警官問曰：「君所欲偵察之地果何在乎？」
予友曰：「在西境之波德蘭區。」
警官曰：「嘻，君盍回西境謀之。若本署則屬倫敦本區，與西境無涉也。」
康德黎君之意，固知東境與西境之警署同一無濟，因復請曰：「可由貴署遣一偵探往伺中國使館否？」
警官曰：「是不能，倫敦本區之警察實不能與聞西境之事。」
康德黎君曰：「然則貴署亦有更事既久而今已退閒之警察，願為予略盡微勞，以邀少許之酬謝者乎？」
警官曰：「是或有之，當為君搜索也。」
警署中人互相商議，冀得一相當之人以充數，既而曰：「得之矣，有某某者似可以膺斯任也。」
予友叩以其人之居址，則曰：「斯人寓藍籐斯敦（Leyton－stone），君今夜恐無從訪得之。蓋今為禮拜日，固君所知也。」
既而警署中人又聚議良久，始得一相當之人，其所居在伊士林敦（lslington）之吉勃斯屯場（Gibston Square）。既以其姓名居址見告，予友乃興辭而出。
予友既出門，思先往報館，以予被逮事告諸新聞記者，而後赴伊士林敦訪偵探。即驅車至太晤士報館謁其副主筆，館人出會客啟一紙，令予友聲明請見之緣由。予友大書曰：「中國使館之誘捕案。」時已夜間九點鐘矣。館人約以十點鐘時再往相見。
於是予友赴伊士林敦，訪警署介紹之偵探。既抵其境，搜覓良久，始得吉勃斯屯場。其地殊幽暗，少燈火。既得吉勃斯屯場，復按戶檢查，始得警署所示之某號。予友叩戶而入，所謂某偵探者固自不誤。而其人以事不克承命，願轉薦一人，予友不得已諾之。特其所薦之人之居址，需求諸其人之名刺，於是傾筐倒篋，並破衣敗絮之中亦復搜尋殆遍。既而見一紙，謂予友曰：「得之矣。雖然，此人近方守護倫敦本區某旅館，勿庸至其家訪之也。」
予友躊躇者再，既見偵探室中有數童子擁擠一隊，乃請於偵探，令速具一函，遣一童徑送其人之家，予友復偕同偵探親訪其人於某旅館，是兩者必遇其一矣。部署既定，予友與偵探驅車至某旅館。館在巴畢干（即古堡）鄰近，顧探索良久，迄未見是人蹤影。既而知旅館須於十一點鐘始閉門，則是人亦必於是時始至。康德黎君因令同行之偵探在旅館外候其友，而己則馳赴太晤士報館，盡以予被捕事告記者。記者以所言繕存一紙，而登載與否，則當聽報館之主裁。康德黎君是日回寓，已在夜間十一點半鐘。及十二點鐘，而擬雇之偵探尚未至。康德黎君雖甚焦悶，而熱心豪氣曾不稍滅。計惟有親赴中國使館，躬自偵守於門外，果有潛解人犯事，可立起而干涉。因以此意告諸康德黎夫人，與夫人握手而出。
康德黎君甫出門，即與一人相值，審知為奉命而至之偵探，乃偕彼赴中國使館。是時雖已十二點鐘半，而使館內燈火猶明，人影未息，是可知孟生博士晝間一言，實足致個中人之驚擾也。康德黎君令偵探伺於一亨生車內，車在渭墨街（WeymouthStreet）街南屋宇下，介於波德蘭區及波德蘭路之間。是夜月明如水，中國使館出入雖有二門，而車中人並可隙見。萬一予於深夜被押解出，則車中人得以馳逐於後，以蹤跡予之所往，若步行則必有所不及也。
予友康德黎君歸寢，已在二點鐘時矣。此一日間所為之事，如稟諸政府，訴諸警署，告諸報館，而終則密遣偵探伺察於使館之外，予友一日之心力竭，而予命亦賴是以獲全。
第七章英政府之干涉
禮拜一日（即十月十九號），康德黎君復往「思蘭德號」，雇一偵探授以方略，令旦夕伺於中國使館之外。及午，康德黎君以本國外部命，將此案始末繕成稟牘，上諸部。蓋英外部之意，欲籌一非正式之辦法，冀中國使館就此釋予，免致釀成國際上不堪收拾之交涉。況予之被逮純出傳聞，或得諸密訴，尚無確實之證據，故當事者謂不用正式交涉為宜。迨英政府質諸格來輪船公司，而知中國使館確曾雇定船艙，於是始瞭然於不特私捕人犯為非虛，且實行遞解亦在即。於是此案經由英政府辦理，而予友之責任始寬。
英政府遣偵探六人密伺於中國使館之外，並密飭附近警署加意防守。予有歐裝小影一幀，系游美時所攝寫者，英政府發交警吏，借資辨認。蓋外國人未嘗赴華遊歷者，其視華人面目幾於彼此相同，無甚識別，故予平時所攝之影殊不足資英警察之用；若此照則不特身服西裝，且有短鬚，即額上發亦理成歐式也。吾華雖為早婚之國，而留須極遲，其有此資格者大抵已身為人父或為人祖父，若予當時則行年猶未三十也。
及禮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號），英政府繕就保護人權令，擬飭中國使館或馬凱尼將人犯交出審訊。嗣以中央刑事裁判所不允，遂未見實行。
是日（十月二十二號）下午，有《地球報》（Globe）特派訪員造見康德黎君，詢以中國使館誘捕之某華人，其生平行事及本案情節。康君盡以所知相告，並稱嘗於五日前即禮拜日（即十月十八號）以孫某事告於太晤士報館，繼復於禮拜一日（即十月十九號）續往報告，故康德黎君之意，此案宜向《太晤士報》首先發表。既而康德黎君又謂《地球報》訪員曰：「雖然，君試以筆錄者為吾一誦之，吾當為君正之也。」於是訪員以所草之稿，向康德黎君誦畢，康德黎曰：「甚是，君可即以此登報，惟稿中不可述康德黎之姓名。」
此案於未經刊布之前，知者已不乏人，當禮拜二日（即十月二十號）之晨至少已及二三百之數。然被到處諮詢、隨事刺探之報館訪員，則至禮拜四日（即十月二十二號）之下午而始有所聞，亦可異也。迨報界風聞，則事難更隱。自《地球報》揭露此可驚可愕之異聞，而覃文省街四十六號之屋幾乎戶限為穿，予老友康德黎君遂覺應接不暇矣。
《地球報》發行後不及二小時，《中央新聞》及《每日郵報》各有訪員一人登予友之門，咨訪此事。予友雖力主緘默，然於本案大概情形，仍舉一二以告。兩訪員興辭後，逕往中國使館求晤孫某，其出接者即彼機變環生之唐先生。唐先生力稱使館並不知有孫某。於是訪員示以《地球報》所刊新聞。唐大笑曰：「是皆欺人之談，純出憑空構造。」《中央新聞》訪員乃正告之曰：「君無庸諱飾，彼孫某被幽於斯，若不立行釋放，則明日之晨將見有數千百之市民圍繞使館，義憤所發，誠不知其所極耳！」唐某仍聲色不動，且狡展更甚於前。
既而訪員等四出以求馬凱尼之蹤跡，得諸米突蘭旅館（Mid－land Hotel）。其與訪員問答之辭，詳見英國各報紙，今轉錄如下：
中國使館參贊馬凱尼勳爵於昨日下午三點半鐘赴外部，面陳一切。馬凱尼答某報訪員之問曰：「某甲被留於中國使館一事，除報紙已載之消息外，我殊不能更有所陳述。」訪員曰：「外部刊有佈告，謂外部大臣薩裡斯伯（Lord Salis－bury）１已照會中國公使[今譯索爾茲伯裡。]，請其將拘留之人釋放矣。」馬凱尼曰：「誠然。」訪員曰：「敢問此照會之結果若何？」馬凱尼答曰：「某甲自當釋放，然釋放之時須力顧公使館之權利，勿使稍受侵害。」
厥後又有某報訪員晉謁馬凱尼，馬凱尼謂之曰：「彼拘留於本使館之華人，並非孫逸仙。此人之果為誰某，及其既抵英國後之一舉一動，本使館洞悉靡遺。彼之赴使館系出自己意，並非由使館之引誘或強迫或拘捕。蓋華人之來倫敦者，獨居無俚，人地生疏，而至使館問訊或與使館中人聚語，固屬常有之事。特此人之來，其形跡似有所窺伺，且自恃使館中無識其人者，故敢為之而無忌。初時由使館某員接見，既而介紹於我（馬凱尼自謂），談言酬酢之中，彼無意傾吐一二語，始疑及此人者殆即本使館所伺其舉動、稔其平昔之某某也。迨次日復來，而其人之為某某確已征實，遂拘留於此，俟中國政府訓令既至，而後量為處置。」
馬凱尼之論國際問題則曰：「某甲華人也，非英人也。中國之公使館不啻為中國之領土，其有統治權者惟中國公使一人而已。華人之赴公使館，既出自其人之本意，而公使館以其有罪案嫌疑之故，即加以拘留，此在外人實無干涉之權。設其人而在公使館之門外，則辦法即從而大異。蓋門外為英國之領土，公使館非先請信票，即不能逮捕也。」
馬凱尼又答曰：「某甲雖被拘留，然使館並不視為囚犯，起居飲食均甚優待。外間所稱某甲或受非刑，或遭虐遷等語，殊堪嗤笑。』」馬凱尼又謂英國外部已來函質問，公使館擬即備文答覆云云。
《中央新聞》曰：「馬凱尼勳爵自外部回中國使館後，即趨至龔大人之寢室，告以外部大臣薩裡斯伯必欲將孫逸仙釋出使館之種種理由。」
馬凱尼之所言所行是否正當，非予所欲言，直宜聽諸公論，並質諸其一己之良心而已。在馬凱尼之意，以為彼之舉動亦自具有理由，然在頭腦清醒者當不出此，而況馬凱尼又身為使館參贊，其職位至為重要乎！且不第身為參贊而已，彼唐先生不雲乎：中國公使僅擁虛名，而使署大權則盡操諸其手也。
當時予友所以營救予者，幾於無計不施，錄新聞紙一則亦足以見其大概也：
「現訪得孫逸仙之友，曾籌備一勇悍之策，以為援救。後由外部及蘇格蘭警署向某等擔保，謂孫某在中國使館決不至受荼毒，其策因以作罷。蓋孫君之友已請於包華斯谷子爵（Viscount Powerscourt１）[原文有錯，令據英文本校改。]，擬登家之屋頂，攀緣以達中國使館，破孫君所居室之窗，扶之而出。子爵家在波德蘭區五十一號，與中國使館比鄰。某等並將此計密達孫君。孫君雖被中國使館加以桎梏，行動不得自由，然仍密報其友，謂如蒙相援，當於室內用力毀去窗欞，以期出險等語。其友輩並備一車，候於中國使館側，待孫君既出，即乘車疾馳至其友家。」
報紙所載雖不盡無因，然與事實略有異同。蓋英僕柯爾於十月十九號遺書於予友康德黎君，謂某於今夕當有一絕妙機會，可使孫君攀緣至波德蘭區鄰屋之巔，藉以出險；君如以此計為可行，則請商准鄰屋主人，遣一人待於其室，借資援手，並望賜覆以定進止云云。康德黎君既接此書，即持赴蘇格蘭場警署，乞遣一巡警與康德黎君偕往波德蘭區，用相協助。惟警署中人，以為此等計劃不免損失威嚴，殊非正辦，放力勸予友勿行；並謂孫某必能於一二日後，由中國使館正門倘徉以出雲。
第八章省釋
十月二十二號，柯爾攜煤簍入，微示意於予。待其既出，就簍中撿得一紙，則剪自《地球報》者。其載予被逮情形，頗稱詳盡，即觀其標題已足駭人心目，如曰《可驚可愕之新聞》，曰《革命家之被誘於倫敦》，曰《公使館之拘囚》。予急讀一過，知英國報界既出干涉，則予之生命當可無害。當時予欣感之情，真不啻臨刑者之忽逢大赦也！
禮拜五日（即十月二十三號）自朝至午，仍幽居一室中，未見有何發動。及傍晚四點半鐘，彼監守予之使館衛兵，一中一西，忽發鍵而入，謂予曰：「馬凱尼君在樓下待汝。」旋令予納履戴冠，並加外褂，既畢，即導予至最下一層。予意英政府或將遣一人搜檢，故若輩欲藏予於地窟中，未可知也。守兵雖告予省釋在即，然予終未敢遽信。既而忽睹予友康德黎君，又見有與予友偕至者二人，予心始為之一舒，而知省釋之言為非謬矣。
與予友偕至者，一為蘇格蘭場之偵探長，其一年事已老則英外部之使者也。馬凱尼當諸人之前，將搜去各物一一還予，並對偵探長及外部使者為簡短之說辭，曰：「某今以此人交付君等。某之為此，期在使本公使館之特別主權及外交權利兩不受損。」云云。予當時方寸激擾，更不能深辨其言之趣味，然在今日觀之，則其所云云，豈非毫無意旨，而又童騃之甚者哉！
既而馬凱尼告予，謂予已恢復自由，遂與予儕一一握手，啟使館之側門，肅予儕出。予儕於是出門下階，由使館屋後而入於渭墨街中矣。茲事雖微，然以英政府之代表而竟令從後門出，在中國外交家方且自詡其交涉之間又得一勝利，其為有意簡褻，固無可諱言。彼馬凱尼雖非華人，然固同化於華俗，而又於東方風氣之中深得其江河日下之一部分者也。倘外人以此相責，則馬凱尼又必有隨機而發之詭辭，如謂使館前廳既為報館訪員所佔，而使館大門之外又為千百市民所圍繞，當時英國外部之意急欲將此案暗中了結，勿俾張揚，則使者之出更由後戶，而於英國當道之用心固不失為體貼盡致也。
英人觀念與華人不同。在英人方以為外交之勝利，而中國使館只須於省釋時之舉動間略加播弄，即不難一變而為中國外交之勝利。故予之省釋，在英華兩方面固各有其可慰者在也。
予省釋之前，外部使者於衣囊中探一紙授馬凱尼。馬凱尼才一展閱，即畢稔其內容。是可知此紙所書，僅寥寥數語而已，然予之生死則固繫於是矣。
既出使館門，則渭墨街中之環而待者，亦至擁擠。彼報館訪員見予，即欲要予敘話。偵探長急擁予入一四輪車，與予友康德黎及外部使者同驅至蘇格蘭場。偵探長名喬佛斯，在車中危言正色向予誥誡，甚且呼予為頑童；謂此後務宜循規蹈矩，不可復入會黨，從事革命。車抵白宮區某旅館前，忽焉停輪，予輩自車中出，立於道旁。瞬息間，各報訪員已繞予而立。予輩自波德蘭區馳騁至此，已半英里有餘，而各訪員又何能突然出現於此？中有一人，予見其曾躍登御人之側，與御人共坐而來。然此外尚有十餘人，豈盤踞於予輩車頂而偕來者耶？各報訪員慮予一入蘇格蘭場警署，或不免有稍久之盤桓，因要予於某旅館前，俟予出，即擁予至旅館之後屋。其為勢之強，較諸唐某等曳予入使館時為尤甚；而各訪員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較諸中國使館之渴欲得予頭顱為尤劇也。予既入旅館，被圍於眾人之中，有問即答，各訪員隨答隨寫，其疾如飛。予觀其所書，心竊異之，蓋予當時猶未知其所用者為速記書法也。予言既窮，無可復語，忽聞予友康德黎君呼曰：「諸君乎，時至矣！」予仍被擁簇入車，向蘇格蘭場進發。警署之視予，直同一無知少年，即觀於偵探長喬佛斯可見。蓋喬佛斯誠摯之容色，坦率之言辭，長者之對於卑幼則然也。予既入警署，即將前後所遭歷述一過。警官錄畢，向予宣讀，讀畢命予署名紙末。所歷可一小時，乃偕予友康德黎君興辭而出。
康德黎君挈予歸，相見之悲喜，接待之殷摯，自無待言。康德黎君夫婦等，成舉杯為予頭顱壽。是晚求見予者弗絕，至深夜始得就寢。此一宵睡夢之酣，實為予有生以來所罕覯。連睡至九小時，忽為樓上群兒跳號之聲所警醒。第聞康德黎君之長子名坎思者，謂其弟妹曰：「柯林，汝扮作孫逸仙。柰兒，汝扮作馬凱尼。我則為援救孫逸仙者。」未幾，喧鬧雜沓之聲大作，馬凱尼被撲於地矣，孫逸仙被援出險矣。於是鼓聲咚咚，笛聲嗚嗚，以示大赦罪之意；而合唱一歌，名曰《布列顛之前鋒隊》（TheBri-tishGrenadiers）。
禮拜六日（即十月二十四號），來訪者仍終日弗絕。予與康德黎君一一應答，幾干舌敝唇焦。且來訪者無不亟亟問訊，康德黎、孟生二博士何以能得此消息。設予儕漫應曰「賴使館中人之密為傳遞」，則使館中人之厚予者反不免因是而被嫌疑，遭擯斥，是大不可也。乃英僕柯爾自此案既白，即毅然辭退，不願復役於中國使館。是則以一身之去，免餘人於嫌疑，而予儕亦可以道破實情，謂居間通信乃出於柯爾之力也。至外間謂予厚賂柯爾因得脫險，殊非事實。予以密信授柯爾，並以二十鎊，固謂柯爾為予效奔走，不得不稍償其勞；詎知柯爾即於得金之次日，轉授於予友康德黎君，謂此為孫某之物，請予友代為收貯。及予既歸，始知其事，乃以二十鎊力迫柯爾受之。予當時財力止此，故所贈亦止此，揆諸方寸，殊嫌未愜也。當十月十八號（即禮拜日）下午柯爾為予投書至康德黎家時，既已按鈴入門，達於廳事，知予友已外出，乃請見康德黎夫人。僕聞言，入白夫人。柯爾獨立廳事中，瞥見廳之一隅有一華人佇立而望，因大驚失色，自思此來必已為使館所知，故遣人尾隨至此。迨夫人出，柯爾以所疑告。夫人急慰解之，令其無恐。蓋立於室隅者實一塑成之中國人形，其大小與人身相似，康德黎君在香港行道時賞其塑制之工，遂購歸，設於廳事。驟見者往往怪詫，而柯爾心膽既虛，則惶恐尤甚也。
予當日遭逢，大略儘是。是時英議院尚未屆召集之期，故不知議院雲何。然予自出險之後，相識漸眾，倫敦及倫敦以外之英人多以是謬相推愛，極一時賓朋酬酢之樂焉。
附錄
當時英國報紙關於此案之記載評論，謹擇要附錄於下。
其最先投函於倫敦《太晤士報》者，為荷蘭學士Profes-sor Holland，文曰《孫逸仙案》：
「記者足下：因孫逸仙案而發生之問題有二：（一）中國公使之拘留孫某，是否為違法舉動？（二）設其為違法舉動，而又不允釋放，則宜用何種適當之方法，俾將孫某釋出？
第一問題之答語，固無庸遠求。蓋自一千六百又三年法國蘇爾黎（Sully）為駐英公使時，雖有將某隨員判定死罪移請倫敦市尹正法之事，然自是厥後，凡為公使者罕或行使其國內裁判權，即對於使館中人亦久不行用此權。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葡萄牙駐荷公使藍陶氏（Leitao）以見欺於馬販某，將該馬販拘禁於使館，終至激起荷人之暴動，將公使館搜劫一空。當時荷人威克福氏（Wicquefort）對於藍陶此舉深致評駁，蓋藍陶氏固嘗在大庭廣眾中演說萬國公法，非不知法律者也。今孫逸仙既在英國，自當受英國法律之保護，乃公使館驟加拘禁，是其侵犯吾英國之主權者大矣。
第二問題雖不若第、一問題之單簡，然解決之方，要亦無甚困難。中國公使如不允將孫某釋出，則英國借此理由，已足請該公使退出英國。如以事機急迫，恐飭令該公使回國之舉或不免涉於遲緩，則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也。或謂使館應享有治外法權，此治外法權一語過於簡括，實則其意義不過謂使館之於駐在國，為某種緣由之故，間有非該駐在國平常法權所能及耳。然此等享有權歷來相習成風，業已限制甚嚴，且證諸成案，而於通行之享有權外，實不能復有所增益也。證諸一千七百十七年裘倫保（Gyllenburg）之案，可見使臣駐節於他國，苟犯有潛謀不利於該國之嫌疑，則該國政府得拘捕其人，搜檢其使館。又證諸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茄賴了（Mr．Gallatin）之御人一案，只須駐在國之政府以和平有禮之通牒報告使館之後，即可遣派警察赴該使館拘逮犯案之僕役。又除西班牙及南美洲各共和國之外，凡使館已不復能藏匿犯人，即政事犯亦不得借此為通逃藪，是又各國所公許者也。至於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羈禁，則駐在國之地方警察惟有斟酌情勢所需，為實力之干涉，以資解決而已。
今孫逸仙堅稱被中國公使館誘劫於道途，且將舁赴輪舟，以便解送至中國，是中國官場對於此案所負之責任，固無庸深詰。中國官場悍然出此，豈尚能有辯護之餘地乎？萬一誘劫之情果屬非虛，押解之謀見諸實責，則此案之情之嚴重，不言可知。而其出於公使館僚屬之急於見功，亦可洞見麥丁博士（Dr．Martin）在北京同文館教授國際法有年，使臣在外應遵何道以行，中國政府豈猶茫然未之審也？--十月二十四日荷蘭由奧克斯福發。」
楷文狄虛（Mr．Cavendish）者，生平於國際交犯之法律最極研究有素者也，其語某君之語曰：
「孫逸仙一案，以予記憶所及，實無其他相同之例案可資引證。昔者桑西巴（Zanzibar，東非洲國名）１謀篡君位之人犯[今譯桑給巴爾。]，系自行走避於倫敦德國領事署，挾德政府相厚之情，冀為庇護；既而國際法之問題起，德人不允交出，遂移往歐洲大陸之德屬境內。此與本案截然不同。蓋孫逸仙系中國之籍民，其所入者系本國之使館，其逮捕者系本國之使臣，其罪名則系謀覆本國之政府，凡此所述如悉系事實，則只須由英國外務部出而為外交上之陳辭，而無須為法律上之辦理，蓋按諸法律實無可引之條也。」
胡德氏（Mr．JtesG．Wood）為荷蘭氏所建之議，亦投函《太晤士報》，為法律問題之討論曰：
「荷蘭學士所擬第二問題，雖揆諸情勢，幸已無甚重要。然此端實大有足供研究者在。竊謂該學士所擬之答語，殊不足令人滿意也。
該學士論及中國公使萬一不肯將人犯釋放條下，有云『以本案情節而論，即令倫敦警察入搜使館，亦不必疑其無正當理由』云云。該學士既曰不必疑，則必有其可疑者可知；至於可疑者究竟何在，則該學士未之釋明也。以該學士之所答，並不能謂為解決問題，只可謂之猜測而得一解決法耳。公使館即或違法而拘留人犯，然倫敦警察並無入公使館釋放人犯之職權；萬一有入公使館而為此舉動者，公使館盡可以強力拒敵之，揆諸法律無不合也。以吾所聞，公使館果有私拘人犯之事，則揆諸法律所可以行用之手續，惟有頒發交犯審訊之諭（Habeas１Corpus[原文有錯，今據英文本校改。]，即保護人權之令，若被捕後不即交審，可發此諭交由公堂訊判，如無罪則二十四小時後即應保釋）而已。顧事有難焉者，則此諭將交諸公使乎？抑交諸公使館中之員役乎？設交諸公使或員役，而彼乃置諸不問，則可施以藐視公堂之處斷乎？以予所知，實無成案可以援引也。
荷蘭學士又謂公使之所居應享有治外法權，其實公使館與輪舟不同，彼享有此權者乃公使之本身而非公使館也。相傳公使之本身及其家屬隨員等，於民事訴訟得享有完全蠲免權，是以此等問題者，乃個人問題，而非居處問題；乃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及其家屬隨員等之問題，而非若者可施若者不可施諸公使館之問題也。惟其然也，故予所擬頒布交犯審訊令之辦法，似不免牽涉而有礙於邦交也。
至引用成案，謂警察得持信票入公使館拘捕在他處犯有罪案之人犯，如荷蘭學士所謂『公使館而擅行逮捕人犯，私加羈禁，則地方警察惟有為實力之干涉』云云。斯論也，實亦不足為萬全之計，蓋此等成案與孫逸仙案並無公同之點也。--十月二十七日胡德氏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郵報》有論云：
「孫逸仙者，即近日被逮於倫敦中國公使館，擬置諸典刑，視同叛逆者也。顧此人他日似未必不為歷史中之重大人物，然未經正當之法庭加以審訊，自不得謂為與會黨有關，且不得謂該會黨之舉動確在傾覆中國朝廷也。彼以孫逸仙為叛逆者，僅出於倫敦中國使館與夫廣東官場之擬議耳。然孫君固非尋常人物，以開通之知識而目擊中國數百兆人之流離困苦，彼一般華人之中，且有慨然動念、奮然思起者矣。據中國官場之宣告，謂此等華人曾於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十月間起而圖亂，其為之領袖者，則孫逸仙也。
中國之不免於變亂，夫人而能言之；而其變亂之期之迫於眉睫，則無論居於外國之外人不能知，即寓於遠東之外人亦罕有能知之者也。迨廣州之變既作，以事機不密，倏就傾覆，而當事者仍漠然不動於心，至堪齒冷。他日變起，其可危必更甚於昔之金田軍；蓋其組織之新穎，基礎之文明，較金田軍尤數倍過之也。總之，領袖諸人以事機未熟，故暫圖偃伏，非以偶然失敗之故而遂盡棄其革命之計劃也。
至革命派之緣起，雖無由追溯，而其大致要由不慊於滿清之行事。近中日一戰，而此派遂嶄然露其頭角。孫逸仙博士輩之初意，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要求立憲政體之創行而已，迨至和平無效，始不得不出於強力。然歷觀中國歷史中之崛起隴畝、謀覆舊朝者，其精神意氣大都豪悍不馴；而孫氏則獨不然，秉其堅毅之心志，不特欲調和中國各黨派，且將使華人與西人、中國與外國亦得於權利之間悉泯衝突焉。然而事有至難解決者，則一舉之後必有種種繼起之困難，而此等困難最足使任事者窮於應付也。孫氏豈不知有大興作，不得不借外國之國家與個人為之援助，然而中華全國方無處不為排外之精神所貫徹，是則欲泯除而開導之，固不能不有需乎時日也。總之此等事業，其性質至為宏碩，而其舉措又至為艱難。惟孫氏則本其信心，謂他日欲救中國，勢不能不出乎此，而目前則惟有黽勉以圖，冀其終底於成功而已。
孫氏誕生於火納魯魯，受有英國完美之教育，且於歐美二洲遊歷甚廣，其造詣亦至深。昔嘗學醫於天津，繼復執業於香港。其軀幹適中，肌膚瘦挺，容貌敏銳而爽直，舉動之間毫無矯矜，而言語又極懇摯；至其知覺之敏捷，處事之果毅，尤足使人油然生信仰之心，是誠不可謂非漢族中之傑出者也。中國今日正與各國在專制時代無異，凡主張創行新政、革除腐敗者，概被以叛逆之名，故有志之士欲傳播其主義，勢不得出以慎密。孫氏於千八百九十五年之始著有政治性質之文字，發行於香港，而傳播於中國南省。其於良政府與惡政府描述極為盡致，兩兩相較，自足使人知所去取。然而措辭至為留意，雖以彼狠若狼虎、善於吹求之中國官吏，亦復未從而指摘之。中國人士得讀此書，無不慨然動念。未幾，遂有秘密會社之發生，則孫氏與焉。
當中日戰事未起以前，中國水陸兩軍，以上官之遏抑，已多懷怨望；即文官亦非無表同意者。況中國伏莽遍地，響應尤易。其初次起事之期定於本年三月間，時則火納魯魯、新嘉坡、澳洲等處，紛紛輸資回華。然人才尚形缺乏，軍需亦未充足，遂改期至十月間。於時軍械彈藥陸續購備矣，香港之黨人赴粵以攻廣州矣，餉項亦甚形富足矣，外國之參謀官及軍事家已延聘矣。日本政府雖無明白之答覆，而黨人則已請其援應矣。凡起事之謀，可謂應有盡有。不幸為奸人所算，洩其謀於當事，卒至全功盡覆。蓋當時有僑寓香港之中國某富商，附和新黨，知其集資購械等事可緣以為利，遂宛然以富商而為志士。既而知起事期迫，該商方為中日戰事後某財政團之一，經營中國路礦等事，恐干戈一起則權利將受影響，遂不惜舉黨人之謀盡洩於粵官，而仍緣之以為利。黨人之計既被所傾覆，孫氏即出奔於異國。此次以嫌疑被戮者凡四五十人，並懸賞以緝孫氏。
孫氏由香港至火納魯魯，復由火納魯魯至美國。駐美中國公使館中人聞孫氏之緒論，頗有志於革新。既而赴倫敦，思欲以鼓吹駐美使館者鼓吹駐英使館。而不意美使館有陽則贊成革命，陰則志香港富商之志，思緣以為利者，密白其事於駐英使館。而孫逸仙被使館誘劫之案，遂因以演成矣。此案雖由馬凱尼一再辯護，而孫氏之始則被劫，繼則羈禁，固已無可諱言。至孫氏之得脫於禍，實賴友人康德黎博士之力雲。」
當時英人士討論此案，多集矢於馬凱尼，《太晤士報》最先著論抨擊之，文曰：
「歐洲各國方以目前為邦交輯睦、彼此相安無事之時，而豈知倫敦中國公使館突然發見一案，其以破壞法律及成例，而足以惹起國際之交涉者，關係固不淺哉！孫逸仙被幽於中國公使館之中，幸其財力猶足以暗通消息，俾其英國友人得施營救之計。英警署既派遣偵探密伺於公使館之外，俾該使館無由將孫氏運解至船。而外務大臣薩裡斯伯又要求該使館期以立釋。幸而此案早破，得以無事。否則孫氏既被遞解，就刑戮於中國，英之外務部必且致責言於中國政府，而勒令將本案有關之人一一懲辦，其損害於邦交固何如哉！孫氏既被誘劫入公使館，即由馬凱尼勳爵出見，旋即被錮一室，直至英外部出而干涉，始克見釋。夫馬凱尼，英人也，乃亦躬與於此案。此案之失敗固可預料，即幸而獲免，然他日與於此案者亦必同受巨創，馬凱尼此舉不亦可異乎？聞中國公使當釋放孫氏之時，謂渠之釋放此人，期無損於使臣應有之權利。噫！此等權利似決非文明國所欲享有者也，設竟或使用此等權利，則其為不可恕，又豈待言？昔者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美尼亞人入使館，意在繁其體，塞其口，而舁送登舟，遞解回國，冀為土耳其皇之犧牲。孫氏之案，毋乃類是乎？」
馬凱尼睹是論即復書該報曰：
「貴報評論向極公正，乃本日社論中評某華人被誘於中國使館一案，詞連於予，殊失貴報公正之素旨。彼華人之自稱姓名甚多，而孫逸仙其一也。貴報既歷敘使館與孫逸仙所述之案情，而對於予之行為則頗致微辭，是明明以孫逸仙之所言為可信，而以使館之所言為不足據也。貴報引土耳其使臣在倫敦誘阿美尼亞人事為佐證，殊不知本案並無所謂誘劫，彼原名孫文、偽名孫逸仙所供之辭，如謂被捕於道途、被挾入使館等語，皆至不足信者也。孫逸仙之至使館，系出己意，且為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來在禮拜六日，即十月十號。二次之來在禮拜日，即十月十一號。治國際法學者對於孫逸仙被使館拘留一節，無論作何評論，抱何見解，然必先知本案並無所謂誘騙，即其入使館時亦並未嘗施以強力或欺詐，此為本案之事實，而亦至可憑信者也。」
觀馬凱尼此書，其雲孫逸仙姓名甚多，是明明將以此肆其污蔑，使外國知予非正人。而不知華人習俗，多有以一人而兼三、四名者，此在馬凱尼要無不稔知之也。華人自有生以後，襁褓中父母所呼之名，一也；稍長從師，學塾中師長所授之名，二也；既而身入社會，則有所謂字者，有所謂號者，惟名字屢易，而姓則不變。彼馬凱尼之在中國，有稱為馬大爺者，有稱為馬凱尼者，有稱為馬晉山者，以此例彼，其道一也。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斯比克報》（The Speaker）亦刊有一論，其標題為《波德蘭區之牢獄》，論曰：
「馬凱尼者，役於中國公使館者也。此公使館之受役者，以不慊於《太晤士報》之評斥，而投函復正，是亦猶土耳其大僚胡資氏（Woods Pasha）為土政府辯護之故，而現身於英國之報紙也。然此事出諸真正之東方人，則不特為情理所宜然，而亦足征其性質之特別；若出諸假托之東方人，則適足以供嘲笑而已。馬凱尼之佈告天下，謂孫逸仙醫士之入公使館，並非由於誘劫；然使孫逸仙當時稔知彼延接者、招待者為何如人，孫氏固肯步入彼波德蘭區之牢獄（以公使館在倫敦之波德蘭區，故名）而絕無趑趄瑟縮乎？馬凱尼於此語乃不置一答辭，何也？況馬凱尼既睹孫氏被捕，而乃絕不設法以冀省釋，直待外務部出而為堅毅之要求，始得出獄，又何故也？夫公使館苟不欲解孫氏回國，何必系之於使館中？馬凱尼身在倫敦，且以迫於責任之故，遂不得不陷入此可憐之地位。若此劇而演於中國之廣州，固不失為循法而行，至正至當也。馬凱尼既遭失敗，將使北京當道者病其無能，固應緘口結舌，自比於中國人之所為，而乃猶昂首伸眉，論列是非於倫敦《太晤士報》乎？且使此次被劫者而為德國人或法國人，則事之嚴重將不可問，幸而其人籍隸中國，聞者不過一笑置之。而報紙之對於此事，亦僅如聞李鴻章之忽焉而畀以相位，忽焉而以未奉召命擅自入宮，被太后之譴責而已。然而自今以往，凡過波德蘭區之牢獄者，不得不竦然以懼、啞然以笑也。（下略）」
予得釋後，即投函各報館，以謝英政府及英報紙相援之情，文曰：
「予此次被幽於中國公使館，賴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釋。並承報界共表同情，及時援助。予於英人之尚公德、好正義，素所欽仰，身受其惠，益堪徵信。且予從此益知立憲政體及文明國人之真價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謀吾祖國之進步，並謀所以開通吾橫被壓抑之親愛同胞乎！爰馳寸簡，敬鳴謝忱。孫文緘於波德蘭區覃文省街之四十六號」
注釋：
據孫文自述、甘作霖譯《倫敦被難記》（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年五月出版）。譯本中的英文據英國布里斯托爾（Bristol）一八九七年初版的英文本校改
*在英國倫敦用英文寫成，原書名是「Kidnappedin London」。後被分別譯成俄、日、中等國文字出版。
《孫中山選集》
敬告同鄉書*
（一九○三年十二月）
同鄉列公足下：
向者公等以為革命、保皇二事，名異而實同，謂保皇者不過借名以行革命，此實誤也。
天下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夫常人置產立業，其約章契券猶不能假他人之名，況以康梁之智而謀軍國大事、民族前途，豈有故為名實不符而犯先聖之遺訓者乎？其創立保皇會者，所以報知己也。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湉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為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易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保皇，實則革命，則康梁者尚得齒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可無疑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讀康有為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為功南北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誣妄康梁一至於是耶？
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諸於梁啟超之口，是何謂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誠無偽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為公敵、為漢仇耶？梁為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浸熟，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為革命之氣所動盪，偶而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同種之過於恩人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其師康有為者，是猶乎病人之偶發囈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寫腹以表自其保皇之非偽，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偽；而其所言保皇屬真，則革命之說亦偽。
又如本埠保皇<報>之副主筆陳某１者[指檀香山正埠《新中國報》副主筆陳儀侃。]，康趨亦趨，康步亦步，既當保皇報主筆，而又口談革命，身入洪門，其混亂是非、顛倒黑白如此，無怪公等向以之為耳目者，混革命、保皇而為一也。此不可不辨也。今幸有一據可以證明彼雖口談革命，身入洪門，而實為保皇之中堅，漢族之奸細。彼口談革命者，欲籠絡革命志士也，彼身入洪門者，欲利用洪門之人也。自弟有革命演說之後，彼之詐偽已無地可藏，圖窮而匕首見矣。若彼果真有革命之心，必聲應氣求，兩心相印，何致有攻擊不留餘地？始則於報上肆情誣謗，竭力訾毀，竟敢不顧報律，傷及名譽，若訟之公堂，彼必難逃國法。繼則大露其滿奴之本來面目，演說保皇立憲之旨，大張滿人之毒焰，而痛罵漢人之無資格，不當享有民權。夫滿洲以東北一遊牧之野番賤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尚不能享，此又何說？其尊外族、抑同種之心，有如此其甚者，可見彼輩所言保皇為真保皇，所言革命為假革命，已彰明較著矣！
由此觀之，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故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誠能如康有為之率直，明來反對，雖失身於異族，不愧為男子也。
古今來忘本性、昧天良、去同族而事異種、捨忠義而為漢奸者，不可勝計，非獨康梁已也。滿漢之間，忠奸之判，公等天良未昧，取捨從違，必能審定。如果以客帝為可保，甘為萬劫不復之奴隸，則亦已矣。如冰山之難恃，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豸乎！
書不盡意，余詳演說筆記中，容出版當另行呈政。此致，即候大安不既。
弟孫逸仙頓
注釋：
據鄭東夢編《檀山華僑》（檀香山檀山華僑編印社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轉錄《檀山新報》所載《敬告同鄉書》
*孫中山的這篇致海外僑胞的公開信，是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魯魯）寫的。
《孫中山選集》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
向美國人民的呼籲
（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全世界的注意力，現在都集中在遠東，這不僅是由於俄國與日本間正在進行著的戰爭，而且也由於這樣的事實，即：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場所。歐洲人在非洲的屬地--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歐洲列強之間鬥爭的焦點--現在大體上已經劃定了，因而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東亞病夫」的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這樣一塊用以滿足歐洲野心的地方。美國在國際政治中雖然有其傳統的孤立政策，但它在這方面絕不會漠不關心，雖則在方式上與其他各國多少有些不同。首先，菲律賓群島轉到美國的控制之下，就使美國成了中國最近的鄰邦之一，因之它不可能對中國的情況閉目不理；其次，中國是美國貨物的一個巨大市場，如果美國要把它的商業與工業活動擴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國就是它必須注目的第一個國家。由此看來，所謂「遠東問題」，對這個國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的。
這個問題是重要的，同時又不易解決，因為其中牽涉到許多互相衝突的利害關係。已經有很多人認為，此次俄日戰爭的最後結局，可能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但是，從中國的立場看來，這次戰爭所引起的糾紛，要多於其所解決的糾紛；假如這次戰爭果真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活，充其量它只能決定俄日兩國之間的霸權問題。至於英、法、德、美等國的利益怎麼樣呢？對這些問題，這次戰爭是絕對無法解決的。
為了使整個問題得到滿意的解決，我們必須找出所有這些糾紛的根源。即使對亞洲事務瞭解得最為膚淺的人，也會深信：這個根源乃在於滿清政府的衰弱與腐敗，它正是由於自身的衰弱，而有擾亂世界現存政治均衡局面之勢。這種說法好像是說笑話，但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須指出這一次俄日戰爭，就可以作為一個例證。如果不是由於滿清政府完全無力保持其在滿洲的勢力與主權，那麼這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然而這次戰爭只不過是在中國問題上利害有關各國間勢將發生的一系列衝突的開端而已。
我們說滿清政府，而不說中國政府，這是有意識地這樣說的。中國人現在並沒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國政府」一名來指中國現在的政府，那麼這種稱法是錯誤的。這也許會使那些對中國事務不熟悉的人感到驚異，但這乃是一個事實--是一個歷史事實。為了使你們相信這一點，讓我們向你們簡單地敘述一下滿清王朝建立的經過吧。
滿洲人在與中國人發生接觸以前，本是在黑龍江地區曠野中飄泊無定的遊牧部落。他們時常沿著邊界侵犯並搶劫和平的中國居民。明朝末葉，中國發生大內戰，滿洲人利用那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蠻族入侵羅馬帝國的同一種方式，突然襲來，佔領了北京。這是一六四四年的事。中國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進行了最頑強的反抗。滿洲人為要強迫中國人屈服，便殘酷地屠殺了數百萬人民，其中有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青年與老人、婦女與兒童，焚燒了他們的住所，劫掠了他們的家室，並迫使他們採用滿洲人的服飾。據估計，有數萬人因不服從留髮辮的命令而被殺戮。幾經大規模流血與慘遭虐殺之後，中國人才終於屈服在滿清的統治之下。
滿洲人所採取的次一個措施，就是把所有涉及他們的對華關係與侵華事實的書籍文獻加以焚燒銷毀，藉以盡其可能地使被征服了的人民愚昧無知。他們又禁止人民結社集會以討論公共事務。其目的乃是要撲滅中國人的愛國精神，從而使中國人於經過一定時間之後，不再知道自己是處在異族的統治之下。現在，滿洲人為數不過五百萬，而中國人口則不下四萬萬，因此，他們經常害怕中國人有一天會奮起並恢復其祖國；為了防範這一點，已經採取了而且還正在採取著許多戒備手段。這一直是滿洲人對中國人的政策。
西方人中有一種普遍的誤會，誤以為中國人本性上是閉關自守的民族，不願意與外界的人有所往來，只是在武力壓迫之下，才在沿海開放了幾個對外貿易的口岸。這種誤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中國歷史缺乏瞭解。歷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與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們一個絕妙的記錄，說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紀外國傳教士在當地人民間所進行的傳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漢朝皇帝傳入中國的，人民以很大的熱情歡迎這個新宗教，此後它便日漸繁盛，現在已成為中國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種。不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許可在帝國內部自由地縱橫遊歷。甚至晚至明朝時，中國人中還沒有絲毫排外精神的跡象，當時的大學士徐光啟，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隨著滿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漸改變：全國禁止對外貿易；驅除傳教士；屠殺本國教民；不許中國人向國外移民，違者即予處死。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只是因為滿洲人立意由其管轄範圍內將外國人排斥出去，並唆使中國人憎恨外國人，以免中國人因與外國人接觸而受其啟迪並喚醒自己的民族意識。滿洲人所扶育起來的排外精神，終於在一九○○年的義和團騷動中達到最高峰。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義和團運動的首領不是別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由此就可以看出，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乃是滿洲人自私自利的結果，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意志。在中國遊歷的外國人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即：凡受官方影響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響較大的人民，總是對外國人愈為友善。
自義和團戰爭以來，許多人為滿清政府偶而發佈的改革詔旨所迷誘，便相信那個政府已開始看到時代的徵兆，其本身已開始改革以便使國家進步；他們不知道，那些詔旨只不過是專門用以緩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而已。由滿洲人來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改革意味著給他們以損害。實行改革，那他們就會被中國人民所吞沒，就會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若把官僚們的愚昧與腐化予以揭露出來，就會看到政府更為黑暗的一面。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無用處的官僚們，只知道怎樣向滿洲人謅媚行賄，藉以保全其地位去進行敲搾搜刮。下面就是一個非常顯著的例證：中國駐華盛頓公使最近發佈了一個佈告，禁止住在這個國家之內的中國人與反滿會黨有任何往來，違者即將其在中國本土的家人及遠族加以逮捕並處以格殺之重刑。像中國公使梁誠先生這樣一個有教養的人所做的這樣一種野蠻行為，除了可能認定他是想討好政府以便保全其公使地位外，不能夠有其他解釋。想由這樣的政府和其官吏厲行改革，會有什麼希望呢？
在滿清二百六十年的統治之下，我們遭受到無數的虐待，舉其主要者如下：
（一）滿洲人的行政措施，都是為了他們的私利，並不是為了被統治者的利益。
（二）他們阻礙我們在智力方面和物質方面的發展。
（三）他們把我們作為被征服了的種族來對待，不給我們平等的權利與特權。
（四）他們侵犯我們不可讓與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五）他們自己從事於、或者縱容官場中的貪污與行賄。
（六）他們壓制言論自由。
（七）他們禁止結社自由。
（八）他們不經我們的同意而向我們徵收沉重的苛捐雜稅。
（九）在審訊被指控為犯罪之人時，他們使用最野蠻的酷刑拷打，逼取口供。
（十）他們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我們的各種權利。
（十一）他們不能依責保護其管轄範圍內所有居民的生命與財產。
雖然有這樣多的痛苦，但我們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與他們和好相安，結果卻是徒勞無效。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中國人民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為了普遍地奠定遠東與世界和平，業已下定決心，採取適當的手段以求達到那些目標，「可用和平手段即用和平手段，必須用強力時即以強力臨之」。
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我們可以看到，一九○○年有惠州起義，一九○二年在廣州曾圖謀舉義，而廣西的運動現在猶以日益增大的威力與勇氣在進行著。中國的報紙與近來出版的書刊中也都充滿著民主思想。再者，還有致公堂（中國的反滿會黨）的存在，這個國家內一般都稱之為中國共濟會，其宗旨乃是「反清（滿洲）復明（中國）」。這個政治團體已存在了二百多年，有數千萬會員散佈在整個華南；僑居這個國家之內的中國人中，約有百分之八十都屬於這個會黨。所有抱著革命思想的中國人，約略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人數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搾而無力謀生的人；第二類為憤於種族偏見而反對滿清的人；第三類則為具有崇高思想與高超見識的人。這三種人殊途同歸，終將以日益增大的威力與速度，達到預期的結果。由此顯然可以看到，滿清政府的垮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有人時常提出這樣一種在表面上似乎有道理的論調，他們說：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豐厚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並採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如果外國幫助中國人民提高和開明起來，則這些國家將由此而自食惡果；對其他各國來說，他們所應遵循的最明智的政策，就是盡其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一言以蔽之，這種論調的實質就是所謂「黃禍」論。這種論調似乎很動聽，然而一加考察，就會發現，不論從任何觀點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除了道德的一面，即一國是否應該希望另一國衰亡之外，還有其政治的一面。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只有當中國人被某一外國加以適當訓練並被利用來作為滿足該國本身野心的工具時，中國人才會成為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再就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嗎？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正像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從經濟上看，一個人有一個窮苦愚昧的鄰居還能比他有一個富裕聰明的鄰居合算嗎？由此看來，上述的論調立即破產，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黃禍畢竟還可以變成黃福。
列強各國對中國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政策：一種是主張瓜分中國、開拓殖民地；另一種是擁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於固守前一種政策的人，我們無需乎去提醒他們那種政策是潛伏著危險與災難的，俄國在滿洲殖民的情況已表明了這一點；對於執行後一種政策的人，我們敢大膽預言：只要現政府存在，他們的目標便不可能實現。滿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要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我們恐怕這種支撐行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顛覆。歷史表明，在中國，朝代的生命，正像個人的生命一樣，有其誕生、長大、成熟、衰老和死亡；當前的滿清統治，自十九世紀初葉即已開始衰微，現在則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們認為，即使是維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的善意與義俠行為，如果像我們所瞭解的那樣是指對目前搖搖欲墜的滿清王室的支持，那麼注定是要失敗的。
顯而易見，要想解決這個緊急的問題，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來代替舊政府，這樣一來，中國不但會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國家維護中國的獨立與完整的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有許多極有教養的能幹人物，他們能夠擔當起組織新政府的任務；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的計劃，經慎重考慮之後，早就制訂出來了。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願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情況改善，把他們從現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我們的任務確實是巨大的，但並不是無法實現。一九○○年義和團戰爭時，聯軍只需為數不足兩萬的軍隊，就能擊潰滿清的抵抗，進軍北京並奪取北京城；我們以兩倍或者三倍於這個數目的人力，毫無疑義地也可以做到這一點，而且我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從我們的愛國分子中徵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從最近的經驗中可清楚地看到，滿清軍隊在任何戰場上都不足與我們匹敵，目前愛國分子在廣西的起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們距海岸非常遙遠，武器彈藥的供應沒有任何來源，他們得到這些物資的惟一方法乃是完全依靠於從敵人方面去俘獲；即使如此，他們業已連續進行了三年的戰鬥，並且一再打敗由全國各地調來的官軍對他們的屢次征討。他們既然有出奇的戰鬥力，那末，如果給以足夠的供應，誰還能說他們無法從中國消滅滿清的勢力呢？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
拯救中國完完全全是我們自己的責任，但由於這個問題近來已涉及全世界的利害關係，因此，為了確保我們的成功、便利我們的運動、避免不必要的犧牲、防止列強各國的誤解與干涉，我們必須普遍地向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別是向美國的人民呼籲，要求你們在道義上與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援，因為你們是西方文明在日本的開拓者，因為你們是基督教的民族，因為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我們希望能在你們中間找到許多的辣斐德１[辣斐德（M．L.Lafayette），又譯拉法葉特、拉斐特，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一七七七年志願參加北美獨立戰爭並擔任將軍，以實際行動幫助了美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注釋：
據胡漢民編《總理全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年二月出版）第四集影印的英文原稿重譯
*用英文寫作，原題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美國聖路易脫稿，同年秋在紐約出版單行本，年底被譯成中文在日本發行。
《孫中山選集》
《太平天國戰史》序*
（一九○四年）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朱明不數年，奄有漢家故土，傳世數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餘年，及身而亡。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
胡元亡漢，運不及百年，去古未遠，衣冠制度仍用漢官儀。加以當時上君子，半師承趙江漢、劉因諸賢學說，華夷之辯，多能道者。故李思齊等擁兵關陝不出，劉基、徐達、常遇春、胡深諸人皆徒步從明祖，群起亡胡，則大事易舉也。
滿清竊國二百餘年，明逸老之流風遺韻，蕩然無存。士大夫又久處異族籠絡壓抑之下，習與相忘，廉恥道喪，莫此為甚。雖以羅、曾、左、郭１號稱學者[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終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太平天國遂底於亡。豈天未厭胡運歟？漢子孫不肖應使然歟？抑當時戰略失宜有以致之歟？
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偉績概付焚如，即洪門子弟亦不詳其事實，是可憂也。漢公搜輯東西太平遺書，鈔譯成冊，中士秘本考證者不下數十種，雖當年遺老所見所聞異辭，文獻足征大備，史料官書可據者錄之，題曰《太平天國戰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與戰相終始，其他文藝官制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時官書偽本流行，關於太平戰績，每多隱諱。漢公是編，可謂揚皇漢之武功，舉從前穢史一澄清其奸，俾讀者識太平朝之所以異於朱明，漢家謀恢復者不可謂無人。洪門諸君子手此一編，亦足征高曾矩矱之遺，當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榮焉。
此序。
孫文逸仙拜撰
注釋：
據漢公（劉成禺）編著《太平天國戰史》前編（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
*《太平天國戰史》一書作者劉成禺，是旅居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這部著作是孫中山建議他寫的。孫中山為他提供資料，並作序。這年，《太平天國戰史》前編在東京初版發行。
《孫中山選集》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一九○五年八月十三日）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佈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顧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迥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為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
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借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事日迫，不勝危懼。然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逞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為事，豈計之得者耶？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為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為之，獨不事半功倍乎？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
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
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為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曾菲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
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淨，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下略）
注釋：
據《民報》第一號（東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過庭（陳天華）《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這是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中國同盟會一星期前的演說
《孫中山選集》
《民報》發刊詞*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姱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捨，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己大群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視不遠，游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翳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群，吾群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為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
注釋：
據《民報》第一號（東京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孫文《發刊詞》
*《民報》是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月刊。創刊號脫期出版，這裡標出的是該號印刷日期。
《孫中山選集》
軍政府宣言*
（一九○六年秋冬間）
天運歲次年月日，中華國民軍軍都督奉軍政府命，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佈告國民。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此為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只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經綸暨將來治國之大本，佈告天下：
（一）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
上四綱，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為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發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畜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並施教育，修道路，設警察、衛生之制，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每一縣以三年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第二期為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平定後六年為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於憲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
以上為綱有四，其序有三，軍政府為國戮力，矢信矢忠，始終不渝。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踔厲堅忍，共成大業。漢族神靈，久焜耀於四海，比遭邦家多難，困苦百折，今際光復時代，其人人各發揚其精色。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國人相視，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一切平等，無有貴賤之差、貧富之別；休戚與共，患難相救，同心同德，以衛國保種自任。戰士不愛其命，閭閻不惜其力，則革命可成，民政可立。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
注釋：
據張永福編《南洋與創立民國》（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影印《革命方略》油印本原件中的《軍政府宣言》
*當時，孫中山和黃興、章太炎等在日本制訂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它由十多篇文件組成，本文是第一篇。這裡收錄的是一九○八年孫中山在新加坡增訂的版本。
《孫中山選集》
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諸君：
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為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
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因為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裡？政權在那裡？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佔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卻成為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嗎？那非洲杜國１[杜蘭斯哇，今譯德蘭士瓦（Transvaal）。]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尚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屍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狠對得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裡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
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城破了，還要大殺十日才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為，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剿絕他，故此騎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
至於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盡，卻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卻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卻純是政治問題；佛蘭西民主政治〔體〕，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為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
惟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為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卻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這不止是我們革命之目的，並且是我們革命的時候所萬不可少的。
說到民生主義，因這裡頭千條萬緒，成為一種科學，不是十分研究不得清楚。並且社會問題隱患在將來，不像民族、民權兩問題是燃眉之急，所以少人去理會他。雖然如此，人的眼光要看得遠。凡是大災大禍沒有發生的時候，要防止他是容易的；到了發生之後，要撲滅他卻是極難。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卻還在幼稚時代，但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那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傷國民的元氣。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
於今先說民生主義所以要發生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下半期才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因，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這個道理，狠覺費解，卻可以拿淺近的事情來做譬喻。大凡文明進步，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那電力、汽力比起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一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得谷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為他不是專用手足，是藉機械的力去幫助人功，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夠人的用度，故他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卻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愁不足，只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萬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才所說正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裡。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興月盛，遂變為一種狠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識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
這真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禾去謀生活的，歐美卻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卻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
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餬口，工業卻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飢餓。只就倫敦一城算計，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
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也是如此。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明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卻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
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為己有；這是他未知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家。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有，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為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
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預備立憲的上諭，目驚自擾。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的，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是不能學的，美是不必學的。英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為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為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為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
那五權除剛才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卻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狠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於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著大統領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向來是選相興廢，遇著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樣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更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才得妥當。
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台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１[今譯麥金萊（W．Mckinley）。]、羅斯威２等[今譯羅斯福（T．Roosevelt）。]，才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
合上四權，共成為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眾同志盡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注釋：
據《民報》第十號（東京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民意（胡漢民）《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辭》
《孫中山選集》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締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臨時大總統之任，夙夜戒懼，慮無以副國民之望。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一旦以國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過數旬，光復已十餘行省，自有歷史以來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國民以為於內無統一之機關，於外無對待之主體，建設之事更不容緩，於是以組織臨時政府之責相屬。自推功讓能之觀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務盡責之觀念以言，則文所不敢辭也。是用黽勉從國民之後，能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願，端在今日。敢披瀝肝膽，為國民告：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日民族之統一。
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血鐘一鳴，義旗四起，擁甲帶戈之士遍於十餘行省。雖編製或不一，號令或不齊，而目的所在則無不同。由共同之目的，以為共同之行動，整齊劃一，夫豈其難？--是曰軍政之統一。
國家幅員遼闊，各省自有其風氣所宜。前此清廷強以中央集權之法行之，遂其偽立憲之術；今者各省聯合，互謀自治，此後行政，期於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關係調劑得宜。大綱既挈，條目自舉。--是曰內治之統一。
滿清時代，借立憲之名，行斂財之實，雜捐苛細，民不聊生。此後國家經費，取給於民，必期合於理財學理，而尤在改良社會經濟組織，使人民知有生之樂。--是曰財政之統一。
以上數者，為政務之方針，持此進行，庶無大過。
若夫革命主義，為吾儕所昌言，萬國所同喻，前此雖屢起屢躓，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與我友邦益增睦誼，持和平主義，將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且將使世界漸趨於大同。循序以進，不為幸獲。對外方針，實在於是。
夫民國新建，外交內政百緒繁生，文自顧何人，而克勝此？然而臨時之政府，革命時代之政府也。十餘年來從事於革命者，皆以誠摯純潔之精神戰勝所遇之艱難。即使後此之艱難遠逾於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然後臨時政府之職務始盡，而吾人始可告無罪於國民也。今以與我國民初相見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萬萬之同胞共鑒之。
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
注釋：
據廣州市博物館所藏《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原件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舉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這是孫中山宣誓及受印後向全體國民發佈的宣言書。
《孫中山選集》
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著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為專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１先生言[唐紹儀，字少川。]，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１[今譯阿根廷。]、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歎！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則〔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餬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注釋：
據《中國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南京中華民國大總統府印鑄局一九一二年印件）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當天所作的這個演說，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不久即被摘譯成法、英、俄等國文字，以論文的形式在國外發表。
《孫中山選集》
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前略）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民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此在有形之機關為然，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蓋在政治機關，百執事按級供職，必紀律嚴明，然後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與列強相競爭。
由斯而談，聞者或以為與平日所信之共和與自由主義大相衝突，其實不然。僕前言之矣，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以謀其生；而官吏則為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實不啻為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為總統時，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實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為國民的自由也。
僕此次解職，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此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僕之解職有兩原因；一在速享國民的自由；一在盡瘁社會上事業。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著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今試即〔以〕中國四萬萬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過五萬人，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餘者皆普通人民。是著眼於人數，已黨社會事業萬萬不能緩辦。未統一以前，政事、軍事皆極重要；而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二者並行而不悖。僕此次解職，即願為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國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巨，為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擔任之。
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即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未退為人民，而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從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此其異點耳。
注釋：
據上海《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本社記者筆述《孫先生演說辭》
《孫中山選集》
在武昌十三團體聯合歡迎會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
近來團體之多，至不可數，此可征民智之發達矣，而僕深恐其不能抱一目的，為一致之進行。夫民族思想，根於天性，故十餘年來各團體群趨於革命，一言排滿，舉州〔國〕同聲，乃遂有今日。滿洲專制政府倒矣，以中國史例征之，大可以本族專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跡於天下，意見雖偶有參差，而無不同向於共和。是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種，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會革命著手伊始，僕以是希望各團體，復以其一致之精神，從事斯業。
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尚遠。蓋吾國生活程度低，資本家未嘗發見。歐美現象與吾相反，社會主義且憂其扞格不入，奚言吾國？」為此言者，真淺見之徒，不足與言治也。諸君須知，歐美改良政治之時，其見解亦胡不同於吾人。當其時，社會之流弊未生，彼以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諸君只知歐美今日社會上補苴罅陋之政策，為應於社會問題而起，而不悟倘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而今日補苴罅陋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疏陋也！當美利堅離英自立，豈不於政治上躊躇滿志，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之苦痛以生，國利民福，以此犧牲者多；倘起百年前美洲政家詢之，彼必自歎其失策。今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雖專橫無藝，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
邇來歐美工人對於資本家之無良，常為同盟罷工之事；然總無效。蓋工人皆貧，無持久之宿糧，工人求增值，資本家故靳之，逾兩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餓，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羈勒。至用貨者，有時亦復同為資本家所阨。蓋用貨嫌價昂，相率不購，而儲貨者可轉運他國，或居奇久囤以團用者，使終不得不就而購之。世間頗誤認同盟罷工為社會主義，而實非也。罷工一事，乃無法行其社會主義而始用之，以發表其痛苦，非即社會主義也。（未完）１[按：原註明「未完」，但以後未見續載。]
注釋：
據上海《民立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行嚴（章士釗）《孫前總統社會革命談》
《孫中山選集》
在上海同盟會機關的演說
（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同盟會之成立，於今十數年矣。昔吾輩同志開會討論，惟於海外能之，今日竟能於內地設置機關，且能自由言論，嗚呼盛哉！雖然，今日革命雖告成功，共和雖已成立，不過達吾人一部分之目的，決非已遂私心者也。願諸君以推倒滿洲政府之精神，聚而求以後之進步，使吾人向持之三民主義實行無遺，夫然後為吾人目的到達之日，而對於政綱所負之義務庶幾無憾矣。
三民主義者，同盟會唯一之政綱也，曰民族主義，曰民權主義，曰民生主義。今滿洲政府已去，共和國體已成，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今後吾人之所急宜進行者，即民生主義是。夫民族、民權之二主義，在稍有人心者，舉莫不贊同之；即有堅持君主國體之說者，然理由薄弱，稍一辯論，即歸消滅。而獨近日吾人提倡民生主義，居然有起而反對者，其言曰：「社會主義之實際，在歐美文明國中尚不能行，而況於中國乎？且今日外國之資本家，以金錢之勢力壟斷我國財<政>，苟吾國不極力提倡資本家，圖實業之發展，以資本之勢力抵制外人，則當今經濟競爭之世界中，無中國人立足地矣。」聽其言似亦有理，然彼輩之所以為此說者，蓋未知民生主義為何物，故盲然為無謂之反對耳。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反對少數人占經濟之勢力，壟斷社會之富源耳。試以鐵道論之，苟全國之鐵道皆在一二資本家之手，則其力可以壟斷交通，而制旅客、貨商、鐵道工人等之死命矣。土地若歸少數富者之所有，則可以地價及所有權之故，而妨害公共之建設，平民將永無立錐地矣。苟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則其所得，仍可為人民之公有。蓋國家之設施，利益所及，仍為國民福利，非如少數人之壟斷，徒增長私人之經濟，而貧民之苦日甚也。雖然，國有之策，滿清政府以之亡國，吾人所反對者也。然則向之反對鐵道國有者，豈與本政綱抵觸者乎？是不然。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非國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滿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害實較少數資本家為尤甚。故本會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論者又曰：「凡事必有等級，今資本家之等級尚未經過，瞢然言民生主義，人民知識、社會組織皆無此程度也。」嗚呼！果如所言，則共和之先，必經君主立憲之一階級，而今之共和又何以能成厥功乎？此更不待辯而自明者也。
要之，本會之民族主義，為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為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抵抗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故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前二者，吾同志既已灑幾許熱血而獲今日之成功，則今後更宜極其心思，盡其能力，以達最後之目的。此則予之所深望於同志諸君者也。
注釋：
據上海《民權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天仇（戴季陶）筆述《孫中山演說詞》
《孫中山選集》
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
（一九一四年秋）
袁賊苦吾國民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國以來，殆未有此萬惡政府危亡禍亂至於此極者也。
清之末造，賊實媚之，以殺吾國人。及其亡而擁兵徼利，至乃要竊總統以和。軍府不忍戰爭之綿延，以為賊本漢族，人情必思宗國，而總統復非帝王萬世之比，俯與遷就，冀其自新；亦以民國初立，舊污未殄，首行揖讓，風示天下，樹之楷模。孰意賊性凶頑，譎詐成習，背誓亂常，妄希非分，假中央集權之名，行奸雄竊國之實。驕兵悍將，騷擾於閭閻；宵小金壬，比周於左右。甚乃賄收報館，賂遺議員，清議銷沉，監督溺職，而嗾殺元勳、濫借外債之禍作矣。
贛、寧釀變，皖、滬、閩、粵、湘、蜀繼之。義師敗，賊焰愈張，自是以還，幾於不國。賊兵所至，焚掠為墟，幼女貞孀，供其淫媟。猶復恣意株連，籍沒罔恤，偶涉嫌疑，遽膏鋒刃。人民喪其樂生之心，而賊於此時方論功行賞，以慶太平，蓋自以為帝業之成，而天下莫予毒矣。卒以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又其甚者：改毀約法，解除國會，停罷自治，裁併司法，生殺由己，於奪唯私；偵諜密佈於交衢，盜匪縱橫干邑都；頭會箕斂，欲壑靡窮，朋坐族誅，淫刑以逞；礦產鬻而國財空，民黨戮而元氣盡。
軍府艱難締造之共和，以是壞滅無餘。而賊惡盈矣！殉國烈士飲恨於九原，首義勳賢投荒於海外，而覘國者遂以為自由幸福非吾中華國民所應享，此真天下之大恥奇辱也。而吾國民亦偷生視息，莫之敢指。馴此以往，亡國滅種，匪伊異人，國交之危，其見端耳。袁賊妄稱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隸牛馬之時，此仁人志士所為仰天椎心，雖肝膽塗疆場、膏血潤原野而不辭也。
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愛率義旅，誓殄元兇，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中原豪俊，望旆來歸；草澤英賢，聞風斯起。諸袁將吏士卒反正及降者，不次擢賞，勿有所問。若其棄順效逆，執迷不復，大兵既至，誅罰必申，雖欲悔之，晚無及也！
佈告天下，成使聞知。檄到如律令。
中華民國年月日孫文（印）
（說明：檄文後應由大元帥親自署名、蓋印。但在革命軍舉義之時，大元帥不在任地，司令長官得代用印宣佈。）
注釋：
據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中《革命方略》第六編文告《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
*孫中山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在日本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領導反對袁世凱的鬥爭。同年秋天他主持制訂了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這篇檄文是其中的文件之一。
《孫中山選集》
致黃興書*
（一九一五年三月）
前由英士瀝陳近況，遲遲未得還雲，甚悵甚悵！
文關懷祖國，見於政府之專制、政治之不良，清夜自思，每用痛心！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猶憶鈍初死後之五日，英士、覺生等在公寓所討論國事及鈍初刺死之由。公謂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時天仇在側，力持不可。公非難之至再，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致大局糜爛。文當時頗以公言為不然，公不之聽。及其後也，烈武、協和等相繼被黜，靜山觀望於八閩，組安反覆於三湘，介人復盤據兩浙，而分南方之勢，以掣我肘。文不勝一朝之忿，乃飭英士奮起滬濱，更檄章梓倡議金陵。文於此時本擬親統六師，觀兵建康，公忽投袂而起，以為文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遺禍匪淺。文雅不欲於兵戈擾攘之秋，啟兄弟同室之鬩，乃退而任公。公去幾日，馮、張１[指馮國璋、張勳。]之兵聯翩南下。夫以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苟得效死以守，則大江以北，決不致聞風瓦解，而英士、鐵生亦豈至一蹶不振？乃公以餉細之故，貿然一走，三軍無主，卒以失敗。堯卿、海鳴難為善後，而如火如茶之民氣，於是殲滅無遺。推原其故，文之非歟？公之咎歟？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矣。
東渡以來，日夕共謀，非欲雪癸丑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而公又與英士等互相齟齬，溥泉、海鳴復從而煽之，公不維始終之義，遂作中道之棄。離日以後，深虞失援，英士明達，復以函問，而公又置不與復。是公不復以同志為念耶？
二十年間，文與公奔走海外，流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戰之罪也。且世之所謂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廣州、萍醴幾經危難，以公未嘗一變厥志者，豈必至今日而反退縮不前乎？中國當此外患侵逼、內政紊亂之秋，正我輩奮戈飲彈、碎肉喋血之時。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機以起。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臨紙神馳，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為孟浪而菲薄之，斯則革命前途之幸雲〔也〕。１[本文提及的一些人物多用字號，其姓名依次是：陳其美（英士）、宋教仁（遯初、鈍初）、居正（覺生）、戴季陶（天仇）、柏文蔚（烈武）、李烈鈞（協和）、孫道仁（靜珊、靜山）、譚延闓（組庵、組安）、朱瑞（介人）、殷錚（鐵生）、孫武（堯卿）、何海鳴（一雁）、張繼（溥泉）。]
注釋：
據鄒魯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此函從日本東京寄往美國費城。
《孫中山選集》
討袁宣言*
（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
文自癸丑討逆之師失敗以還，不獲親承我父老昆弟之教誨者，於今三年矣。奸人竊柄，國論混淆，文於是時亦殊不樂以空言與國人相見。今海內喁喁有望治聲矣，文雖不敏，固嘗為父老昆弟所屬役，復自顛沛不忘祖國者，則請繼今一二為國人談也。
文持三民主義甘有餘年，先後與國人號呼奔走，期以達厥志。辛亥武昌首義，舉國應之，五族共和，遂深注於四億同胞之心目。文適被舉為一時公僕，軍書旁午，萬端草創，文所靖獻於國民者，固甚恨不能馨其悃忱。然國號改建，紀元維新，且本之真正民意以頒布我民國約法，其基礎不可謂不已大定。故清帝退位，南北統一，文乃辭職，介舉袁氏於參議院。蓋信其能服從大多數之民心，聽義師之要求，以贊共和，則必能效忠民國，踐履約法，而昭守其信誓也。當南北兩方情志未孚時，文嘗任調和，躬至北京，並有「願袁氏十年為總統」之宣言。何期袁氏逆謀終不自掩，殘殺善良，弁髦法律，壞社會之道德，奪人民之生計。文故主興討賊之師，所以維國法而伸正義，成敗利鈍所不計也。袁氏既挾金錢勢力，肆用詐術，而逆跡未彰，國人鮮悟，以致五省撓敗，而袁氏之惡乃益逞矣。
文雖蟄居海外，而憂國之志未嘗少衰。以為袁氏若存，國將不保；吾人既主討賊，而一蹶不振，非只暴棄，其於謀國亦至不忠。故亟圖積極進行之計，輒與諸同志謀之。顧敗喪之餘，群思持重，緩進之說，十人而五。還視國中，則猶有信賴袁氏而策其後效者；有以為其鋒不可犯，勢惟與之委蛇而徐圖補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決裂之舉者。文以為此皆有所執持，而其心理上之弱點，則袁氏皆得而利用之，以逞其欲，此文期期所不敢認以為適道者也。袁氏果於是時解散國會，公然破毀我神聖莊嚴之約法，諸民權制度隨以俱盡。文謂袁氏已有推翻民國、及身為帝之謀，而莫之敢信；而虧節墮行、為倀為偵之敗類，且稍稍出矣。文於是痛心疾首，決以一身奮鬥報我國家，乃遂組織中華革命黨，為最嚴格之約束，將盡掃政治上、社會上之惡毒瑕穢，而後復納之約憲之治。兩年以來，已集合多數之同志。其入內地經營進行者，皆屢仆屢起，不憚舉其個人之自由權利、生命財產而犧牲之，以冀奠我區夏。孤行其自信力，而不敢求知於人人，猶之辛亥以前之中國同盟會也。歐戰既起，袁氏以為有隙可乘，不惜暴其逆謀，托始於籌安會，偽造民意，強迫勸進。一人稱帝，天下騷然，志士仁人汗喘相告，而吾同志益愈奮勵，冒死以進。滇、黔獨立，文意豁然。至乃昔所不知，今皆競義，德鄰之樂，詎復可已。頻年主持，益審非謬。
顧獨居深念，以為袁氏怙惡，不俟其帝制之招揭；保持民國，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討賊美舉，尤當視其職志之究竟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為何，其策諸方來與建設根本者為何，而後乃有犧牲代價之可言，民國前途，始有攸賴。今獨立諸省通電，皆已揭櫫民國約法以為前提，而海內有志後援、研求國是者，亦皆以約法為衡量。文殊慶幸此尊重約法之表示，足證義軍之舉，為出於保衛民國之誠。袁氏破壞民國，自破壞約法始；義軍維持民國，固當自維持約法始。是非順逆，區以別矣。夫約法者，民國開創時國民真意之所發表，而實賴前此優秀之士，出無量代價以購得之者也。文與袁氏無私人之怨，違反約法，則願與國民共棄之；與獨立諸省及反袁諸君子無私人之惠，尊重約法，則願與國民共助之。我國民亦既一致自愛其寶，而不為獨夫民賊之所左右，則除惡務盡，對於袁氏必無有所姑息。以袁氏之詐力絕人，猶不能不與帝制同盡，則天下當不復有襲用其故智之人。
至袁氏今日勢已窮蹙，而猶徘徊觀望，不肯自歸於失敗，此固由其素性貪利怙權，至死不悟。然見乎倡議者之有派別可尋，竊疑黨爭未弭，覬覦其猜忌自紛，而不能用全力以討賊。殊不知鬩牆禦侮，淺人審其重輕，而況昔之政爭，已成陳跡。今主義既合，目的不殊，本其愛國之精神，相提攜於事實，見仇者雖欲有所快，無能幸也。今日為眾謀救國之日，決非群雄逐鹿之時，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殘外，凡百可本之約法以為解決。共和之原，甚非野心妄人所得假借者也。文始意以為既已負完全破壞之責，故同時當負完全建設之責。今茲異情，則張皇補苴，收拾時局，當世固多賢者。苟其人依約法被舉，而不由暴力詐術以攫取之，則固與國民所共承者也。民國元首，只有服務負責之可言，而非有安富尊榮之可慕，國民當共喻斯義。文之所持，凡皆以祈向真正之和平，故雖嘗以身當天下之沖而不自借也。
文自束髮受書，知憂國家，抱持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終始不替；所與游者，亦類為守死善道之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方幸其目的之達。乃袁氏推翻民國，以一姓之尊而奴視五族，此所以認為公敵，義不反兵〔顧〕。今是非已大白於天下之人心，自宜猛厲進行，無遺一日縱敵之患，國賊既去，民國始可圖安。若夫今後敷設之方，則當其事者所宜一切根據正確之民意，乃克有濟。文自審立身行事，早為天下共見，末俗爭奪權利之念，殆不待戒而已除。惟忠於所信之主義，則初不為生死禍福而少有屈撓。袁氏未去，當與國民共任討賊之事；袁氏既去，當與國民共荷監督之責，決不肯使謀危民國者復生於國內。唯父老昆弟察之！
注釋：
據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一六年五月九日《孫文宣言》
＊這是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以後發表的宣言。
《孫中山選集》
建國方略（上）*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
建國方略之一
孫文學說--行易知難（心理建設）
自序
文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奮，再接再勵，用能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卒賴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覆專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進，實行革命黨所抱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略》所規定之種種建設宏模，則必能乘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域，躋斯民於安樂之天也。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德薄無以化格同儕，予之能鮮不足駕馭群眾，有以致之也。然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難免有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盡關乎功成利達而移心，實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
此思想之錯誤為何？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也。此說始於傅說對武丁之言，由是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當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繫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心之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滿清之顛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國之建設者，此心敗之也。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如是則以後之建設責任，非革命黨所得而專也。迨夫民國成立之後，則建設之責任當為國民所共負矣，然七年以來，猶未睹建設事業之進行，而國事則日形糾紛，人民則日增痛苦。午夜思維，不勝痛心疾首！夫民國之建設事業，實不容一刻視為緩圖者也。
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回顧當年，予所耳提面命而傳授於革命黨員，而被河漢為理想空言者，至今觀之，適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當為民國建設之資材也。乃擬筆之於書，名曰《建國方略》，以為國民所取法焉。然尚有躇躊審顧者，則恐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大敵橫梗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為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夫如是，乃能萬眾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則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為尤速、尤易也。
時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自序於上海
第一章以飲食為證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閎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於初聞是言也，為之惶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為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於是以予構思所得之十事，以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以供學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
夫「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語，傳之數千年，習之遍全國四萬萬人心理中，久已認為天經地義而不可移易者矣。今一旦對之曰「此為似是而非之說，實與真理相背馳」，則人必難遽信。無已，請以一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以證明之。
夫飲食者，至尋常、至易行之事也，亦人生至重要之事而不可一日或缺者也。凡一切人類、物類皆能行之，嬰孩一出母胎則能之，雛雞一脫蛋殼則能之，無待於教者也。然吾人試以飲食一事，反躬自問，究能知其底蘊者乎？不獨普通一般人不能知之，即近代之科學已大有發明，而專門之生理學家、醫藥學家、衛生學家、物理家、化學家，有專心致志以研究於飲食一道者，至今已數百年來亦尚未能窮其究竟者也。
我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中國所發明之食物，固大盛於歐美；而中國烹調法之精良，又非歐美所可並駕。至於中國人飲食之習尚，則比之今日歐美最高明之醫學衛生家所發明最新之學理，亦不過如是而已。何以言之？夫中國食品之發明，如古所稱之「八珍」，非日用尋常所需，固無論矣。即如日用尋常之品，如金針、木耳、豆腐、豆芽等品，實素食之良者，而歐美各國並不知其為食品者也。至於肉食，六畜之臟腑，中國人以為美味，而英美人往時不之食也，而近年亦以美味視之矣。吾往在粵垣，曾見有西人鄙中國人食豬血，以為粗惡野蠻者。而今經醫學衛生家所研究而得者，則豬血涵鐵質獨多，為補身之無上品。凡病後、產後及一切血薄症之人，往時多以化煉之鐵劑治之者，今皆用豬血以治之矣。蓋豬血所涵之鐵，為有機體之鐵，較之無機體之煉化鐵劑，尤為適宜於人之身體。故豬血之為食品，有病之人食之固可以補身，而無病之人食之亦可以益體。而中國人食之，不特不為粗惡野蠻，且極合於科學衛生也。此不過食品之一耳，其餘種種食物，中國自古有之，而西人所未知者不可勝數也。如魚翅、燕窩，中國人以為上品，而西人見華人食之，則以為奇怪之事也。
夫悅目之畫，悅耳之音，皆為美術；而悅口之味，何獨不然？是烹調者，亦美術之一道也。西國烹調之術莫善於法國，而西國文明亦莫高於法國。是烹調之術本於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種族，則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則烹調之術不妙。中國烹調之妙，亦足表文明進化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調一道，法國為世界之冠；及一嘗中國之味，莫不以中國為冠矣。近代西人之遊中國內地者以赫氏為最先，當清季道光年間，彼曾潛行各省而達西藏，彼所著之遊記，稱道中國之文明者不一端，而尤以中國調味為世界之冠。近年華僑所到之地，則中國飲食之風盛傳。在美國紐約一城，中國菜館多至數百家。凡美國城市，幾無一無中國菜館者。美人之嗜中國味者，舉國若狂。遂至今土人之操同業者，大生妒忌，於是造出謠言，謂中國人所用之醬油涵有毒質，傷害衛生，致的他睞１市政廳有議禁止華人用醬油之事[今譯底特律。]。後經醫學衛生家嚴為考驗，所得結果，即醬油不獨不涵毒物，且多涵肉精，其質與牛肉汁無異，不獨無礙乎衛生，且大有益於身體，於是禁令乃止。中國烹調之術不獨遍傳於美洲，而歐洲各國之大都會亦漸有中國菜館矣。日本自維新以後，習尚多采西風，而獨於烹調一道猶嗜中國之味，故東京中國菜館亦林立焉。是知口之於味，人所同也。
中國不獨食品發明之多，烹調方法之美，為各國所不及；而中國人之飲食習尚暗合於科學衛生，尤為各國一般人所望塵不及也。中國常人所飲者為清茶，所食者為淡飯，而加以菜蔬豆腐。此等之食料，為今日衛生家所考得為最有益於養生者也。故中國窮鄉僻壤之人，飲食不及酒肉者，常多上壽。又中國人口之繁昌，與乎中國人拒疾疫之力常大者，亦未嘗非飲食之暗合衛生有以致之也。倘能再從科學衛生上再做工夫，以求其知，而改良進步，則中國人種之強，必更駕乎今日也。西人之倡素食者，本於科學衛生之知識，以求延年益壽之功夫。然其素食之品無中國之美備，其調味之方無中國之精巧，故其熱心素食家多有太過於菜蔬之食，而致滋養料之不足，反致傷生者。如此，則素食之風斷難普遍全國也。中國素食者必食豆腐。夫豆腐者，實植物中之肉料也，此物有肉料之功，而無肉料之毒。故中國全國皆素食，已習慣為常，而不待學者之提倡矣。歐美之人所飲者濁酒，所食者腥膻，亦相習成風。故雖在前有科學之提倡，在後有重法之厲禁，如近時俄美等國之厲行酒禁，而一時亦不能轉移之也。單就飲食一道論之，中國之習尚，當超乎各國之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國人已無待於利誘勢迫，而能習之成自然，實為一大幸事。吾人當保守之而勿失，以為世界人類之師導也可。
古人有言，「人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為一小天地，無寧謂之為一小國家也。蓋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關，其組織之完備，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國家之組織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尚非人類今日知識所能窮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議者矣！按今日科學所能窺者，則生元之為物也，乃有知覺靈明者也，乃有動作思為者也，乃有主意計劃者也。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生元之構造人類及萬物也，亦猶乎人類之構造屋宇、舟車、城市、橋樑等物也；空中之飛鳥，即生元所造之飛行機也；水中之鱗介，即生元所造之潛航艇也。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自圭哇裡氏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而豁然貫通，另辟一新天地為學問之試驗場矣。人身既為生元所構造之國家，則身內之飲食機關，直為生元之糧食製造廠耳；人所飲食之物品，即生元之供養料及需用料也。生元之依人身為生活，猶人類之依地球為生活，生元之結聚於人身各部，猶人之居住於各城市也。
人之生活以溫飽為先，而生元亦然。故其需要以燃料為最急，而材料次之。吾人所食之物，八九成為用之於燃料，一二成乃用之於材料。燃料之用有二：其一為煖體，是猶人之升火以御寒；二為工作，是猶工廠之燒煤以發力也。是以作工之人，需燃料多而食量大；不作工之人，需燃料少，食量亦少。倘食物足以供身內之燃料而有餘，而其所餘者乃化成脂肪而蓄之體內，以備不時之需。倘不足以供身內之燃料，則生無必取身內所蓄之脂肪，以供燃料；脂肪既盡，則取及肌肉。故飲食不充之人，立形消瘦者此也。材料乃生元之供養料及身體之建築料，材料若有多餘，則悉化為燃料，而不蓄留於體內。此猶之城市之內，建築之材木過多，反成無用，而以之代薪也。故材料不可過多，過多則費體內機關之力以化之為燃料。而其質若不適為燃料，則燃後所遺渣滓於體中，又須費腎臟多少工夫，將渣滓清除，則司其事之臟腑有過勞之患，而損害隨之，非所宜也。食物之用，分為兩種：一為燃料，素食為多；一為材料，肉食為多。材料過多，可變為燃料之用，而燃料過多，材料欠缺，則燃料不能變為材料之用。是故材料不能欠缺，倘有欠缺，必立損元氣；材料又不可過多，倘過多則有傷臟腑。世之人倘能知此理，則養生益壽之道，思過半矣。
近年生理學家之言食物份量者，不言其物質之多少，而言其所生熱力之多少以為準。其法用器測量，以物質燃化後，能令一格廉１（中國二分六厘）水熱至百度表一度為一熱率[今譯克（gram），下同。]，故稱「食物有多少熱率」，或謂「人當食多少熱率」等語。此已成為生理學之一通用術語矣，以後當用此以言食量也。食物之重要種類有三，即淡氣類、炭輕類、脂肪類；此外更有水、鹽、鐵、燐、#、錳各質並生機質（此質化學家尚未考確為何元素），皆為人生所不可少也。談氣類一格廉有四零一熱率，炭輕類一格康有四零一熱率，脂肪類一格廉有九零三熱率。淡氣質以蛋白為最純，而各種畜肉及魚類皆涵大部分淡氣，植物中亦涵有淡氣質，而以黃豆、青豆為最多。每人每日養身材料之多少，生理學家之主張各有不同，有以需蛋白質一百格廉為度者，有主張五十格廉便足者。至於所用熱率多少，奧國那典氏所考得凡人身之重，每一基羅２（中國二十四兩）輕工作時當需三十四至四十熱率[即公斤（kilogram）。]重工作時當需四十至六十熱率。如是其人為七十基羅重者，於輕工作時當需食料二千八百熱率，於重工作時當需食料三千五百至四千熱率。有奧國學者佛列查氏曾親自試驗彼身重八十六基羅，而每日所食蛋白質四十五格廉（中國一兩一錢七分）、燃料一千六百熱率，其後體質雖減少十三基羅有奇，然其康健較前尤勝；後再減少食料至三十八格廉蛋白、一千五百八十熱率，而其身體健康繼續如常。各生理學家為飲食度量之試驗者多矣，而其為身體材料所需之淡氣質，總不外由五十格廉至一百格廉，即中國衡一兩三錢至二兩六錢之蛋白質也。其為身體之燃料所需者，不外三四千熱率之間耳。其間有極重之工作，有需熱率至五六千者，此則不常見也。
人間之疾病，多半從飲食不節而來。所有動物皆順其自然之性，即純聽生元之節制，故於飲食之量一足其度，則斷不多食。而上古之人與今之野蠻人種，文化未開，天性未漓，飲食亦多順其自然，故少受飲食過量之病。今日進化之人，文明程度愈高，則去自然亦愈遠，而自作之孽亦多。如酒也、煙也、鴉片也、鵠肩也，種種戕生之物，日出日繁，而人之嗜好邪僻亦以文明進化而加增，則近代文明人類受飲食之患者，實不可勝量也。
作者曾得飲食之病，即胃不消化之症。原起甚微，嘗以事忙忽略，漸成重症，於是自行醫治稍愈，仍復從事奔走而忽略之。如是者數次。其後則藥石無靈，只得慎講衛生，凡堅硬准化之物皆不入口，所食不出牛奶、粥糜、肉汁等物。初頗覺效，繼而食之至半年以後，則此等食物亦歸無效，而病則日甚，胃痛頻來，幾無法可治。乃變方法施以外治，用按摩手術以助胃之消化。此法初施，亦生奇效，而數月後舊病仍發，每發一次，比前更重。於是更覓按摩手術而兼明醫學者，乃得東京高野太吉先生。先生之手術固超越尋常，而又著有《抵抗養生論》一書，其飲食之法與尋常迥異。尋常西醫飲食之方，皆令病者食易消化之物，而戒堅硬之質。而高野先生之方，則令病者戒除一切肉類及溶化流動之物，如粥糜、牛奶、雞蛋、肉汁等，而食堅硬之蔬菜、鮮果，務取筋多難化者，以抵抗腸胃，使自發力，以復其自然之本能。吾初不之信，乃繼思吾之服粥糜、牛奶等物已一連半年，而病終不愈，乃有一試其法之意。又見高野先生之手術，已能愈我頑病，意更決焉。而先生則曰：「手術者乃一時之治法，若欲病根斷絕，長享康健，非遵我抵抗養生之法不可。」遂從之而行，果得奇效。惟愈後數月，偶一食肉或牛奶、雞蛋、湯水、茶、酒等物，病又復發。始以為或有他因，不獨關於所食也。其後三四次皆如此，於是不得不如高野先生之法，戒除一切肉類、牛奶、雞蛋、湯水、茶、酒，與夫一切辛辣之品；而每日所食，則硬飯與蔬菜及少許魚類，而以鮮果代茶水。從此舊病若失，至今兩年，食量有加，身體康健勝常，食後不覺積滯，而覺暢快。此則十年以來所未有，而近兩年始復見之者。余曩時曾肄業醫科，於生理衛生之學，自謂頗有心得，乃反於一己之飲食養生，則忽於微漸，遂生胃病，幾於不治。幸得高野先生之抵抗養生術，而積年舊症一旦消除，是實醫道中之一大革命也。於此可見飲食一事之難知有如此。
且人之稟賦各有不同，故飲食之物宜於此者不盡宜於彼，治飲食之病亦各異其術，不能一概論也。惟通常飲食養生之大要，則不外乎有節而已，不為過量之食即為養生第一要訣也。又肉食本為構成身體之材料及補充身體之材料，元氣所賴以存，為物至要，而不可稍為虧缺者也；然其所需之量，與身體之大小有一定之比例。如上所述者，所食不可過多，多則損多益少。故食肉過量而傷生者，獨多於他病也。夫肉食之度，老少當有不同，青年待長之人肉食可以稍多，壯年生長已定之人肉食宜減，老年之人則更宜大減。夫素食為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為今日科學家、衛生家、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而中國人之素食，尤為適宜。惟豆腐一物，當與肉食同視，不宜過於身體所需材料之量，則於衛生之道其庶幾矣。
雖然，飲食之物審擇精矣，而其份量亦適合乎身體之需要矣，而於飲食之奧義，猶未能謂為知也。飲食入口之後，作如何變化？及既消化之，而由腸胃收吸入血之後，又如何變化？其奧妙，比之未入口之物品更為難知也。食物入口之後，首經舌官試驗之，若其不適於胃腸之物，即立吐而出之；若其適合於胃腸之消化也，舌官則滋其味而歡納之。由是牙齒咀嚼之，口津調和溶化之，粉質之物則化之為糖，其他之物則牙齒磨碎之，舌尖卷而造之以入食管，食管申舒而送之下胃臟。食物入胃之後，則胃之下口立即緊閉，而收蓄食物於胃中，至足度之時，則胃之生元報告於腦，而腦則發令止食，而吾人覺之，名之曰飽。此胃臟作用之一，所以定全體每度所應需物料之多寡也。食飽之後，當立停止，如再多食則傷生矣。食物蓄滿於胃之後，胃津則和化肉質，如口津之化粉質焉。而胃肌則伸縮搖磨，將食物化為細糜，始開下口而送之入於小腸。到小腸上部時，則細糜與甜肉汁和合，凡口津、胃津所不能化之物，而甜肉汁可以補而化之，令之悉成為糜漿。而經過二十餘尺之小腸，輾轉迴旋，而為小腸之機關收吸之，由回管而入於肝。其適於養生之料，則由肝管而導入心臟，由心臟鼓之而出脈管，以分配於百體，為生元之養料及燃料也。其不適於身體之物，則由肝臟淘汰之，不使入血，而導之入膽囊，再由膽管導之出小腸，而為利大便之津液。其小腸所吸余之物，則為渣滓而入於大腸，在大腸時，仍有收吸機關補吸小腸所遺余之養料，遂由大腸而推入直腸，則純為渣滓不適於身體之用矣。直腸積滿渣滓之後，則送之出肛門，而為大便。此飲食之終始也。
惟食物既入血之後，尚多種種之變化，此非專從事於生理學者則不能知之；而雖從事於生理學者，亦不能盡知之也。此飲食之事之關於體內之組織者，為天然之性，吾人本屬難知；則就飲食之未入人身之前之各種問題，如糧食之生產、糧食之運輸、糧食之分配及饑饉之防備等問題純屬人為者，亦正不易知之也。
近代國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國之組織為最進步。而此次歐戰一開，則德國海面被英封禁，糧食時虞竭乏，社會忽起恐慌，人民備受種種之痛苦。至兩年以後，乃始任巴特基氏為全國糧食總監。巴氏乃用科學之法以經理糧食，而竭乏之事始得無虞，恐慌之事漸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漸減。由是德國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則，早已絕糧而降服矣。按巴氏未經理糧食之前，民間之買食物者常千百候於店門之外，須費多少警察之約束，始能維持秩序。店伙按序分配，先到者先得，及至賣盡，則後至者常至空手而回矣。故欲得食物者，多有通宵不睡，先一夕而至，候於糧食店之門外，以待黎明買物者。當時德國有醫學博士諷之云：「使買油之婦在家多睡六小時，則身體中所涵蓄之油，較之彼從油店所買得者多矣。」此可想見其當時困苦情形也。而巴氏之法，亦不外乎平均節用而已。考德國未戰以前，其自產之糧食可足全國八成以上之用，其輸入之糧食不過二成左右耳。然而民家廚中及飯店廚中，每日所虛耗者已不止二成；而個人所食不需要於養生之品及過食需要之品，亦不止二成。故巴氏於廚中則止絕虛耗，於個人則限口給糧，而每人以若乾熱率為準。如是一出入之間，糧不加多，而食則綽有餘矣。其後更從事於推廣生產，凡園庭、花圃、游場與及一切餘地荒土，悉墾為農田，並多制各種之化學田料，從此糧食無竭矣。前此兩年之久，人民備受多少之痛苦，視為無可挽救者；而巴氏之法一行，則能使家給人足，貧而能均，各取所需，無人向隅者，非行之艱，實知之艱也。
括而言之，食物入口之後，其消化工夫、收吸工夫、淘汰工夫、建築工夫、燃燒工夫，種種作為，誰實為之？譬有人見原料之入工廠，經機器之動作，而變成精美之貨物以供世用者，謂為機器為之，可乎？不可也。蓋必有人工以司理機器，而精美之貨物乃可成也。身內飲食機關有如此之妙用者，亦非機關自為之也，乃身內之生元為之司理者也。由此觀之，身內飲食之事，人人行之，而終身不知其道者，既如此；而身外食貨問題，人人習之，而全國不明其理者，又如彼。此足以證明行之非艱，知之實惟艱也。
或曰：「飲食之事，乃天性使然，故有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至於其他人為之事，則非可與此同日而語也。」今作者更請以人為之事於下章證之。
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今再以用錢一事，為「行易知難」之證。
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而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為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為錢所裁製；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為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為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為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准」，故為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准也。」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為之，繼以金、銀、銅、錫為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遊牧之國，有以牛、羊為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為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果、粟為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鹽、茶為錢幣者。要之能為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為錢幣而已。專門之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為百貨之『中准』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為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毀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為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秦併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銅錢為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為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為幣。而今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為錢幣：有以黃金為正幣，而銀、銅為輔幣者；有以銀為正幣而鋼為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為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為百貨之「中准」也。
然則凡物適合於為百貨「中准」者，皆可為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倘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倘有貨物，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為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饑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濱遜克魯梳漂流記》１者乎[今譯《魯濱遜飄流記》。]？試擬設身其地，而攜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果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饑也，必須自行摘果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
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為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雖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為金錢之先河，何事為買賣之導線，不可不詳求確鑿，方能得金錢為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著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記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利便，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只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為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為市矣。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慾望亦漸開。於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准」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只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瞭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週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幣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顰，而發不兌現之令也，只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准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慾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慾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准」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准」，各於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於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云：「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１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２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而各國後先傚法者也。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
第三章以作文為證
今更以中國人之作文為「行易知難」之證。
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為萬能。多數才俊之士，廢棄百藝，惟文是務。此國勢所以弱，而民事所以不進也。然以其文論，終不能不謂為富麗殊絕。夫自庖羲畫卦，以迄於今，文字遞進，逾五千年。今日中國人口四萬萬眾，其間雖不盡能讀能書，而率受中國文字直接間接之陶冶。外至日本、高麗、安南、交趾之旅，亦皆號曰「同文」。以文字實用久遠言，則遠勝於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之死語。以文字傳佈流用言，則雖以今日之英語號稱流布最廣，而用之者不過二萬萬人，曾未及用中國文字者之半也。蓋一民族之進化，至能有文字，良非易事；而其文字之勢力，能旁及鄰圉，吸收而同化之。所以五千年前，不過黃河流域之小區，今乃進展成茲世界無兩之巨國。雖以積弱，屢遭異族吞滅，而侵入之族不特不能同化中華民族，反為中國所同化，則文字之功為偉矣。雖今日新學之士，間有偶廢中國文字之議，而以作者觀之，則中國文字決不當廢也。
夫前章所述機器與錢幣之用，在物質文明方面，所以使人類安適繁華，而文字之用，則以助人類心性文明之發達。實際則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後能進步。中國近代物質文明不進步，因之心性文明之進步亦為之稽遲。顧古來之研究，非可埋沒。持中國近代之文明以比歐美，在物質方面不逮固甚遠，其在心性方面，雖不如彼者亦多，而能與彼頡頏者正不少，即勝彼者亦間有之。彼於中國文明一概抹殺者，殆未之思耳。且中國人之心性理想無非古人所模鑄，欲圖進步改良，亦須從遠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補偏救弊之方。夫文字為思想傳授之中介，與錢幣為貨物交換之中介，其用正相類。必廢去中國文字，又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類有史以來，能紀四五千年之事翔實無間斷者，亦惟中國文字所獨有；則在學者正當寶貴此資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為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為我調查，而使古人為我書記，多多益善矣。彼歐美學者於埃及、巴比倫之文字，國亡種滅，久不適於用者，猶不憚搜求破碎，復其舊觀，亦以古人之思想足資今人學問故耳。而我中國文字，詎反可廢去乎？
但中國文言殊非一致。文字之源本出於言語，而言語每隨時代以變遷。至於為文，雖體制亦有古今之殊，要不能隨言語而俱化。故在三代以前，文字初成，文化限於黃河流域一區，其時言語與文字當然一致，可無疑也。至於周代，文化四播，則黃河流域以外之民，巴、庸、荊、楚、吳、越、江、淮之族，受中國之文字所感化，而各習之以方言，於是言文始分。及乎周衰，戎狄四侵，外來言語羼入中原；降及五胡，乃至五代、遼、夏、金、元，各以其力蠶食中國，其言語亦不無遺留於朔北，而文字語言益以殊矣。漢後文字，踵事增華，而言語則各隨所便，於是始所歧者甚僅，而分道各馳，久且相距愈遠。顧言語有變遷而無進化，而文字則雖仍古昔，其使用之技術實日見精研。所以中國言語為世界中之粗劣者，往往文字可達之意，言語不得而傳。是則中國人非不善為文，而拙於用語者也。亦惟文字可傳久遠，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難。至於言語，非無傑出之士妙於修辭，而流風餘韻無所寄托，隨時代而俱湮，故學者無所繼承。然則文字有進化，而言語轉見退步者，非無故矣。抑歐洲文字基於音韻，音韻即表言語，言語有變，文字即可隨之。中華制字，以象形、會意為主，所以言語雖殊，而文字不能與之俱變。要之，此不過為言語之不進步，而中國人民非有所闕於文字。歷代能文之士，其所創作突過外人，則公論所歸也。蓋中國文字成為一種美術，能文者直美術專門名家，既有天才，復以其終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詣自不易及。惟舉全國人士而范以一種美術，變本加厲，廢絕他途，如上所述，斯其弊為世詬病耳。
然雖以中國文字勢力之大，與歷代能文之士之多，試一問此超越歐美之中國文學家中，果有能心知作文之法則而後含毫命簡者乎？則將應之曰：否。中國自古以來，無文法、文理之學。為文者窮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於文法則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窮其字句之所當然，與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見也。至其窮無所遁，乃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解，謂非無學而何？夫學者貴知其當然與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謂為學也。欲知文章之所當然，則必自文法之學始；欲知其所以然，則必自文理之學始。文法之學為何？即西人之「葛郎瑪」１也[英文grammar譯音。]，教人分字類詞，聯詞造句，以成言文而達意志者也。泰西各國皆有文法之學，各以本國言語文字而成書，為初學必由之徑。故西國學童至十歲左右者，多已通曉文法，而能運用其所識之字以為淺顯之文矣。故學童之造就無論深淺，而執筆為文，則深者能深，淺者能淺，無不達意，鮮有不通之弊也。中國向無文法之學，故學作文者非多用功於咿唔#嘩，熟讀前人之文章，而盡得其格調，不能下筆為文也。故通者則全通，而不通者雖十年窗下，仍有不能聯詞造句以成文，殆無造就深淺之別也。若只教學童日識十字，而悉解其訓詁，年識三千餘字，而欲其能運用之，而作成淺顯之文章者，蓋無有也。以無文法之學，故不能率由捷徑以達速成，此猶渡水之無津梁舟楫，必當繞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國之文人，亦良苦矣！
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１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馬建忠。]，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為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為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為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猶未窺三昧，訛誤不免，且全引古人文章為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也。然既通曉作文，又何所用乎文法？是猶已繞道而渡水矣，更何事乎津梁？所貴乎津梁者，在未渡之前也。故所需乎文法者，多在十齡以下之幼童及不能執筆為文之人耳。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為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規正言語，使全國習為普通知識，則由言語以知文法，由文法而進窺古人之文章，則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復也。
文理為何？即西人之邏輯也。作者於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邏輯者，非以此為適當也，乃以邏輯之施用於文章者，即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學用於推論特多，故有翻為「論理學」者，有翻為「辨學」者，有翻為「名學」者，皆未得其至當也。夫推論者，乃邏輯之一部；而辨者，又不過推論之一端，而其範圍尤小，更不足以括邏輯矣。至於嚴又陵１氏所翻之《名學》[嚴復，字又陵。]，則更為遼東白豕也。夫名學者，乃「那曼尼利森」２也[英文nominalism譯音，今譯唯名論。下面提到的「實學」，今譯唯實論。]，而非「邏輯」３也[英文logiC譯音。]。此學為歐洲中世紀時理學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實學」。此兩大思潮，當十一世紀時大起爭論，至十二世紀之中葉乃止，從此名學之傳習亦因之而息。近代間有復倡斯學者，穆勒氏即其健將也，然穆勒氏亦不過以名理而演邏輯耳，而未嘗名其書為「名學」也。其書之原名為《邏輯之統系》４[英文「SystemofLogics」。]。嚴又陵氏翻之為《名學》者，無乃以穆氏之書言名理之事獨多，遂以名學而統邏輯乎？夫名學者，亦為邏輯之一端耳。凡以「論理學」、「辨學」、「名學」而譯邏輯者，皆如華僑之稱西斑雅５為呂宋也[今譯西班牙，下同。]。夫呂宋者，南洋群島之一也，與中國最接近，千數百年以來，中國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華人習知其名。而近代呂宋為西斑雅所佔領，其後華僑至其地者，則稱西班雅人為呂宋人。後至墨西哥、比魯６[今譯秘魯，下同。]、芝利７等國[今譯智利。]，所見多西斑雅人為政，亦呼之為呂宋人。尋而知所謂呂宋者，尚有其所來之祖國，於是呼西斑雅為大呂宋，而南洋群島之本呂宋為小呂宋，至今因之。夫以學者之眼光觀之，則言西斑雅以括呂宋可也，而言呂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華僑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呂宋，故以稱之。今之譯邏輯以一偏之名者，無乃類是乎？
然則邏輯究為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妥？作者於此，蓋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獵乎邏輯者，莫不知此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人類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矣，而中國則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夫斯學至今尚未大為發明，故專治此學者，所持之說，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學者之對於理則之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惟人類之稟賦，其方寸自具有理則之感覺，故能文之士，研精構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則無不暗合於理則者；而叩其造詣之道，則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
是故不知文法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當然也。如曾國藩者，晚清之宿學文豪也，彼之與人論文，有「春風風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入其門而無人門焉者，入其閨而無人閨焉者」。其於風風、雨雨、衣衣、食食、門門、閨閨等疊用之字，而解之以上一字為實字實用，下一字為實字虛用，則以為發前人所未發，而探得千古文章之秘奧矣。然以文法解之，則上一字為名詞，下一字為動詞也，此文義當然之事，而宿學文豪有所不知，故強而解之為實字虛用也。又不知理則之學者，不能知文章之所以然也。如近人所著《文法要略》，其第三章第二節曰：
「本名字者，人物獨有之名稱，而非其他所公有。如侯方域《王猛論》曰：『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孔稚圭《北山移文》曰：『惠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亮與猛雖同為人類，鵠雖同為鳥類，猿雖同為獸類，曰亮、曰猛、曰鵠、曰猿，即為本名；不能人人皆謂之亮、猛，亦不能見鳥即謂之鵠，見獸即謂之猿也，故曰本名字。」
此以亮、猛、鵠、猿視同一律，不待曾涉獵理則學之書者，一見而知其謬。即稍留意於理則之感覺者，亦能知其不當也。世界古今人類，只有一亮一猛其人者耳，而世界古今之鳥獸，豈獨一鵠一猿耶？此不待辨而明也。然著書者何以有此大錯？則以中國向來未有理則學之書，而人未慣用其理則之感覺故也。夫中國之文章富矣麗矣，中國之文人多矣能矣，其所為文，誠有如揚雄所云「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者矣。然而數千年以來，中國文人只能作文章，而不能知文章，所以無人發明文法之學與理則之學，必待外人輸來，而乃始知吾文學向來之缺憾。此足證明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也。
第四章以七事為證
前三章所引以為「知難行易」之證者，其一為飲食，則人類全部行之者；其二為用錢，則人類之文明部分行之者；其三為作文，則文明部分中之士人行之者。此三事也，人類之行之不為不久矣，不為不習矣，然考其實，則只能行之，而不能知之。而間有好學深思之士，專從事於研求其理者，每畢生窮年累月，亦有所不能知。是則行之非艱，而知之實艱，以此三事證之，已成為鐵案不移矣。或曰：「此三事則然矣，而其他之事未必皆然也。」今更舉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事為證，以觀其然否。
夫人類能造屋宇以安居，不知幾何年代，而後始有建築之學。中國則至今猶未有其學。故中國之屋宇多不本於建築學以造成，是行而不知者也。而外國今日之屋宇，則無不本於建築學，先繪圖設計，而後從事於建築，是知而後行者也。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為外國之工師，而結垣架棟者為中國之苦力。是知之者為外國工師，而行之者為中國苦力，此知行分任而造成一屋者也。至表面觀之，設計者指搖筆畫，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師易而苦力難矣，然而細考其詳，則大有天壤之別。設有人欲以萬金而建一家宅，以其所好及其所需種種內容，就工師以請設計。而工師從而進行，則必先以萬金為範圍，算其能購置何種與若干之材料，此實踐之經濟學所必需知也。次則計其面積之廣狹，立體之高低，地基之壓力如何，梁架之支持幾重，務要求得精確，此實驗之物理學所必需知也。再而家宅之形式如何結構，使之勾心鬥角，以適觀瞻，此應用之美術學所必需知也。又再而宅內之光線如何引接，空氣如何流通，寒暑如何防禦，穢濁如何去除，此居住之衛生學所必需知也。終而客廳如何陳設，飯堂如何佈置，書房如何間格，寢室如何安排，方適時流之好尚，此社會心理學所必需知也。工師者，必根據於以上各科學而設計，方得稱為建築學之名家也。今上海新建之崇樓高閣，與及洋房家宅，其設計多出於有此種知識之工師也，而實行建築者皆華工也。由此觀之，知之易乎？行之易乎？此建築事業可為「知難行易」之鐵證者四也。
民國七年十月，上海有華廠造成一艘三千噸大之汽船下水，西報大為之稱揚，謂從來華人所造之船，其大以此為首屈一指。然華廠之造此船也，乃傚法泰西，借近代科學知識，用外國機器而成之也。接近日在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地之外人船廠，其工匠幾盡數華人，只一二工師及督理為西人耳。所造之船，其大至萬數千噸者，不可勝數也。要之在東方西人各船廠所造之船，皆謂之華人所造者，亦無不可，蓋其施工建造悉屬華人也。作者往嘗遊觀數廠，每向華匠叩以造船之道。皆答以施工建造，並不為難，所難者繪圖設計耳；倘計劃既定，按圖施工，則成效可指日而待矣。去年美國與德宣戰，其第一之需要者為船隻之補充，於是不得不為破天荒之計劃以擴張造船廠，期一年造成四百萬噸之船。此說一出，舉世為之驚倒。若在平時有為此說者，莫不目之為狂妄。乃自計劃既定之後，則美廠有數十日而造成一艘一萬噸以上之船者。全國船廠百數十，其大者同時落造數十船，小者同時落造十餘船。如是各廠一致施工，萬弩齊發，及時所成，則結果已過於期望之上。近日日本川崎船廠，竟有以二十三日造成一艘九千噸之船者，其迅速為世界第一也。此皆為科學大明之後，本所知以定進行，其成效既如此矣。今就科學未發達以前，舉一同等之事業與之比較，一觀知行之難易也。當明初之世，成祖以搜索建文，命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其第一次自永樂三年六月始受命巡洋，至永樂五年九月而返中國。此二十八個月之間，已航巡南洋各地，至三佛齊而止。計其往返水程以及沿途留駐之時日，當非十餘個月不辦；今始為之折半，則鄭和自奉命以至啟程之日，不過十四個月耳。在此十四個月中，為彼籌備二萬八千餘人之糧食、武器及各種需要，而又同時造成六十四艘之大海舶。據《明史》所載，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吃水深淺未明，然以意推之，當在一丈以上，如是則其積量總在四五千噸，其長度則等於今日外國頭等之郵船矣。當時無科學知識以助計劃也，無外國機器以代人工也，而鄭和又非專門之造船學家也，當時世界亦無如此巨大之海舶也。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然今之中國人借科學之知識、外國之機器，而造成一艘三千噸之船，則以為難能，其視鄭和之成績為何如？此「行之非艱，知之惟艱」，造船事業可為鐵證者五也。
中國最有名之陸地工程者，萬里長城也。秦始皇令蒙恬北築長城，以御匈奴。東起遼沈，西迄臨洮，陵山越谷五千餘里，工程之大，古無其匹，為世界獨一之奇觀。當秦之時代，科學未發明也，機器未創造也，人工無今日之多也，物力無今日之宏也，工程之學不及今日之深造也，然竟能成此偉大之建築者，其道安在？曰：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西諺有云：「需要者，創造之母也。」秦始皇雖以一世之雄，併吞六國，統一中原；然彼自度掃大漠而滅匈奴，有所未能也，而設邊戍以防飄忽無定之遊騎，又有不勝其煩也，為一勞永逸之計，莫善於設長城以御之。始皇雖無道，而長城之有功於後世，實與大禹之治水等。由今觀之，倘無長城之捍衛，則中國之亡於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漢之時代矣。如是則中國民族必無漢唐之發展昌大而同化南方之種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強固之後，雖一亡於蒙古，而蒙古為我所同化；再亡於滿洲，而滿洲亦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長城之功為不少也。而當時之築長城者，只為保其一姓之私、子孫帝皇萬世之業耳，而未嘗知其收效之廣且遠也。彼迫於需要，只有毅然力行以成之耳，初固不計其工程之大、費力之多也，殆亦行之而不知其道也。而今日科學雖明，機器雖備，人工物力亦超越往昔，工程之學皆遠駕當時矣，然試就一積學經驗之工師，叩以萬里長城之計劃：材料幾何？人工幾何？所需經費若干？時間若干可以造成？吾思彼之所答，必曰：「此非易知之事也。」即使有不憚煩之工師費數年之力，為一詳細測量而定有精確計劃，而呈之今之人，今之人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欲效秦始皇而再築一萬里長城，為必不可能之事也。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當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立即反攻為守，為需要所迫，數月之間築就長壕，由北海之濱至於瑞士山麓，長一千五百餘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之防禦，每重之工程，有陰溝，有地窖，有甬道，有棧房。工程之鞏固繁複，每線每裡比較，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三線合計，長約不下五千餘里。而英法聯軍方面所築長壕亦如之。二者合計，長約萬餘裡。比之中國之長城，其長倍之。此萬餘裡之工程，其初並未預定計劃，皆要臨時隨地施工，而其工程之大，成立之速，真所謂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者也。而歐洲東方之戰線，由波羅的海橫亙歐洲大陸，而至於黑海，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亦若西方，其工程時間皆相等。此等浩大迅速之工程，倘無事實當前，則言之殊難見信。然歐洲東西兩戰場合計約有四萬里之戰壕，今已成為歷史之陳跡矣。而專門之工程家，恐亦尚難測其涯略也。由此觀之，「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始皇之長城、歐洲之戰壕可為鐵證者六也。
中國更有一浩大工程，可與長城相伯仲者，運河是也。運河南起杭州，貫江蘇、山東、直隸三省，經長江、大河、白河而至通州，長三千餘里，為世界第一長之運河，成南北交通之要道，其利於國計民生，有不可勝量也。自中西通市之後，汽船出現，海運大通，則漕河日就淤塞，漸成水患。近有議修浚江淮一節以興水利者，聘請洋匠測量計劃，已覺工程之大，為我財力所不能辦，而必謀借洋債，方敢從事�